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国竞”中“去国”
他日欧洲一统必在德矣。以国国皆自由而彼独得君权，又代有英辟致之，乃天时人事之相赴，非偶然也。
——康有为：《示留东诸子》注154
在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的行程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即便是晚清的外交家，也难以达到同样的广度。注155康有为周游列国，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观光旅游。作为保皇会的领袖，他在许多地方担负着为保皇会筹措经费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自比神农尝百草，考察各国政俗，要为中国寻找一味治疗疾病的药方，注156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往往留下非常详细的游记，以支撑自己的政治判断。
那么，十数年的游历，让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的走向形成何种判断呢？在1907年《示留东诸子》一信中，康有为即预测“他日欧洲一统必在德矣”。在1913年刊行于《不忍》杂志的康有为《大同书》片段中，康有为作出了更为详细的预测：“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其班、葡初合于法，继合于英……而英有内变，或与德战而败……”注157这是一个完整的对欧洲民族国家疆域变迁的设想：合并了瑞典、丹麦、荷兰、瑞士的德国，将与合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英国之间发生战争，而德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而这场巅峰对决，将意味着全球秩序的巨变——康有为预测，大英帝国将分崩离析，印度将会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成为区域霸权。而德国夺取大英帝国的某些遗产，当为题中应有之义。
而这个列国不断战争，弱国不断湮灭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康有为的视域中，这个过程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列国时代本身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超越列国时代、迈向“大同”的必经过程。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列国时代迈向秦朝统一的历史经验，为康有为提供了思考世界秩序的基本经验参照。而《孔子改制考》中即已成型的新“三世说”论述，则为其流亡之后对列国的考察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1871年统一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被接纳进“三世说”框架，并在其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德国不仅是列国时代后来居上的新霸权国家，还是通向“大同”的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其本身的国家建构过程，就为各国超越列国时代提供了某些独特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在康有为看来，从“一统”回归“列国”时代的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以更好地适应列国时代，并为超越列国时代作必要的准备；当然，在当下的“国竞”之世，他更愿意将重点放在适应列国时代之上。
早在1894年桂林讲学时，康有为就提到了1881年徐建寅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注158韩国学者李春馥指出，康有为在1895年《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以及《上清帝第三书》中对于议院的思考，就受到了《德国议院章程》中民选下院制度的很大影响，吸收了其结构、职权和民选方式。注159这是康有为的制度思考受到德国影响的实例。1897年11月14日，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发朝野震动。康有为向清廷进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又替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主张联结英日，抵御德俄。在内外压力之下，光绪最终决心变法。在得到光绪信任之后，康有为暂缓推进下院建设的主张注160，而先后提出具有部分上院功能的“制度局”注161和“懋勤殿”注162，试图以之为维新派的堡垒，辅佐君主，集中权力以图变法。
并没有证据表明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意识到他当时的政制主张与德国政制精神之间存在某些接近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终于有机会实地考察这个曾给他带来很大刺激的新兴霸权国家。他在1907年的《补德国游记》中说自己“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注163但在1907年之后，康有为还去过德国。而据其女儿康同璧的统计，康有为经过柏林总共有11次之多。注164他在德国游历过多少城市呢？笔者根据《德国游记》和《补德国游记》略作整理，就已经达到二十多个：柏林、慕尼黑、汉堡、基尔、德累斯顿、莱比锡、亚琛、卡塞尔、威斯巴登、宾根、科隆、科布伦茨、美因茨、波恩、马格德堡、卡尔斯鲁厄、路德维希堡、斯图加特、埃森、乌尔姆、康斯坦茨、曼海姆、波茨坦、布伦瑞克……当时的德国国土面积54万平方公里，接近于1997年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省的面积，今天的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国土面积则已大大缩水，相当于我国云南省的大小。康有为在德国的游历，基本是在今天的德国边境线内，而在东普鲁士周边（今波兰境内）考察较少，但其足迹所至，密度却甚为惊人。康有为旅迹遍及五大洲，但对一个国家有如此大的精神投入，可谓绝无仅有。
而康有为从考察中得出的结论也颇令我们今人惊异——作于1907年的《补德国游记》如此评价德国：“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注164a尽管在康有为之前赴德的清朝士大夫斌椿、李凤苞、洪钧、许景澄、张德彝对德国也颇有赞誉，但似乎没有哪一个像康有为那样，如此毫无保留。
康有为对德国的极端美誉，当然跟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的进一步上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康有为还有一个不同于之前旅德士大夫的旨趣：他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需要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欧洲游记的写作上，就要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而革命派论述共和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美国与法国两个国家，前者的GDP在1900年已居世界第一，康有为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共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特殊的条件，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注165而治理绩效不甚理想的法国，就成了康有为重点“打击对象”。当然，用以打击法国的武器，既可以是英国，也可以是德国，但康有为最终选择了突出德国，原因在于：（1）英国是老牌欧洲霸权，其成就有较长历史积累，而德国统一不过三十多年，即取得惊人成就，甚至已经在挑战英国霸权，可以更有力地表明君宪之有效性；（2）英国发迹于易守难攻的海岛，德国崛起于欧洲大陆“百战冲要之地”，注166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更接近于德国而非英国，相比之下，德国经验无疑更值得参考；（3）具体到与法国的关系上，尽管19世纪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屡屡击败法国（比如对埃及的争夺），但普鲁士军队毕竟长驱直入巴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巴黎宣布成立，这可以更直接地反衬出法国之颓势，进而贬低共和制的普遍性。
但是，康有为对德国的赞许，不仅仅是一种论战策略。康有为不仅密集考察德国，而且留下大量与德国相关的笔记与政论文字：不仅有《德国游记》和《补德国游记》两篇直接记录旅德考察成就，更有《日耳曼沿革考》考察德国与奥匈帝国所共享的从日耳曼部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前史；《物质救国论》中大量篇幅直接介绍德国的经验；在希腊、土耳其、丹麦、法国等国游记中，都有一些观察或对比直接涉及德国。更重要的是，游历德国所形成的判断，最终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康有为的政治行动。在一战期间，康有为以德国十分强大为由，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作战。大致可以说，在一战德国落败之前，康有为确实真诚地相信德国代表着新的世界潮流，应当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既然范例总是在一般原理的背景下才能成为范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审视康有为对德国这一具体范例的建构，重新切入其思考国际秩序与国内宪制关系的一般原理。注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