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英、美、日“合邦”论
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6月）即“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注106“合邦论”相较于之前的中日结盟，可以说是更进一步。但是，鉴于康有为经常改写自己早年的文稿，他介入“合邦论”的议题的日期是否如此之早，是存在疑问的。但“合邦论”出现于戊戌变法后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时，随着帝后斗争的激化，维新派人士逐渐感觉到改革有走向失败的危险。在此情况之下，康有为等“帝党”人士加紧控制军队，计划在必要时禁锢西太后，同时还有一个努力，就是引入外力，以威慑“后党”。
“合邦论”在政治舞台上涌现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伊藤博文访华。伊藤博文第三次组阁不久，突然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以私人的身份到中国游历。伊原泽周认为伊藤的动机完全是政治性的，是试图通过访问，加强中国内部反对李鸿章“联俄制日”外交路线的力量。他关心康梁这样的维新派，但也将目光投向了外交主张与李鸿章有诸多分歧的张之洞。注107
维新派很早就开始向光绪吹风。8月11日，刑部主事洪汝冲向光绪上奏称：“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洪汝冲指出，伊藤有明治维新的成功治国经验，与西人打交道也很有一套，因此宜为中国所用。注108
伊藤于9月11日抵达天津，9月12日，荣禄、袁世凯、聂士成等在天津设宴款待伊藤博文。9月15日，伊藤博文与庆亲王奕劻等总理衙门大臣们座谈。伊藤的行程中本来没有见康有为的安排。然而9月19日下午，康有为突然到访，两人就中日两国的维新变法展开讨论。康有为《我史》中称自己“恶假权外人，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注109不过这只是康有为的一面之辞注110，至少“恶假权外人”并非康当时行事风格。《我史》中也未提到康有为欲推荐伊藤博文为清廷政治顾问，但这正是康有为彼时的核心主张之一。
同日，康有为也会见了李提摩太。关于此次会见的内容，9月22日《国闻报》透露了一些线索。该报以“远人忠告”为题介绍了李提摩太的“合邦论”，其中提到李提摩太拟进呈一份“瓜分中国图”，其又提到此事变法图强，缓不济急，“须急与英、美、日三国，定一确实联邦之约，先求足以图存，然后可言自振也”。注111
9月19日晚，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调袁世凯入京。杨深秀随即向光绪帝上奏：“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赢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注112这实际上是建议光绪重用伊藤博文，进行变法。而在9月25日致李提摩太的书信中，康有为称自己在9月18日上了一封密折给光绪，建议光绪延请李提摩太做顾问。注113
9月20日，光绪召见伊藤博文，破格待之于国宾之礼。光绪对伊藤说：“我国与贵国同在一洲，至亲至近。现在我国亦要变法，贵爵可将变法次序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注114这实际上是希望伊藤博文在中国的维新变法中发挥顾问的作用。次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以“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为题奏称：“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注115宋伯鲁的奏折中包含的是维新派改组朝政的基本想法，引入外力，同时借此机会将康有为推到更为显要的位置。
“合邦论”如同昙花一现。尽管李提摩太看起来像是有一个建设四国联邦政府的思路，但康有为代宋伯鲁拟的奏折中也只是提议由李鸿章、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和康有为四人共同策划，并未提议实施哪些部分。茅海建指出，康有为的“合邦论”可能受到日本人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的影响，在其中森本提出日本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再与中国合纵。注116根据森本的提议，中日两国的关系是更紧密的联盟关系，而不是合并为一国。康有为在中日关系上的主张，应该也是形成紧密联盟而非真正地合为一国。“合邦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借才”，延揽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为中国所用。“借才”在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并不鲜见，当时列国往往设立“客卿”之位，延揽他国人才。只是维新党人的计划比春秋战国时的做法更进一步，重用伊藤博文，不仅是想借重其个人的才华，更是希望引入他身后的日本政府的权威，以压制后党。
然而，康有为等“帝党”完全打错了算盘。9月19日，在康有为拜访伊藤博文之后，慈禧太后收到了由奕劻代呈的御史杨崇伊密奏《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该折描述了京师关于伊藤博文将获重用的传闻，一旦成真，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注117见折之后，慈禧连夜离开颐和园，返回西苑（中南海）。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次日，政变即发生，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软禁光绪，捕杀维新派人士。被维新派寄予厚望的伊藤博文，最终却成为慈禧太后提早发动政变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