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联英、日而拒俄
但在甲午之仇仍历历在目之时，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却很快转向了与日本和解，在1898年百日维新的后期，甚至提出了中日“合邦”之论。对于今人来说，这一突然转向令人困惑。离开当时的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变化将很难得到解释。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在日本引起的反响远比在中国更激烈。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欲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政治精英原本希望通过甲午战争，一步跻身于“一等国”之列，现在看来也成了泡影。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蹇蹇录》中愤恨地写道：“早晚总有一天对这种干涉的不满暴露出来，以满足我们期待。”注82
1900年德国人发自胶州的明信片
德国于1909年在胶州发行的硬币：“大德国宝”
出处：魏磊杰自藏品
俄国自认为在“三国干涉还辽”大大有功于中国，而清廷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主张“以夷制夷”，推行“联俄制日”的方针，此方针也得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支持。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彼得堡与俄国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该约规定两国在日本攻击中国、朝鲜与俄罗斯远东时相互援助，战时俄国兵船可进入中国所有口岸，中国允许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如此，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将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也迅速跟进。1897年11月13日，震动中外的“胶州湾事件”爆发，三艘德国军舰驶入胶州湾，并在24小时内占据胶澳（今日青岛）。12月14日，俄国以“中俄联盟”遏制德国的名义，将舰队驶入旅顺。德俄两国以相互牵制对方的名义蒙骗清政府，要求分别在胶澳与旅顺长期驻扎下来，但事实上，两国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协调关系。
1896年结成的中俄同盟，本来就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又有德国势力进入东亚。在这一背景下，日本自感势单力薄，试图寻找新的盟友，以制衡俄德的扩张。英国之前从中国的商业开放中获益甚多，其他列强在中国获得领土或势力范围，相当于分割中国市场，从而影响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英国也有与日本联合牵制其他列强的客观需要。除了拉拢英国之外，日本朝野也将目光投向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后沉寂下去的“中日提携论”重新上升。日本官民都积极展开对华游说工作。
日本官方“联华派”的两大代表是外务省与军方的参谋本部，前者努力接触清廷决策层与康梁、严复等维新派。后者重点游说清政府的地方实力派，但也与一批中国留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民间，同文会与东亚会两大团体在中国积极活动。康有为门下弟子徐勤，当时主持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被日本联华组织吸收，同时在1897年左右，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与康有为接触。1897、 1898年之交，参谋本部更是派出了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人前来中国游说，接触了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以及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同期赴华游说张之洞的日本新闻记者西村天囚还在上海会见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以及学生欧榘甲。注83日本联华人士的游说工作相当成功，张之洞、刘坤一等原倾向于“联俄拒日”的地方督抚都转向主张联英日拒俄，康有为原本就没有明显的联俄倾向，在其“朋友圈”纷纷被日本联华人士“攻陷”之时，康很自然地成为联英日拒俄政策的主张者。
《万国公报》是康有为长期以来了解世界动态的读物，对其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期主持《万国公报》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95年即主张中英联合，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Sir Nicholas Robert O'Conor）提交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注84当年李提摩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三年之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又与李提摩太见过一面。康有为在替杨深秀所拟的一份奏折中提及两人就中英美日联合方案的交流：“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注85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爆发之时，正值康有为入京游说朝廷开放向巴西移民。受胶州湾事件激发，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其中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注86在此，康有为对19世纪国际法秩序中的等级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欧洲列强以“文明的标准”尺度区分不同类型的对象，中国首先是被归在半开化国家中，但康有为担心中国正在坠落为国际秩序中的底层，即如非洲的黑人土著部落。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此，康有为提到了“三国还辽”中德、俄、法三国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康有为指出，列强“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打的名头却是“保教保商”。注87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相较此前发生了一个飞跃，充分认识到了欧洲列强在本土维持和平，却将祸水外引这一国际体系常态。
在同一个奏折中，康有为还反复强调波兰被俄、德、奥三国瓜分的先例。波兰历史上共被瓜分三次，最后一次瓜分正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1807年拿破仑扶植华沙大公国，但随着拿破仑的战败，除了克拉科夫及附近地区成为克拉科夫自由市，由俄普奥三国共同保护之外，华沙大公国被俄、普、奥三国完全瓜分，并入各自领土。列强既然能够共同瓜分波兰，自然也有可能瓜分中国。康有为敦促光绪皇帝，要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启动改革。注88而在外交上，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重臣，文学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入其弭兵之所，散布议论，耸动美、英（全集作英、日）。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注89可以看出，康有为充分认识到维也纳会议之后列强之间频繁的外交会议的重要性，主张中国积极参与这些会议，以分化列强。
