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风嬗变诠释模式及其哲学基础

古代文学批评家们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不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处在变化不居之中，尽管他们对这种变化的评价和态度根本不同。明代袁中道《花雪赋引》云：“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袁中道肯定“变”的必然性，“若有气行乎其间”，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支配着文学的发展变化。其实袁中道所谓的主宰文风变化的“气”并不神秘，它便是文风嬗变的内部规律。所以袁中道举例说：

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

袁中道认为文学有“必变之势”，注重抒发性灵的容易趋于俚俗浅易，所以须用法度格调来补救；然而一旦诗坛皆重视法度格调，诗歌又倾向于格套和浮响，又转而须用性情来补救。袁中道对于诗坛“必变之势”的阐述，其实是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总结。他另在《阮集之诗序》中对明七子和公安派各自创作风格上的长短作了比较公允的分析。他认为李攀龙“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力塞大历后之窦，于时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这是其创作的功绩，但后来的学诗者慕而趋之，“浸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缺乏个性和内在生命，只剩下空架子。这又引起公安派袁中郎的矫正，“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强调个性和真情实感，摆脱明七子所形成的格套，这是公安派的成就，但后来学者又走向极端，“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所以袁中道认为要救公安派的俚易，又必须重新向汉魏盛唐学习，转而注重法度格调。这里袁中道对于诗风演变的阐述，便是从文学演变的内部规律去探讨的，而不是单纯地从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去看。

纪昀在论述文学发展历史时，也十分注意文学风格内部的因革变化规律。他在《冶亭诗介序》中提出：“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纪昀认为文学新变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流弊，而流弊之积又必然催生新的变化来改进。弊与变就是相反相成的两面。纪昀以宋诗为例，认为宋初出现的典重华丽的西昆体，便是对晚唐五代猥琐诗风的矫正。但“有一变必有一弊”，过分追求典丽，就成为靡丽。于是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人以平易来矫正。但平易又流为率易，所以苏轼、黄庭坚又变之为姿逸。

《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和正统文化的总结，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资料，而且也时时透露出文学发展史的观念。如论宋诗之变：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

这种看法和上述纪昀论宋诗的观点是一致的。西昆体变猥琐为典丽，但又失于雕琢；元祐诗人变雕琢而为朴雅，但伤于率易；江西诗派变率易为瘦硬通神，但又失于生新；江湖四灵派又变生新为清新，但又陷入小巧清苦。所以后来的严羽又大声疾呼，倡导盛唐气象，追求雄浑悲壮的诗风。宋诗从典雅变为平淡，从平淡变为生新，从生新变为清苦，这种风格上的转变，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学内部的因革损益的辩证发展，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虽有一定关系，却不十分密切。

无疑，文学的发展，文风的嬗变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不但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从本质上看，社会生活的发展决定了文学的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它的发展有某种来自内部的制约和规律。有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大致保持不变，但文风却发生了变化；或者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旧文风却仍顽强地占领着文坛。可见文学的发展与外部社会既有一致，也有不一致。当它们之间产生不一致时，往往便是受到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制约。

中国文学批评对于文风嬗变的诠释，其哲学基础是古代辩证法的变易、反复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辩证哲学认为变化是宇宙间的一种普遍法则，万物万事无不处于变化不居之中。《老子》说：“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庄子说：“时有终始，世有变化。”（《庄子·则阳》）而《易》学更认为只有变化，事物才能不穷而久。《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而变化又有常则，有规律。“反”、“复”便是变化的一种规律。“反”、“复”的基本含义指矛盾双方朝相反的方向转化。事物发展到登峰造极，无可再进，必然向反面转化。事物自发生、发展以至盛极难继，于是便转为衰萎退化终于消亡。而有终则有始，旧的消亡同时伴随着新的诞生。反复的观念由来已久。《周易·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把反复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老子更多注意到矛盾双方向反面的转化，他提出：“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认为“曲则全，枉则正；窪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或”（二十二章），“物壮则老”（五十五章），把转化看作普遍存在的现象。范蠡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认为自然界阴阳双方发展到极点就互相转化。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也认为：“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孙子兵法·势篇》）玄学家王弼提出：“物极必反”（《周易·大畜》），“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周易·困》）。古人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必走向反面。事物发展到极点，也就是衰落的开始。兴盛是衰败的征兆，消亡意味着新生。泰极则否，否极则泰。“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这种变化、反复的观念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成为诠释文风嬗变模式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