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1. 旅游绅士化的视角

绅士化又称中产阶层化，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Hamnett，1991；Smith，2002）。绅士化并非以“绅士”的主体性来界定，而是以中产阶层的空间生产和文化表征行为来界定的，绅士化的主体并不一定是所谓的“绅士”。格拉斯（Glass，1964）提出了绅士化的经典定义，即绅士化是中产阶层迁入工人社区，旧的房屋被修缮，街区的物质景观、商业环境和文化景观发生了改变，引发的房地产价格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导致原住社区居民被迫迁出，直到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都迁出为止。

然而，在过去的60年，绅士化以“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ies）和“历史保护运动”（Historical Preservation）（Listokin et al.，1998）等形式周期性的发生在世界各地，从发达的西方世界蔓延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并呈现不同的类型，涉及不同的参与者。格拉斯所界定的几个重要特征都发生变化，集中体现在美国三次绅士化发展浪潮中（Hackworth and Smith，2001；Hackworth，2002；Smith，2002）。一些学者主张对绅士化的概念进行有针对性的、弹性的定义，以适应新的变化（Clark，2005），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绅士化原本被视为逆城市化和郊区化后的一种中产阶层“重返城市运动”（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但后来证明，绅士化是中产阶层在内城的重新聚集，又称“住在城市运动”（Stay in the City Movement）；第二，绅士化跳出了传统的内城，扩展到城市滨水区（Hoyle，1988）、城市郊区（Badcock，2001；Hackworth and Smith，2001）、乡村地带（Hines，2007；Phillips，2010；Hines，2011；何深静等，2011）；第三，绅士化不仅仅以旧房屋的修缮为特征，还包括居住区配套的完善和提升（Smith，2005）；第四，传统绅士化发生在居住有低收入者的邻里，而当前一些绅士化发生在没有居民的城市棕地（Brownfield）上，即新建绅士化（Visser and Kotze，2008；Rérat and Söderström et al.，2010）。尽管有一些学者对此保留异议（Boddy，2007），但主流学者认为，虽然新建绅士化不存在对原住居民的直接置换，但造成间接置换（Davidson and Lees，2010）；第五，迁入者主要是中产阶层，但也包括超富阶层和低收入的学生阶层（何深静等，2011），更重要的是绅士化并不一定迫使原住低收入居民完全迁出。全球化时代赋予了绅士化更为多样的类型，出现了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Phillips，2004、2010；Hines，2007、2011；何深静等，2011）、新建绅士化（New Builtd Gentrification）（Davidson and Lees，2005、2010；Kotze，2008）、超级绅士化（Super Gentrification）（Lees，2000、2003；Rofe，2004；Butler and Lees，2006）、学生绅士化（Studentification）（Smith，2005、2008；何深静等，2011）、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Gotham，2005；赵玉宗等，2006、2009）等概念。格拉斯所界定的传统绅士化仅仅是众多绅士化中非常特殊的一种（Lees，2000）。本文认为，绅士化一直保留着“高收入阶层（Upper Classes）置换7低收入阶层（Lower Classes）社会空间”这一核心内涵，旅游绅士化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

旅游绅士化是指通过企业化的休闲娱乐和旅游集聚区的发展使得周边中产阶层居住的邻里转型为一个更为富裕阶层专属居住区的过程（Gotham，2005），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呈现高收入阶层替换低收入阶层的邻里“升级”现象。

第二，它带来城市景观的变迁，不仅仅是建筑样式和风格的改变，还涉及整个消费空间和文化认同的建立。

第三，它涉及大量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再投资行为，其中包括旅游投资。

在我国，赵玉宗等（2006）最早将戈瑟姆旅游绅士化的概念引介到国内，并扩展其适用范围。冯淑华等（2009）认为面向中产阶层自驾车游客的旅游空间（目的地）也属于绅士化的客体。赵玉宗等（2009）又以南京“总统府”周边地区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的绅士化具有国际化特征，与西方绅士化类似。旅游绅士化也具有不同形态（赵玉宗等，2006），可能类似于新建绅士化，在一个棕地上新建绅士化社区，也可能类似于超级绅士化，在中产阶层社区发展更富裕阶层的专属区域，这个更接近戈瑟姆所说的旅游绅士化（Gotham，2005）。

2. 研究框架

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如果直接研究主题公园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很难区分影响的外部性，也不太可能解释影响的类型和特征，研究将局限于狭隘的讨论。如果将主题公园发展放置在旅游绅士化进程内，问题将转化为旅游绅士化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见图1。

 

图1　理论视角的转换

那么旅游绅士化又将如何理解城市空间的重构呢？阿特金森和布里奇（Atkinson and Bridge，2005）总结了以往研究中关于绅士化对社区的影响（见表1）。

表1　绅士化对周边社区的影响

注：该表据Atkinson和Bridge（2005）翻译、整理。

综合而言，主题公园发展透过旅游绅士化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如旅游发展与影响，人口置换，空间分异与隔离，就业状况，社区认同，主客关系，空间文化表征，空间消费化、高尚化等，这些影响可以归结为经济秩序的变迁、空间秩序的重构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旅游绅士化的五个层面反映在社会空间上呈现不同状态。由此，形成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2。