康有为可能替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起草了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进呈的反对德国修建胶济铁路的奏折。此折提到了近日日本军部派遣宇都宫前往汉口见张之洞，提议一边稳住德、俄，一边对日本人的主张作出积极回应，派人秘密前往日本，即便联合不成，也不贻人口实。日本既然对中国有所求，即可提出暂缓偿还甲午战争赔款。注90
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尤其提到了西洋的“弭兵之所”，但没有展开描述。12月12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奏，其中一附片保举康有为参加西洋弭兵会：“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注91茅海建认为此高燮曾关于弭兵会的信息，很有可能是得自于康有为，而康有为的信息，则可能是来自《万国公报》上若干篇关于弭兵会的论述。注92总理衙门在三个月之后否决了高燮曾的提议，称“会中既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今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总理衙门应该也不清楚弭兵会是否存在，而是从土希之战的结果来反推此会并无实效。注93
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联英的可行性：英国领土遍布全球，目前加拿大、印度、澳洲都谋求自主，所以英国急于守成而非开拓，对于中国的野心也弱于其他国家。联合俄国则有极大的缺陷，第一是“三国还辽”已表明三国合力只能保辽东，而不能保台湾，显示出俄国力量在中国南方的薄弱；德、俄之间既然有密约，中国也无法寄希望于俄国来牵制德国。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地理形势，联合英国，就相当于掌握了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亚丁湾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海上要道，这可以阻滞大部分欧洲列强进攻中国。法国与日本仍可以进攻中国，但日本刚刚与英国结盟，因此也不会进攻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必然有所忌惮，即便发难，中国也能很容易地用少量利益摆平。注94
康有为进而列举出一系列事例，如康熙四十一年英国助奥地利攻西班牙，乾隆二十年帮助普鲁士拒法国，嘉庆七年帮助意大利拒拿破仑，咸丰三、四、五年帮土耳其攻俄国，光绪一、二年助土耳其攻俄国。注95这一系列事情证明，英国“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并与俄国相对比，后者“则徒闻自辟土以攻人而已，未闻助师以救人也”。这当然不是因为英国在道德上多么高尚，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使然。英国受到俄国的威胁较大，因此处处提防俄国，防止俄国出黑海、波罗的海、波斯湾、印度、阿富汗，于是俄国试图以中国的黄海为出海口，与德、法结盟，此举对英国的冲击尤其大。英国既然能为了拒俄而在土耳其牺牲自己的数万士卒，也可以为了拒俄帮助中国。更何况，如果不联英，俄国先侵占中国北方，英国“以均势之例必不肯让”，其结果，英国和日本就可能会占领中国长江。康有为的最后结论是“遣重使，赠铁路、矿务深结英”。注96
为了平衡列强势力，康有为甚至想把美国也拉进来。在1898年3月9日代陈其璋所作的《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中，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势贫弱，恒有以借债为报国之法者”，主张将美国列为债主。一旦美国对中国有债权，当然会考虑保障中国的偿付能力，因此可能会牵制其他列强的对华恶意。他指出，美国的特点是：“富过于法，以不肯占据他人土地者，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各国皆交相畏之。”注97在代宋伯鲁所作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提出派人到美国招商引资，举办实业。注98
康有为试图引入“均势”（balance of power）原则，来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均势”是17世纪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特征，但考虑到这一阶段康有为的西学知识基础，其对“均势”的理解更可能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纵横经验。维也纳体系的原则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进一步，不仅有客观力量的平衡，更有主观上的大国之间的“协调”（concert）。康有为诉诸的原理并无不妥，但由于情报的缺乏，其在具体形势判断上低估了列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与协调的空间。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俄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898年4月25日，俄罗斯外交大臣罗曼·罗森和日本外交大臣西德二郎在日本东京签署了涉及朝鲜半岛争议的协议。该协议将朝鲜半岛化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默认中国东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日之间达成妥协，中国已不可能利用日本牵制俄国。
英俄两国在其他地方虽有激烈的竞争，但其在东亚的侵略兴趣并不相同，因此也不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性。甲午战后，日本应据条约规定在赔款完毕后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但英国希望取得威海卫。1898年3月15日，英国将租借威海卫的意图通知日本，以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外相保证：“如果中国无法自己保住威海卫的话，日本绝不反对某一致力于维持中国独立的列强占领威海卫。”注99而对于俄国占领旅顺，英国内阁内部存在反对派和容忍派，但在两派辩论之后，容忍派最终取得上风，英国政府最终采取了在容忍俄国占领旅顺前提下占领威海卫的方针。英国租借威海卫的消息宣布之后，俄国舆论首先是一片哗然，但俄国政府却十分平静，这说明它并不认为英国占领威海卫妨碍了自己的重大利益。注100在此，列强之间成功地进行了协调，各自在中国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
英国对中英联盟的提议反应颇为谨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在3月15日给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的电文中也提到：“军机处间接且秘密询问我，英国如何看待中英日联盟？我说我不敢冒险回答这一问题。”注101
日本官方的反应与英国相去不远。1898年9月，光绪罢免了李鸿章的总署大臣职务，急切地寻求与日本结盟。在光绪与康梁等维新派之间居中联系的张荫桓在戊戌政变之后回忆：“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注102日本驻华外交官林权助发回日本的报告也证明张荫桓、王文韶曾到访日本使馆，表达光绪皇帝欲加强与日本关系之意，并提议两国互派特命全权大使。注103张荫桓回忆，“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104基于种种考虑，日本政府并没有对于光绪作出直接回应，而是继续按照原来的步调，在中国朝野联络有亲日倾向的人士。
而以李鸿章为总署大臣的总理衙门对局势的看法比康有为、张之洞等更为冷静。在1898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张之洞的回电中，总理衙门指出，如果与日英结盟，日英两国“政出议院”，难以做到保密，一经传播，中俄绝交，德法乘虚而入，后果不可设想。而中国联英有过教训，光绪十八、九年间（1892—1893年），英国曾就帕米尔事项联华拒俄，但实际上又偷偷与俄国达成协议，使得中国利益受损。关键是，“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既然英日两国政府的真正态度并不明朗，中国的对策，应该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形成“不联之联”。注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