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品与文品的深层关系
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文学批评上颇有争议的论题。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两者完全一致，同时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元好问就曾举潘岳为例，感叹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史书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但潘岳却写出了“高情千古”的《闲居赋》，表现萧然淡泊的情趣，故元好问认为扬雄言为心声的说法值得怀疑。都穆《南濠诗话》赞同元好问的说法，对扬雄所谓的“心声心画”之说持保留意见，指出“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陈廷焯曾列举文学史上一些诗人、词家，有“人品皆不足取，而诗品甚高”和“词不必足法，人品却高绝”的两种人品文品不一致的情况，认为“诗词不尽能定人品”。
西方很多理论家不同意风格即人格的说法，克罗齐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他在《美学原理》中认为风格即人格是一个“错误的等式”。他指出：“艺术对于科学、实践和道德都是独立的。”他认为：“风格即人格说只有两个可能：如果它指风格就是具风格方面的人格，即只指表现活动那方面的人格，那就是完全空洞无意义的；如果要想从某人所见到而表现出来的作品去推断他做了什么，起了什么意志，即肯定知识与意志之中有逻辑的关系，那就是错误的。”他讽刺人们基于这个“错误的等式”认为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在实际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或者认为在作品中写杀人行凶，在生活中不可能一点坏事也不干，就像梵罗那城的妇女看到但丁黝黑的面孔，就以为他真正下过地狱。
其实，仔细考察还可以发现，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但其本意并非人们惯常引用、发挥的“风格即人格”。“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的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碎对象，如果他们写的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是人的本身。”这里的“风格却是人的本身”，又经常被译为“风格即人”、“风格却是本人”或“风格就是人本身”。从翻译角度讲，“风格即人”可能更“雅”，但在“信”与“达”方面，却不如另外几种译法，而对布封本意的误解，正是源自这个更雅一些的译法。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人格与文品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作家的人品与文品是统一的。因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如心物交融、艺术想象、艺术构思、语言表达等始终离不开创作主体的指导，人格是创作主体的重要方面。作家的人品、情操、思想境界都制约着作品的格调境界。屠隆说：“清流不出于淤泥，洪音不发于细窍。”只有高尚的胸襟，创作才能臻上乘，否则会流于凡俗。陶潜胸襟浩荡，人品高绝，故诗品高洁。杜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才能成为诗圣。歌德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文如其人是没有疑义的。当然我们不应拘泥生硬地理解文如其人的说法，应该把它放在更高层次上来理解。文学批评要统观作品的整体格调，所谓人品文品一致，并不是只就作家的个别篇章的片言只语或只就其表现内容而言，而主要是指作家作品的整体格调。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条中提出文学批评要“知言”，就是透过作品的内容，深入到艺术境界内部去考察，“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他举《诗》、《骚》、陶诗为例：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顾炎武认为，只要深入到作品的艺术境界与格调内部，就可以辨别真伪，不为浮言巧辞所迷惑。
叶燮《原诗·外篇上》说：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
“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这不是从作家个别篇章得出来的，而是基于对作家本人以及所有作品的长时段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合意言气韵而察之也。”作品的思想内容可以做假，但整体的气韵格调却难以改变。所以要真正考察人品文品的关系，需要批评家具有高超的艺术判断力。
但是，尽管我们不同意克罗齐把“风格即人格”视为一个完全错误的等式，文学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的确不乏风格与人格看起来分离的现象。中国古代一些批评家也早已注意及此，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困难的不是引证古人的片言只语，而在于对此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人品文品错位的现象，首先有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原因。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中认为，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十分复杂，艺术品绝不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他还认为，在作家心目中，实际生活“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因此不能把作品看成是作家忠实的传记。