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徒劳的“秦庭之哭”
摆在康有为之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流亡英国，一条是流亡日本。两条路，他都尝试过，但他终究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最终，是日本政府选择了他，从而有了康梁师徒在日本的“秦庭之哭”。
政变发生前一日，康有为从塘沽码头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南下，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收到上海道蔡钧上船捉拿钦犯的要求，派出手下濮兰德营救康有为，后改乘“埃斯克号”轮船前往香港。
英国在华政客对康有为的印象不佳。在赴港途中，康有为曾与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Henry Cockbum）交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相的电文中汇报了戈颁对康有为的一些印象：“他对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和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政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他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他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注118康有为在香港会见的英国海军少将、国会议员贝思福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则认为康有为“办理太急，不讲章法，以至毫厘千里，求益反损”。注119
10月6日，康有为香港期间接受《中国邮报》采访，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1898年10月7日香港《字林西报周刊》转载了《中国邮报》对康有为的采访。记者对康有为的印象是：“作为一个不知道西方语文的中国人来说，康氏留给记者的印象，是他具有惊人的现代知识，而且较之大多数他的同国人更能掌握情况，虽然他的某些见解似乎不免近于幻想，但他的态度无疑的是真挚的。”注120这一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与窦纳乐的报告对照。从一个英国专业外交人员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的外交知识是比较业余的。但如果将参照系设定为不懂西文的中国人，康有为的现代知识可谓惊人。但他的努力，显然不足以打动英国公使向其提供保护。
《中国邮报》记者问康有为下一步的打算，康有为回答他奉诏去英国求救，并称“英国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国家驰名的，他曾两次拯救过土耳其，其中一次甚至牺牲过两万人的生命和大量金钱”。注121而他之所以对英国有信心，是因为英国出手援助，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而如果不这样做，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竣工，将对英国利益构成重大打击。在这里康有为仍然诉诸于英俄之间的矛盾，试图借助英国的力量来救出皇帝，推进维新事业。
康有为是9月29日到达香港的。在向英国人求助的同时，他让自己的门生托宫崎寅藏帮忙联系日本领事上野季三郎。在与上野季三郎的谈话中，康有为将刚刚发生的政变归结为“英日党及露党之冲突”，希望日英两国合援，并表明自己将启动“日英之行”。但日本人的反应明显要比英国人积极得多。注122上野联系了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0月9日大隈回电日本将为康有为提供保护。而英国港督也以“香港刺客太多，非安全之地，如能去日、美，对中国维新运动将有大益”，主张康有为去日本。注123
最终，康有为没有去成英国，而是在宫崎寅藏、宇佐穗来彦的陪同下，于10月19日坐日本邮船公司的“河内号”前往日本，10月24日抵达神户，次日抵达东京。此时梁启超已经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塘沽坐“大岛舰”抵达日本数日。
康有为是靠大隈重信的支持才到达日本，但大隈对中日关系以及与欧美列强的协调有所顾虑，所以将相关接待事项委托给了兼任东亚同文会会长的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康有为等人的生活费及此后离日的旅费都从外务省秘密拨付东亚同文会的经费中出。注124近卫笃麿10月16日的日记显示，东亚同文会多数会员对康有为来日颇有顾虑，因为康原来已与英国人接触，现在又联系日本，东亚同文会对其不太信任，讨论结果是，可以暂时援救，但不可永留日本，也不可与多数人接触，最终要送往英美等国。注125
10月25日，即康有为抵日第二天，梁启超即致信大隈重信求援，在信中，梁将戊戌变法放到新旧之争、满汉之争、英俄之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帝后之争是各种矛盾的爆发点。他甚至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把皇帝比作天皇，把太后比作将军，把湖南比作长州，以此强调自己所进行的改革事业是对明治维新的继承。注126在10月26、 27两日，梁启超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了笔谈，梁在其中进一步分析了时局，称无论是慈禧和荣禄等一直掌权，还是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都可能会导致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因此维新派向日本求援，但在政变发生之后，凭日本一国之力已经难以使光绪复权，而是进一步联合英美，“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康梁师徒愿意再赴英美求援。梁启超还提到了康有为约容闳一同前往英美的计划。注127然而，大隈此前就对康梁不无疑虑，其内阁此时也摇摇欲坠，自然对康有为的要求很难有实质性的回应。
