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变与世情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很早就注意到文学风格与时代的关系。早在孔子之前，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他在听取各地区的诗乐之后，便概括出各种诗乐的风格特征，由此探讨它们产生的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时代的政治状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从诗乐的风格来推测政治盛衰的观念和批评方法对于后人影响很大。孔子认为“诗可以观”，就暗含着诗反映了某个时代的社会状态的观念。孟子提出颂诗读书要“知人”还要“论世”（《孟子·万章下》），认为要正确认识作品的精神实质，只从作品本身分析是不够的，还要联系作者本人的情况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重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儒家诗学的一个特点。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最早对文学与时代关系作出系统全面的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从历代文学的发展总结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并指出文学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发展。

古代诗学有“辨体”之说，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对于不同时代诗歌体制的辨别和评价。每个时代的文学由于处在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有某些相同的审美趣味，所以其作品呈现某种相似的风貌；这种风貌随着时代的推移，又为另外的文学风貌所代替。时代风格，就同一时代的作品而言，体现了某种风格的共性；就不同时代的作品而言，则体现了风格的个性。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个人创造活动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古代的时代风格理论，从哲学的角度看，大致体现了一种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观念，它把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反映。西方一些学者如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把中国古代的时代风格理论列为“决定的（deterministic）理论”。因为这种理论“阐明了文学是当代政治和社会状况无意识的与不可避免的反映或显示这种观念”。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古代的文学时代风格理论认为社会现实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变化发展，文学风格的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任何作者都不能脱离自己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创作。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批评上，便表现为十分注重知人论世，注重对作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和评判作家与作品。

下面介绍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时代风格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