这是就叙事文体文学而言的，对抒情文体文学而言，作品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可能发生变形。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社会的道德规范时刻在监察人的言行。这种道德规范甚至积淀为深层的心理机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学创作当然也不例外，这是那些虚伪作品产生的道德和心理学上的根源。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指出：“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为文而造情”现象。施闰章《曾子学陶诗序》云：“今有日屠人于市，而口诵好生之书；侈声色，极口体，日夜聚敛，而好为屏嗜绝欲之语。”那些炙手可热的达官贵人偏要装出陶潜式的淡泊，大伪大奸倒不乏忧国忧民的豪言壮语。口蜜者不妨腹剑，巧言者或许鲜仁。内心卑劣庸俗的人越喜欢以高言旷语来自饰，以此博得社会的信任，或者取得自我心理平衡。
创作上的人品文品分离现象既可能是创作者有意识的作伪，也很可能是心理上一种无意识的矫饰。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具有“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se mechanisms），其中有“反作用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人们通过反作用形成的机制，无意识中的真实思想以与它相反的形式在意识中呈现出来。例如一个对爱人不忠诚的人往往信誓旦旦，夸张地表达对爱人热烈的感情。弗洛伊德认为一般反作用形成的人倾向于过度表露和强调自己的感情，他们的感情表露带有夸张的色彩。这种说法使我们想起顾炎武所说的，那些在作品中“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荣格则认为人的心理存在“人格面具”（persona），它是一个人公开的自我。人格面具的产生是因为人需要在社会中扮演一个角色。荣格认为把人格面具当成整个人格的全部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格面具只是用来欺骗别人的工具，因为它只是把个人人格的很小部分呈现给他人。尽管我们很难整体上赞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但其心理防御机制以及人格面具之说，为我们了解人品文品错位现象提供了某些心理学方面的借鉴。我们不妨把文学也看成是一种“面具”，我们就不会天真地只从表面内容来判断作家的人品。宋人吴处厚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可见仅从作品表现内容上来判断作家的人格高下，容易造成文学批评上的“冤假错案”。宋高宗赵构曾写过一首题金山的绝句：“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隐然以抗击外敌的中流砥柱自居，实际上他却是个辱国丧权、屈服外敌的庸君。所以胡应麟评这首诗“殊不类其人”。可以说，这首诗正是赵构的“人格面具”。假如我们只从诗歌本身激昂慷慨的调子去理解，很容易被这种面具所欺骗。孔子早就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古人有句老话：“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些话也值得玩味。
人品与文品毕竟分属道德和美学两个不同系统。叶燮虽然肯定地说：“诗文一道，根乎性，而发为言，本诸内者，表乎外，不可以矫饰，而工与拙亦因之见之矣。”但是诗文创作毕竟是特殊的技艺，不但需要天资，还需要苦功。“诗文一道，在儒者为末务。诗以适性情，文以辞达意，如是已矣。初未尝争工拙于尺寸铢两间。故论者未可以诗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诗文之工拙也。”所论颇为通达。《修竹庐诗问答》中有一段徐熊飞与陆坊之间意味深长的问答：
（陆）问：古来大奸大慝，尽有可传之诗。若忠臣义士、老师宿儒，或辞不达意，甚有流为笑柄者，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审是，则诗主性情之说谬欤？
（徐）答：佥壬小人，其诗非无可传者，以其当为诗时，能冥搜力索，用志不纷耳。《钤山堂》、《咏怀堂》二集，较胜于定山、白沙两先生，一则刻意求工，一则信口而出故也。然以五言、七言定人之邪正喜恶，往往不验。宋之问、陈子昂之流，人品卑不足道，其诗何尝不独步一时哉！盖诗者，性情所寄托，非心术所见端也。性情同而心术异，故贤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贤。
徐熊飞认为：“盖诗者，性情所寄托，非心术所见端也。”诗歌直接表现的是人的“性情”，而不是人的“心术”，后者属于道德范畴。所以“贤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贤”。
因为道德和美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系统，使得人们的生活观与艺术观有时并不一致；对人格与对艺术的衡量标准也有差异。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认为立身须受礼教的规范，所以要谨慎持重；而在文章中表现性情却可放纵自由，无拘无束，不可畏首畏尾，拘忌太多。王铎《拟山园选集·文丹》云：“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李渔《窥词管见》云：“意之曲者，词贵直；事之顺者，语宜逆。此词家一定之理，不折不回。表里如一之法，以之为人不可无，以之作诗作词，则断断不可有也。”袁枚对此引经据典再作发挥：“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孔子曰：‘情欲信，词欲巧。’孟子曰：‘智譬则巧，圣譬则力。’巧，即曲之谓也。崔念陵诗云：‘有磨皆好事，无曲不文星。’洵知言哉！”清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诗心与人品不同。人欲直而诗欲曲，人欲朴而诗须巧，人欲真实而诗欲形似。盖直则意尽，曲则耐思；朴则疑野，巧则多趣；真实则近凝滞，形似则工兴比。”以上所论虽未必十分精确，但它给我们以启迪：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是不同的。文学艺术是反映客观事物和表现主观情性的特殊方式，它更需要天赋，需要个性与独创，需要无拘无束的想象与虚构。艺术的至境总离不开自然与自由，而道德却受人为的、集体的社会伦理制约。
