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  论

1895—1900年是康有为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奠基时期。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了不少西学著作，对于国际秩序有一些思考，但还难以达到充当清廷外交智囊的程度。而甲午战争之后东亚的大国纵横捭阖，尤其是日本政府对华展开的宣传攻势，使康有为接触到了诸多更为具体的国际秩序知识，进而重审中国在列强体系中的位置。他认识到了维也纳体系中的文明等级区分，认识到列强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协调关系，但同时也认识到，日本还没有完全被西方列强吸纳进入这一协调体系，因此存在利用列强之间矛盾，对其加以分化的可能性。在他流亡后游说日本政府的过程中，康有为甚至搬出春秋时代的国际规则来论证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

当然，即便在康有为最受光绪信任的时段，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康有为的基本方法，是利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原理，分化列强，防止其形成瓜分中国的协调一致决定。他主张联合英日美三国来阻止德、俄在中国的进一步侵略，甚至提出“合邦论”。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他主张中国在八国达成协调一致之前，迅速抛出自己的方案，以分化列强，防止出现1815年维也纳会议列强瓜分波兰的一幕。这些主张大部分是落空的，原因在于，尽管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的一般特征认识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外交人员，对于维也纳体系下列强之间各种秘密的外交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他更熟悉的春秋时期虽然也有会盟等协调机制，但相比于维也纳体系下发达而成熟的协调体制来说，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康有为经常高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列强之间的矛盾，高估美、日、英三国对中国的善意，低估列强相互之间协调的可能性，从而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政策建议。至于其在1900年设想的在自立军、地方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某种政治联盟，以对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政治可能性，如果真的变成现实，恐怕是中国的噩梦。

但无论如何，这是康有为的思想最有“纵横家”风格的一段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那时对于中、英、日、美联盟关系的思考，对欧洲列强相互协调关系的观察，是其《大同书》中对“公会议”和“公政府”之思考的重要经验基础。

事实上，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是维也纳体系在远东的绝唱。此后，欧洲列强进入了一个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时期，乃至最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流亡中的康有为意识到，列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升级。而他也敏锐地看到，正在崛起中的德国，将要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掘墓人。德国取代戊戌变法时期的俄国与日本，成为康有为的效法对象，甚至他对其他欧洲列强的观察，都受到了他的德国观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