四、 庚子之变

1900年在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中是另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年，康有为支持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希望通过后者推翻后党统治，促成光绪复权，建立君主立宪的“新中国”。保皇会为唐提供经费支持的条件是，唐必须以“勤王”为政纲。

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不断蔓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镶嵌在帝后政争格局中的康有为，一开始就将义和团运动界定为慈禧太后一党的工具。在1900年5月的《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中，康开篇就称：“义和团之乱，端王为会首，荣禄，刚毅为主持，而实那拉氏主持之。”^注138而八国联军入京，在康有为看来，既是一次巨大的危机，但也给维新派创造了新的机会。在6月初致唐才常的信中，康有为称：“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然有此时机，皇上复位赖此机，中国自立赖此机。”^注139

在同一封信中，康有为甚至考虑一个计划：坐英国的军舰北上，救出光绪皇帝，然后南迁。但是他担心北京到处是荣禄军队与俄国人的牵制，是否能救出光绪是个问题，即便救出，也很难成功南下，同时，还可能需要向外国出卖权益，“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注140因此，妥善的救光绪方案是自立军先立军威，领军北上，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康有为筹措起义经费的主要地点，就是在新加坡和香港。他在若干书信中提到了与英国新加坡总督及香港总督的交涉，希望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持。^注141新加坡总督称清廷支持义和团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口吻写的，英国只有拿到光绪亲笔书信，才能考虑救光绪。康则完全不相信上谕出自光绪之手，疑为荣禄阴谋。^注142

7月16日，康有为发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称北京的后党政府“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而自立军“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于不败之地”。^注143

同时，康有为代表新党，阐发外交政策。康有为将新党与旧党做了泾渭分明的比较，称新党“皆知万国并立之理，并万国交通之理”。新党如果执政，用兵于内地，“必能保护西人身家财产，必能保护商业教堂。如商业有失，必能赔偿；如政府有旧款，必能续交”。具体的外交政策有十点：第一尽开通商口岸，以为各国通商之地；第二免内地之厘金；第三改律法，“务令大体与西人相合而与中国舆情不背”；第四改监狱，“法律既改，则于内地皆改用西人监狱样式”；新开口岸不设租界，“但于通商地方，并雇西人为法官，帮助讯案”；第五延请西人为科学教习；第六内地农工商矿之开创，“皆当用西法行之”；第七各国交际，采用日本的立法例，优待各国；第八驿务、信局、电线、车路等“万国交际”事务，“我皆从万国公例相通”，其有兵事及其他万国公会大事相通者，我皆从万国公例。第九是在修律和改定政事之后，仿日本例，实行中外人士内地杂居；第十万国宗教，听其人民之所择——实际上是保护各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自由。这里面的一些政策，恰恰是康有为自己所攻击过的“卖国”政策。对它的理解，必须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自立军起兵在即，康有为要努力向列强证明，中国的新政府不会削减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之，以此来获得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注144

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实行“东南互保”，也给了康有为策动各省督抚“勤王”的想象空间。在8月9日自立军起兵前不久，康有为起草了一封《致各省督抚书》，号召地方大员们起兵反对载漪、奕劻、荣禄、刚毅等“后党”，扶光绪复位，甚至称“八国联盟，皆议救圣主”。^注145

但是，唐才常的思路与康有为并不尽一致。1900年7月，唐才常召集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与严复为正副会长，自任总干事，作为起义成功后组织议会的基础。在人事安排上，唐才常并没有给康梁留出领导位置。同时，唐才常还和孙文保持着呼应关系，而这就引起了康有为很大的不满，扼发经费，导致自立军错过最佳起兵时机，最终遭到张之洞镇压。^注146康有为寄予希望的英国，虽然一开始对自立军有支持倾向，但最终也并没有给予实质帮助，更谈不上帮助康有为实现救出光绪、政府南迁的目的了。

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遇难。康有为表现出极大的震惊，但只字不提扣押给自立军款项的事情。在8月下旬的一封书信中，康有为提到了新加坡总督的一个说法：“英、日、美三国决救圣上，并言中国绝不与他人，若上不在则瓜分。”^注147不管这是不是他编造的说法，现在自立军起义失败，救光绪无望，列强的瓜分，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并没有渠道去影响列强的决策，但仍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1900年11月至12月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中，康有为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分之立至也。故今为中国计，莫若及各国意见之不一，而未协和也，速与定约。夫英之意在保全商务，俄意在尽吞土地，其万不能协和也明矣。然英、德则既协和而商矣，意、奥既许之矣，大势渐定，则八国之协和速矣。若其协和之后，则今日可言保全，而明日可言分割。^注148

在此，康有为明确提出，他所担忧的，正是列强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大国协调”。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是俄、普、奥三国的协调，导致了波兰的彻底瓜分。而土耳其和埃及也深受列强协调之害。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找到列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分裂，在其达成协调之前，尽早抛出自己的方案。而康有为提出的方案是什么呢？他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第一种情况下，与各个列强分别签订条约；第二种情况，则是抛出东三省，让列强自己去争夺。^注149

之所以抛出东三省，是因为1900年俄国除参与八国联军之外，还单独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东三省已经不在中央政府手中。康有为以内地十八行省为中国的“内圈”，而将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为“外圈”。如果中国实在无法保全领土，不得不割地，那么可以牺牲的首先是外圈，内圈则应尽力予以保全。而抛出东三省，供八国共同争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俄国的力量。如果中国恢复势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注150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在瓜分中国之上形成协调。

1900年法国政治漫画，画面前排从左到右分别为英、德、俄、法、日

不过，康有为出的主意，仍然是相当一厢情愿的。八国联军入京之时，清廷指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一起担任议和大臣，但列强根本不认可李鸿章的谈判资格。最后清廷只能搬出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来代为交涉。赫德努力劝说各国列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符合列强的长远利益，应尽快议和，恢复商务。1900年10月至11月，八大列强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代表在西班牙公馆召集了十多次外交团会议，于12月24日向奕劻提出了十二条大纲，并说明不得更改。^注151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清廷最终只能照单全收。康有为期待李鸿章提出的方案，显然是高估了清政府在列强面前的地位。

但事态发展的结果并没有那么糟：中国并未遭到瓜分，列强最终达成的是只索取赔款和扩大在华特权的共识。而这当然是跟列强之间的利益纠葛有关：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折中是这么分析当时的列强矛盾的：“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挠，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注152这里比较突出的是美国。1898年刚将菲律宾变成殖民地的美国，在远东势力大增，保持中国市场的统一和完整有利于美国利益，因此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而英国实际上也不希望自己从中国统一市场中获得的利益被其他列强分割。对于列强而言，要达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难度太大，难以实行。

与此同时，瓦德西承认，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好战精神”令他触动，让他认识到中国民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机”：“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注153这也许是一个令康有为出乎意料的评论。康有为将保全中国领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列强的相互矛盾上，并没有想到义和团运动本身对列强的瓜分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由于这两大原因，列强们最终决定，维持已经顺从列强的慈禧太后对中国的统治，以避免瓜分中国所可能带来的列强内部冲突和对中国的巨大统治成本。列强貌似达成了大国协调，而这次协调，恰恰暴露出列强内部巨大的矛盾，预示着未来协调破裂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