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内部的因革损益

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以古代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所以批评家们十分注重文学发展的内部联系。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出现，总有其前因后果，敏锐的批评家能于盛中见衰，亦能于衰中见盛。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丽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权舆于三谢，橐钥于陈、隋也……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趋下。”又曰：“胜国之败材，乃兴邦之隆干；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

王世贞的“阴阳剥复”之说，显然来源于《易》。“剥”、“复”本是《周易》爻卦名称。《周易·序卦》云：“‘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这实质上是承认事物的互相转化，以见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王世贞认为文学现象总是包含着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六朝诗注重骈俪、辞藻、音色之美，所以华丽绮靡而乏格力，从某种角度看可谓“衰飒甚矣”，但这却是唐诗发展的起点。沈佺期、宋之问在六朝诗歌的基础上，使律诗定型。《新唐书·宋之问传》曰：“魏建安后汔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自陈子昂以后，唐诗人转而倾心于汉魏风骨，所以形成声律风骨兼备的壮丽高华的盛唐气象。可见六朝诗的绮靡，正是唐诗发展的必要铺垫，假如没有六朝诗这个华丽绮靡的阶段，唐诗将是另一种风貌。

袁宏道与王世贞虽属对立的诗派，文学见解相去甚远，但对于文风的因革损益的观念却惊人地相似。他在《雪涛阁集序》中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这是对六朝至宋朝诗歌演变的宏观把握，似乎是一部微型的诗风辩证发展史。其细微之处，不免有疏忽遗漏；而且诗风的演变，也绝不是诗人们的一厢情愿，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袁宏道的观点显然不够全面。但是他提出的“法因于弊而成于过”的观点却十分深刻。一个时代的新文风，总是在克服已往时代旧文风弊病的过程中诞生的。所以旧文风的“弊”与“过”却是新文风产生的契机，“弊”、“过”之极，人们便有意识自觉去追求新的文风。盛唐诗歌的雄浑阔大的风格，便是当时诗人有意识对六朝“纤巧”诗风的矫正。但另一方面，新文风固然克服旧文风之弊，却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流弊，于是新文风又转为旧文风，需要后来者从另一个倾向来矫正纠偏。从这个观点看，文学风格的演变，就如环环相扣的链条，有着不可分离的内部联系。每一种风格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都是一时涌现的浪潮，一切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既没有绝对的高下，也不可能永恒存在。

古代批评家在论及文学进化的时候，还有一种十分辩证的历史观念——“一盛则一衰”。一种风格的建立，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一种类型的美之兴盛，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另一种类型的美。一种新风格对旧风格的矫正、否定，一方面是对其流弊的抛弃，另一方面也就难以保持旧风格固有的美了。艺术与科学技术不同，其历程与其称之为“进步”不如称之为变化发展。文学的演化，是难以简单地使用通常意义的“进步”一词来形容的。从某种论点来看进步了，但从另一角度看却是退化。比如原始艺术粗粝拙朴，当艺术向工细精致发展时，古拙的美也随之丧失，只给人们留下不可企及的回想。苏轼认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认为诸公已代表了古代艺术的最高水平。然而苏轼同时又深深感惜杜甫诸人所创造的崇高的艺术美标志着前代古风的衰微。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苏轼提出意味深长的观点：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诗人玉屑》卷之十五“韩文公”条引东坡云：

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我以为历来学者对苏轼这种文学艺术发展史的阐释，以宋人曾季貍最为简妙。他在《艇斋诗话》中引了苏轼《黄子思诗序》后说：“大抵一盛则一衰，后世以为盛，则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独诗字画然也。”“一盛则一衰”揭示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艺术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损失某些后人难以企及的东西。唐代的书法家重法度、笔法、气魄、力量，其风格浑厚端庄，气象开阔。而魏晋书法主要是追求字的意趣，而不在法度和格式，所以东坡称之为“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无疑就笔力法度而言，颜书成就很高，然而已失去了萧散简远之妙，所以东坡说：“书法之坏，自鲁公始。”唐代诗歌也是这样。李白、杜甫、韩愈格力雄大，气象壮阔，艺术的法度技巧都臻极境，然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这可以说是艺术发展的普遍法则。文体的演进也如此：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以其音节和谐，风调华美取胜，然而四言诗特有的“高严简古”之美亦“少衰”矣。所以谢榛《四溟诗话》谓：“迨苏李五言一出，诗体变矣。”这就是艺术上“一盛则一衰”的规律。

于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一方面景仰着艺术的顶峰，一方面又对遥远过去的古朴艺术流连不已。而且当艺术发展到盛极难继的时候，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对古朴艺术的复归。这种复归往往不是倒退，而是突破艺术现状的途径。宋人的面前耸立着唐诗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唐诗在风骨端翔、格力雄壮、兴象超妙、音调华美这些方面达到令后人难再措手的艺术成就。宋人只好另找突破的途径：超越唐人，上追魏晋。在宋代批评中，尽管宋人对唐人交口赞叹，但对魏晋或汉魏的诗，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他们当然不敢贬低唐诗，但认为魏晋诗有唐诗所不及的韵致、意趣。于是宋代诗人便在这些方面下工夫，以求得自己不同于唐诗的面目风格。可见宋人从对盛唐气象的赞赏转而对魏晋风度的追求，表现了宋人的创造性。许多论者只看到宋诗生硬拗折的一面，没顾及宋诗也有萧散简远、高风绝尘的另一面（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因为忽视了宋人对魏晋风度的向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