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代俗尚与文风

除了时代的政治之外，影响文学风貌的外部条件，主要还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俗尚。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举了几个例子。战国时代群雄纷争，百家争鸣，纵横游说之士蜂起，这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如屈原、宋玉辞赋的“炜烨之奇意”，就是“出乎纵横之诡俗”。屈、宋辞赋那种铺陈夸饰、想象奇富、辞藻丰丽的特点多少受到当时纵横风尚的影响。更为明显的例子是晋代文学深受玄学的影响，“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当时社会动乱，作品却空谈玄理，不反映现实，写得平静舒泰。尤其东晋以来，玄言诗流行，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玄言诗因受玄学影响，注重表现老庄哲理，文辞平典恬淡，缺乏诗味，失去了建安文学风清骨峻的传统。在当时，玄言诗的影响很大，就连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没有脱离玄风的浸染。陶渊明的人生观颇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陶诗语言质朴平淡，爱发议论，明显受到玄言诗的影响。但陶诗不是抽象枯燥地发挥玄理，而是抒情真率，形象生动，富有机趣，又与一般玄言诗不同。

从文化史上看，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声气相通，互相影响。每一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都会反映到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流行都可以在当时的文学思想中找到它们的痕迹。又如明代中叶以后，以王艮为首的王学左派，猛烈批判程朱理学，怀疑传统的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李贽更是反对把孔子作为崇拜偶像，无情地揭露假道学的虚伪与丑恶，推崇“童心”，反对复古，主张男女平等，被统治者目为异端。在文学上直接受到王学左派哲学思潮影响的是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据袁中道记载，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受李贽影响很深：“先生（宏道）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文学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的清规戒律，在文学主张上和李贽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性灵”说便是“童心”说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

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同时，彼此又有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影响，并不总是均衡的，有时情况十分复杂。如魏晋玄学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在于玄学动摇了西汉经学的正统地位，形成了自由解放的思潮，这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大有裨益。但是具体的哲学观念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则情况复杂，不应作简单的类比附会。如玄学的才性理论，启发了人们对于作家的才性气质与文章体貌关系的认识，促进了个性论的发展，也形成了创作上追求个性风格的风尚。但一些哲学命题在文学理论中，并没有同步发展。如“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命题，在魏晋颇为流行，士人清谈玄理时也颇欣赏言简意赅的谈吐，但在魏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并未形成有意追求含蓄的审美倾向，也未曾提出意在言外之类的美学论题。直到刘勰、钟嵘才提出“文外重旨”、“文已尽而意无穷”等命题，但其“旨”、“意”也还是指某种较明显的意义，而不是空隐、难以执著的审美情趣。

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学的时代风气，往往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系。明代八股文兴盛，假如单纯就形式而言，八股文本身并非全无是处，它是在综合吸收古代散文与骈文技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骈体化、格式化的散文。然而明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在形式上有种种程式化的规定，在内容上则要求代圣人立言。士人以之为晋身之阶，故明代士人的精神大都销蚀于对八股文的练习之中。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上》说，明代“三百年士人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说：“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明代文学风气与时文（八股）的关系十分密切。明代的作家，大多受了八股文的训练和影响。归有光是明代屈指可数的文章大家，可是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一些通俗的文体如戏曲也受八股的影响，所以出现不少以时文为南曲的作品。而更为严重的是八股文精神已渗透到明代文人的创作意识的深处，难解难分。如明代的复古派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似乎是对八股的反动，但是复古派仍然摆脱不掉八股的精神。复古派的缺点是模拟以至剽窃，而这习气正是从八股来的。八股写作正是要代古人说话，而且还要“代古人语气为之”，这就需要模拟。明代人日夕受八股文的熏浸，已不知不觉地形成模拟的精神。所以他们高唱复古，而精神却仍和时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