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代风格成因的复杂性
上面我们述评了中国古代风格学中关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一些论点。在我们看来，风格的时代性，决定于某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所产生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不同时期，随着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的变化，艺术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对文学风格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而时代的政治、经济则要通过审美理想这个中介才能起作用。由于审美意识的独特性，所以时代的政治、经济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往往十分复杂，假如把文学时代风格的成因单纯归诸时代的政治、经济，就不免失之简单化。
在批评史上，“盛唐气象”可说是一种突出的时代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又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严羽所言的唐诗气象，就是盛唐诗独特的时代风格。盛唐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与中晚唐诗和宋元诗的风格迥然不同。盛唐气象的形成，主要决定于盛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当时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趣味。唐朝自建国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政治也比较开明，思想禁锢很少，思想文化领域比较自由。而且科举制度的实行，给士人提供晋身之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许多士人胸怀远大的理想，对前途充满乐观积极的希望。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士人们眼界开阔，所有这些因素，便形成了盛唐文人士子情绪积极、抱负宏大、气魄豪迈、胸襟开阔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并形成一种开朗、乐观、健康、雄壮的审美理想。但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又不仅仅决定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它还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一方面盛唐诗歌离不开前代优秀诗歌创作遗产（如建安风骨、齐梁声律）这些“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南朝诗风流传已久，至隋代唐初已呈必变之兆，至盛唐诗风之变已成必然之势了。所以“盛唐气象”的形成，是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相契合的结果。
不过，文学有其独立性，文学的发展有时并非与政治盛衰的阶段完全合拍。我们仍以唐诗为例。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年代开始就很兴盛了，史学家羡称“贞观之治”，但诗歌的发展比起政治慢了一拍，在此时尚未呈现出“盛唐气象”。欧阳修说：“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也说：“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在这个时期，六朝骈俪习气仍非常浓厚并顽强地笼罩着诗坛。所以贞观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盛唐，只能列入诗史分期的初唐。真正反映出盛唐气象的诗歌，是自开元中期开始的，离贞观（政治上的盛唐）相差几乎一百年之久！再说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开始，唐朝已由盛极而转衰了，但传统的文学批评，却把安史之乱以至大历初年的诗歌都列为盛唐诗。的确，盛唐诗人崇高的理想、伟大的抱负、不凡的气度和艺术上高华壮丽的审美趣向，是在盛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影响的积淀中形成的，它来自太平盛世，然而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历史惯性。安史之乱后，政治上的盛唐时代结束了，但诗歌上的盛唐气象还在延续。盛唐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气度，他们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并没有立即消失。乱世残酷的现实，还刺激着许多诗人写出雄浑悲壮的作品，而杜甫的诗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呈现了最夺目的光芒。中晚唐的诗风与盛唐气象相比，差异很大，这当然也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盛唐时代迥然不同而造成的，但同时也有文学风格变化的内部规律在起作用。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风格，文学风格总是不断流变因革。贺贻孙《诗筏》云：“诗至中晚，递变递衰，非独气运使然也。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觉成晚唐苦涩一派。”贺贻孙指出中晚唐诗风的变化，不但由于“气运”方面的原因，也因为盛唐诗极盛，后人要“超乘而上”，只好“另出手眼”，故形成与盛唐不同的风味了。贺贻孙的说法颇有道理，这对我们有一定启发：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应从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进行考察，避免把决定时代风格的原因完全归诸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
最后，再谈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从作品风格入手来考证其时代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由来已久，但自严羽《沧浪诗话》之后，就更蔚然成风。严羽自称：“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又自称从数十篇隐去姓名的诗歌，能考证出它们的时代与作者。在具体的批评中，他也常采用这种“望”诗之法。如认为：“《木兰歌》最古，然‘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非汉魏人诗也。”又如当时传有杜甫画像，上有诗云：“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工夫画我无？”严羽认为此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明人受严羽辨体论的影响最大。自明初以来，便极重视对不同时代风格诗歌的辨析。高棅《唐诗品汇叙》指出学诗的一种途径：
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又何者为王、杨、卢、骆，又何者为沈、宋，又何者为陈拾遗，又何为李、杜，又何为孟，为储，为二王，为高、岑，为常、刘、韦、柳，为韩、李、张、王、元、白、郊、岛之制。辩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
在辨别各时代的体制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形成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不失为学诗赏诗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正是文学时代风格论的副产品。中国古代大多数诗人、批评家由于对各个时代作品旦夕揣摩熟参，往往能别有会心，独契精微，“辨家数如辨苍白”（严羽语）。但是文学的时代风格也只能大体言之，不能过于拘泥。王世懋《艺圃撷余》认为，盛唐诗人如王维、岑参、杜甫的一些诗有中唐的气息，而大历十才子也间有盛唐之句，所以指出：“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二“莲花诗”条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轻视宋诗，有一回杨慎抄了宋人张耒、杜衍、刘美中、寇平仲四首诗给何景明，然后：
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
唐、宋诗之分是宋代以后文学批评的一大论题。从总体的时代风格而言，唐宋诗风格的差异很大，有些的确可以“望而知之”。不过唐人中如杜甫、韩愈、孟郊等人之诗，已开宋诗风格的先河，而宋诗也不乏唐音。如杨慎抄录的四首宋诗即是。何景明的判断力不可谓不高，但一接触具体的作品也难免舛误。这恰好证明这种凭直观来评判诗的方法不是完全靠得住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格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