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气”、“体”的本质与特点

以上我们回顾了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鉴和文学批评中“气”、“体”的发现，对中国文学风格学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对“气”、“体”本质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学风格学的理论特色的形成有何影响呢？

首先，对“气”、“体”本质的理解影响了风格批评方法。“气”、“体”是整体性的，一般来说，它们不是具体地指艺术的某一部分，而是就全部艺术因素的总体而言的。《文心雕龙·附会》：“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可见“体制”（同“体”）综合了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内容和形式因素，就像人的“体”是由全身各部分所组成的。“气”和“体”一样是整体上的风貌，但“气”比起“体”更为虚化，更是浑然天成。

《庄子·人间世》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里的“听之以气”是独契精微，妙悟神韵，而不是细密的分析。这种崇尚直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影响很大。古代风格批评大都采用直观神悟的方式，注重把握对象的整体生命，保全对象的气足神完，较少有周密细致的剖析。我们不妨引用一些例子：

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这种批评是一种整体性的把握，而对构成风格的因素很少作理性分析。严羽以“雄浑悲壮”为盛唐诗风下断语，遂成千古定案。他并不全面分析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诸如盛唐的政治、文化、经济对于盛唐诗风的影响，但谁也不能否认以“雄浑悲壮”论盛唐诗是对其本质和总体的准确把握。相比而言，西方的文学批评显然比较注重风格的分析。如古罗马郎加纳斯《论崇高》就力图找出构成崇高风格的因素。他认为构成崇高风格有五种因素，即“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运用藻饰的技术”、“高雅的措辞”和“总结全部上述的四个”而形成的“整体结构的堂皇卓越”。《论崇高》一书就是按照这五种崇高因素的顺序来讨论的。

当然中国古代风格学并不是完全抛弃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尤其明清评点之学兴盛之后，对于语言、技法的分析还是相当细致的。而桐城文派倡言的“因声求气”之说，从作品的“格律、声色”来求其“神理、气味”，更是开拓了风格分析的一大途径。

其次，在古人看来，“气”与“体”的本质特点还在于其个体的表现性。文气的发现也就是个性的发现。曹丕认为气是天生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见气是一个独特的个性，不可复制。而“体”也是难以模拟、不可重复的，所谓人各有体，就是强调“体”的独创性。体与气是内在个性的表现，刘勰认为“体”是由“性”决定的，“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宋濂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躁易之人，其诗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事物之表……”我们要注意到，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格（气、体）是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表现形态是由作家的人格、修养、学识和个性等因素决定的。“文如其人”这个命题在中国古代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个性决定了艺术风格；一是人品决定了文品。这个命题十分复杂，它不是纯艺术问题，它已交汇了美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所以古人论“文气”，往往综合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可以说，中国古代风格批评特别注重艺术的内在品格，强调作家创作主体包括艺术个性与道德人格，而相对忽略外在的形式。薛雪《一瓢诗话》说：“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品高虽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闾而已。所以品格之格与体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语。”文学的内在“品格”较之外在的“体格”更为重要，“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