 

图2　主题公园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一个旅游绅士化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

1. 案例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嵌入性双案例研究，以深圳华侨城和北京华侨城为案例，采用关键事件、关键人物、特殊过程、特殊现象等作为嵌入性分析单位（见罗伯特·K. 殷，2010）。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寻找理解旅游房地产现象的一般思路，并探讨该现象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涉及案例内比较和案例间比较。一方面，同一案例的历时态比较，目的在于理清各个案例的绅士化过程，强调的是划分不同阶段的社会情境；另一方面，案例间比较试图寻找分析性归纳结论，重视构建受控分析的比较平台。

本文试图从典型案例中的因果关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寻求一种能够解释大多数现象的因果机制，而非所有现象的普遍规律。在此，有必要说明深圳华侨城和北京华侨城的典型性：第一，华侨城集团是我国主题公园产业的领导者，与此同时，华侨城旅游房地产模式备受学界关注，这些都反映了学界和业界对华侨城模式典型性的认可；第二，华侨城集团旅游房地产以“主题公园房地产”为核心，且在深圳、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都有开发类似的城市空间，具有跨城市比较研究的空间优势；第三，华侨城的旅游房地产模式发展的时间最长，有完整的时间脉络，具有历时态研究的时间优势；第四，华侨城集团旗下所涉及的旅游房地产开发基本上都由单一企业开发，避免了不同开发主体的差异。深圳华侨城是华侨城模式的原型，北京华侨城是华侨城模式走向全国的第一步，目前周边社区基本成型。故，选择深圳华侨城和北京华侨城作为案例地。此外，案例地的选择还考虑了研究的进入性。

2. 案例概况

 

图3　深圳华侨城社区范围图

注：粗虚线所圈定的范围即为深圳华侨城社区范围，地图来源于华侨城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06—2015）

本文的社区是在街道办（一般为正处级单位）之下，开发商之上这个层面来界定8。深圳华侨城所属的5.6648平方公里9的范围涉及华侨城集团、港中旅集团等企业的开发，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边界和现实边界（或有围墙、或有道路、或有绿地区分，界限分明），而在行政上，都统一由沙河街道办及其下属社区工作站管理，为本文第一个案例地范围，见图3。

北京华侨城所属地块原为城乡结合部，属南磨房地区垡头西社区。垡头西社区包含3个自然村，即厚俸村、邱家庄和六座屯。2002年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统一开发北京华侨城。2006年，南磨房地区将原来垡头西社区所属的翠城馨园剥离，剩下的区域成立欢乐谷社区（正处级行政单位，包括金蝉欢乐园、金蝉南里和北京欢乐谷）。本文认为，欢乐谷社区所辖范围内的地块具有明确的边界、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明晰的行政权属，并由统一的企业开发建设，为本文的第二个案例地范围，见图4。

 

图4　北京华侨城社区范围图

注：粗虚线所圈定的范围即为北京华侨城社区范围，底图来源于Google地图的卫星影像，拍摄于2010年9月27日，图中地名标注为笔者整理。

3. 数据说明

（1）实地观察与一手资料说明

本文对深圳、北京、成都、武汉和上海的华侨城都有实地观察，获取的一手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完全观察者的身份，对整片区域进行实地考察，记录各个小区的户型、面积、朝向、风格、构造、配套设施、周边环境、档次、年代、社区功能等情况，掌握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规律和空间特征；第二，以旅游者的身份实际体验深圳、北京、成都和上海的欢乐谷，融入旅游者群体，了解旅游者对华侨城的实际感受，掌握他们的空间行为规律和特征；第三，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如沙河街道办下属各个社区的居委会选举工作，参与社区集市和社区义工，参与私人会所的聚会等获取的资料。

（2）访谈情况说明

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的时间从2011年1月9日开始，至2011年11月22日结束，包括正式访谈和有目的的日常谈话，涉及99人次，其中有录音的59人次（其中深圳38人次、北京11人次、成都6人次、上海4人次），共计录音约46小时，整理访谈记录达37万字；无录音的40人次（其中深圳11人，北京22人，成都6人，上海1人），分别详细做了访谈笔记。

（3）二手资料收集与说明

关于华侨城的文献和资料很多，收集、筛选、辨别和整理需要较长的时间。笔者主要从华侨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包括房地产公司、物业公司和欢乐谷），深圳、北京、成都等地相关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房地产中介公司，获得较为权威的二手数据。此外，报纸、杂志、博客、论坛和新闻报道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需要仔细甄别。本文在一些涉及华侨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和政府部门保密资料和数据时采取了比例化、图形化处理，或仅引用保密期以外的时间段数据，如沙河街道办下属各个小区居民人口结构仅使用到2008年及之前的数据。

（三）研究技术路线

本文参照埃森哈特（Eisenhardt，1989）提出的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研究逻辑——“启动（实为定义研究问题）、案例选择、准备设备和拟定计划、进入田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形成假设、与已有文献比较分析和结论”，形成研究技术路线，见图5。

 

图5　研究的技术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