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治乱与文风

古人对于影响文学风貌的诸种时代因素，首先重视的是政治的盛衰。在古人的观念里，政治盛衰直接影响文学艺术的风貌，而从文学艺术的风貌中，也可以观察出时代的政治状况。《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先秦，诗乐合一。所以这里所谓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与亡国之音也包括诗歌在内。《乐记》认为诗乐是由人心所生的，其本源在于“人心之感于物”，而不同的外物外境就引起不同的感情，不同感情的外现，便形成不同风格的作品。治世、乱世和亡国的时代，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心境不同，其作品风貌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汉代《诗大序》也有相同的说法，可见这是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列举了不同时代的诗歌来说明盛世与衰世的文学风格的差异：

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

刘勰对此总结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朝廷政治情况的变化，总是影响并反映到歌诗之中。政治清平的时代如尧舜时代，人们心情欢乐，其歌诗声调宽和。所以有《击壤歌》、《南风歌》、《卿云歌》这些淳朴平和的歌声。周太王、周文王讲德治教化，受其影响《周南》、《豳风》有中和之美。而政治昏暗之世，如周厉王、周幽王时代，文学艺术也随着呈现哀伤怨怒的风格，所以出现《板》、《荡》这种愤怒指斥统治者昏暴的作品。《诗·大雅·板》序：“《板》，凡伯刺厉王也。”又《荡》序：“《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周朝自平王东迁，政治越发微弱，所以有《黍离》这种悲哀忧愤之作。《王风·黍离》序云：“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其诗沉痛浃骨，一唱三叹，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中国古代批评家从历代的文学发展情况来说明政治兴衰、社会治乱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却很少从理论上阐述这种关系。清初批评家汪琬试图解释这种关系，他在《唐诗正序》中说：

当其盛也，人主励精于上，宰臣百执趋事尽言于下，政清刑简，人气和平。故其发之于诗率皆冲融而尔雅。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则朋党之相讦，在野则戎马之交讧，政烦刑苛，人气愁苦。故其所发又皆哀思促节为多，最下则浮且靡矣。中间虽有贤者，亦尝博大其学，掀决其气，以求篇什之昌，而讫不能骤复乎古。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是故正变之所形，国家之治乱系焉。人才之消长，风俗之污隆系焉。

汪琬认为文学风格决定于“人气”，即人的感情、情绪、心态，而“人气”又是由国家治乱所决定的。文学风格是在时代治乱的影响下不自觉而形成的，而且这种形成也是难以抗御的。

变风、变雅之说也是古代时代风格理论中重要的部分。正变之说最早见于《诗大序》。《诗大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有更为具体的论述：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所谓变风、变雅是衰世之音、乱世之音，产生于王道衰、纪纲绝之时代。郑玄认为，变风变雅产生于西周中衰以后。后人对此划分颇有异议，如被当作正风、正雅的《周南》、《召南》并不都作于周初，而且其中也有反映“礼义废、政教失”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西周前期和西周后期至东周这两个时期诗歌的精神风貌是不同的，批评与讽刺现实的确是后一时期作品的重要特色。这种诗歌的正变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政治对诗歌内容、风格的巨大影响，包含着诗歌是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合理观点。

从政治上看，乱世当然不能与治世、盛世相比，但从认识与审美的角度看，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与治世之音同样有价值。孔子在整理《诗三百》时，保存了许多变风、变雅之作，可见他欣赏这一类作品。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品产生于动乱的时代。刘勰指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风格特征，是因为“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原因所形成的。汉末，献帝遭乱离迁徙，建安时代，曹操集团平定北方，乱世中有统一天下之志，所以文人们志深笔长，有建功立业之壮志；同时动乱的现实，又令人慷慨悲凉，反映到文学作品便形成了刚健慷慨的建安风骨。

清代黄宗羲对“正变”有特别的论述：

《风》自《周南》、《召南》、《雅》自《鹿鸣》、《文王》之属以及三《颂》，谓之正经；懿王、夷王而下，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此说诗者之言也。而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然则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不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向令《风》、《雅》而不变，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是故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无他，时为之也。

他认为乱世或亡国的时代，文章往往兴盛。“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社会变化越激烈，“元气”就越充沛，文学也越兴盛。这就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了。黄宗羲的说法不免有点偏颇，不过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于动乱的时代，却是一个事实。这是因为在乱世中一切社会矛盾都暴露无遗，给作家提供了现实的材料。在乱离之中，作家对生活与人生的体验更为深刻全面，视野更为开阔，感情更为丰富。而且由于动乱，统治者失去对思想的统治，文人的思想也更为大胆开放。这一切都有利于创作。更何况，从审美的角度看：“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故黄宗羲认为变风变雅更能“感天地而动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