大隈内阁倒台之后，康梁求见继任的山县有朋，未有回音，于是他们转向实质负责接待事项的近卫笃麿。11月12日，近卫笃麿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请求近卫帮助光绪复权，近卫称：“外交之事，绝非贵我两国所能解决，如此之大事，必观察欧美列国之态度决定之甚难断言可否，且此事不可贸然放言。”注128近卫在此表现出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欧美列强小心翼翼的外交态度。1899年2月13日第二次会见近卫，康有为重新提出这一要求，近卫笃麿日记里未有记录任何进一步的承诺。注129但近卫对康有为的生活还是关心的，曾两次予以资助。注130
康梁在日本会见各路政要时采用的标准说法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代表俄国利益的旧党压制支持英日利益的维新党的结果，光绪皇帝英明神武，维新派改革也不存在过于激进的问题。注131但日本如何才能促成慈禧太后归权于光绪皇帝呢？梁启超在会见志贺重昂的时候，曾提出一个“赎买”方案：“今若能与英、美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令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体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之以大义也……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情，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注132这其实就是由各国做担保，劝说慈禧太后归权光绪，获得清廷每年五百万的供养。这应该是梁启超与康有为共同商量的结果，因为康有为从日本发给李提摩太的信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然则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注133
康梁师徒在日本的“秦庭之哭”，并没有打动日本政府。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多方搜集情报，发现其所提防的德、俄两国对时局也持观望态度，可见政变的原因是内生的，而非大国干预的结果。康梁将政变的原因归结为俄国的干预，在日本官方看来并没有事实基础。正如伊原泽周指出，日本政府刚吃过“三国干涉还辽”的苦头，没有欧美政府的默许，根本不敢作出推翻慈禧太后，扶光绪皇帝复位这样的重大决策。注134另外一个因素是，伊藤博文前一年访华，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良好关系，张之洞甚至将自己的孙子张厚琨送到日本来进修，而慈禧则通过张之洞的关系，希望日本政府抑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日活动，尤其点出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对清廷的攻击。注135日本政府希望能够维持和张之洞的良好关系，因此也就不能不对张之洞传递的慈禧意志表示尊重，康有为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能是落空。1899年4月3日，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康有为坐船前往加拿大，梁启超则继续滞留日本。
不过，即便在“秦庭之哭”失败之后，康有为仍然不忘经常提醒他的日本朋友要警惕慈禧联通俄国损害日本利益。在1900年，他多次致信近卫笃麿与大隈重信。在1900年1月底致大隈重信的书信中，他提到最近关于慈禧欲废弑光绪另立新君的传闻，请日本出兵征讨。康有为称：“……大清宗祀之卒宰，于东亚大局，地球大势无预，则恪守公法，勿预家事，犹可置之也。”信末又再次重申：“哀我寡君，哀此中国，唯明公深明之。虽不在位，沐浴请讨，不能不望明公。此吾两邦之特形，不能以西欧公法论也。”注136康有为认为，中日两国有“齐鲁之亲”，关系独特，在光绪皇帝被废的事情上，日本不应受制于国际公法。换而言之，如果日本出兵征讨，康有为将不认为这是侵略。
在1900年3月20日致近卫笃麿的书信中，康有为再次告以最近的传闻：“那拉西后调俄兵入朝自卫，许以一切权利，更欲以沿海税关予之，辞去赫德。此真东亚之奇变，黄种之奇忧，非徒鄙国之大不幸，抑亦贵邦之大忧也。”在这里，康有为再次渲染了慈禧与俄国勾结的危险，希望日本“密合志士，并联英国，扶救寡君，以与俄抗”。注137
在这一系列游说日本政府的努力中，康有为一方面渲染俄国的威胁，另一方面甚至抛开当世国际公法，而诉诸春秋时期的周礼，认为日本政府可因清廷乱废立之纲而出兵讨伐。这只能说，他一方面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情报能力，另一方面也对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与国际公法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的把握。“三国干涉还辽”固然是欧洲大国协调体系对于日本的排斥，日本政治精英尽管愤恨，但由于实力所限，其采取的路线，并不是要废除这个体系，而是要努力加入列强俱乐部，成为“一等国家”，这就更要表现自己是国际法的模范遵守者，以获得欧洲列强认可（这一设想在日俄战争之后获得了实现）。此时康有为抛出春秋时代的“齐鲁之亲”说辞，对于日本政要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