无论人品还是文品都相当复杂。人格结构包含许多层面，在创作活动中，所有的人格因素不一定全部投入其中。作品可以反映人格的主体部分，也可能只是偶露其一鳞半爪。袁枚《再答李少鹤》谈及对“诗言志”之说“不可过拘”。他认为：“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有时作家表现出某些鲜为人知、甚至令人惊讶的思想感情，其实也是不足多怪的。至于文品也不可“看杀”。作家的文品是在长期创作生涯中逐步形成的，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由于生活际遇、人生识见与艺术修养不同，文品可能发生变化；一个作家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写作，可能产生不同的艺术品格，甚至如出二手。就是同一作家运用同一文体表现同一内容，也可能获得不同的文品。宋代诗人林逋，隐遁湖山，人品高洁，其咏梅诗为历代传颂。欧阳修激赏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风韵；黄庭坚偏爱其“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之高格。但其另外的《梅花》诗则有“蕊讶粉绡裁太碎，蒂疑红蜡缀初干”之语，查慎行斥其“堕入恶俗一派”，纪昀评为“俗陋之极”，并有“和靖何至于此”之叹。
艺术的传统、时代的风气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很大，很少作家能够抗御住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某种审美理想，并且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禀性来适应或迎合它们。因此在创作活动中，有一些超乎个人人格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也是有时人品文品看起来不一致的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时代文风健康，格调高尚；有的时代文风绮靡，格调卑下。但在前者作家们未必人人高尚正大，在后者作家们也未必个个庸俗卑浅。在艺术传统和时代风气的强大力量面前，个人的人格与禀性通常显得微不足道。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学温、李者，唐有韩偓，宋有刘筠、杨亿，皆忠清鲠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莱公、文潞公、赵清献公，皆西昆诗体，专学温、李者，得谓之下流乎？”宋初诗文主要继承晚唐、五代的风气，辞藻典丽而内容空虚，并形成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西昆体大多形式华丽而内容狭隘贫乏，诗格不高。石介批评其“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但当时学西昆者众，“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西昆体虽品格不高，但学西昆体的诗人不乏高尚刚峻、忠清鲠亮者。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文学风格也是可以通过模拟、继承而达到相似甚至乱真的地步。魏禧认为：“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犂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毕，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师友所传，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笃者，日夕揣摩，以取名于时，是以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论。呜呼，虽有孟子之知言，亦孰从而辨之哉！”说得很有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
“寒林烟重暝栖鸦，远寺疏钟送落霞。无限岭云遮不断，数声和月到山家。”此宋贼刘豫诗也，清光鉴人，诗竟不可以定人品耶！
刘豫，原宋代官员，后受到金人利诱而降金，建炎四年被金人册立为帝，“国”号“大齐”，是一个宋朝的叛国贼。然而其诗却能写得“清光鉴人”。不过这种风格并非刘豫的独创，他的诗只不过是对前人尤其唐人像储光羲、常建、韦应物等的模拟罢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其语言技巧是不错的。艺术毕竟需要才能，大奸大恶者同样可能具有艺术天赋，正如古人所说：“陈叔宝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又如明代的严嵩、阮大铖等都能写出颇为出色的作品。
优秀的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一种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何绍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很值得注意。他认为：“心声心画，无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作诗文，首先要去俗，要培养高尚的人品，有“真性情”，但仅仅如此仍不足以成家，“因作诗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工夫，方能将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创作自有本身的规律法度，要将“真性情”表现出来，“始则少移焉，继则半至焉，终则全赴焉，是则人与文一。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一方面除去因模拟而得或与自己品性不同的因素，另一方面培护与自己品性相同的艺术个性，最终才能达到“人与文一”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