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
中国的短20世纪：两个独特性
20世纪终于落幕了。霍布斯邦站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与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我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年至1976年的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20世纪。辛亥革命正是这个“漫长的革命”的伟大开端——不仅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开端，而且也可以视为“亚洲的觉醒”的一系列开端性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将这两个相互重叠但视角不同的“短20世纪”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分辨出20世纪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
第一个独特性集中于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20世纪是以亚洲的民族革命和宪政民主为开端的，我们可以将1905年俄国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的开端性事件。1911年中国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使得这场革命具有真正开端的意义。我将1905年俄国革命也放在亚洲革命的序列中，不仅因为它的直接触发点是爆发在清朝境内的日俄战争及俄国的战败，而且这场战争和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进程（正是在这一年，同盟会成立）及共和与改良的大辩论，同时也为伊朗革命和此后的土耳其革命提供了灵感。我们可以将“亚洲的觉醒”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崩溃的时代：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幅员广大、民族复杂的俄罗斯帝国衰相渐露，最终在革命与战争的硝烟中崩溃；俄国革命与民族主义力量相伴而行，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波兰、乌克兰等周边地区获得胜利，尽管此后各周边民族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1991年的事件显示了苏联构架与民族原则的深刻联系；1919年，诞生于1867年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奥、匈各自建立共和国，原来寄居在奥匈帝国框架下的较小民族获得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设想的那种在帝国范围内实行革命与变革的民族主义构想（以奥托·鲍威尔为理论代表）彻底失败了；奥斯曼帝国广土众民、横跨欧亚，它的崛起是促成欧洲海洋探险时代的世界历史事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从稍早的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帝国趋于崩溃，新生的土耳其脱离了原有的制度多元主义，转变为一个构架相对单一、幅员大规模缩小的民族国家。在上述三大帝国的相继崩溃中，民族主义、宪政改革与复合型帝国的崩溃是同一故事的不同侧面。1918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在民族自决的名义下将民族原则置于王朝帝国的原则之上，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帝国的反题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政治逻辑。清帝国的命运初看上去跟其他帝国十分相似：1911年的一场局部起义引发了王朝体系的崩溃，分离与独立的潮流遍及帝国的内外领域。在理论领域，种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在汉族、蒙古、西藏和回部都有回响，革命派的思想领袖之一章太炎更是将清朝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相比较。
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剧烈的动荡、分裂的危机和外来的入侵之后，脆弱的共和国却在帝国原有的地域和人口的规模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性。如何解释这一复合型帝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独特的连续性？
第二个独特性集中于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在亚洲的“短20世纪”中，以1917年的俄国革命为标志，民族革命运动不再单一地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相结合，而是和社会革命以及某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国运动相结合。所谓“社会主义色彩”是指孙文的建国纲领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的内涵是以“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及土地涨价归公）为中心的改革计划。十月革命是欧洲战争的产物，但其中回荡着亚洲革命的气息，因为它延续了1911年革命将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纲领和建国构想结合起来的路线——列宁在1912—1913年率先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即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另一方面，为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将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及国际革命关联起来，是1911年中国革命区别于1905年俄国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7—1909年土耳其革命的关键之处，它预示了20世纪的革命将是与18—19世纪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模式非常不同的革命。因此，1911年革命是1905年之后革命序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说，不是1905年俄国革命，而是1911年中国革命，才是这个革命的（而不仅仅是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的真正开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改变了19世纪以降由单向的资本主义扩张所创造的世界图景。然而，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相继解体，民族原则与市场—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取得了双重胜利。在西方，这一过程也被比附于更早时期的帝国解体——民族和人民从专制帝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新的宪政民主。在苏东地区，革命与后革命之间的断裂一目了然。但为什么在霍布斯邦所说的“极端的年代”终结之后，恰恰是中国——我们很难忘记苏东转变的多米诺效应来自1989年的北京——不但保持了政治结构、人口构成与国家规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基础上完成或正在完成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大转变？
上述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涉及帝国与民族国家、帝制与共和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正如在1911年之后的动荡与分裂的岁月中，人们难以判断中国的未来一样，在1989年之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在政治延续的模式下获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政治结构而言，现行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革命建国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却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换句话说，革命与连续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它也可以表述为连续性中的断裂问题——凝聚了中国的“短20世纪”的重要秘密。无论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解释，还是对当代中国及其未来的讨论，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