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定义

作为人际理论的精神病学

我认为，没有一个领域会像精神病学领域那样，在这个领域中，研究人员的预想竟然那般令人感到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提供三种精神病学的定义。第一种定义（也是最广义的定义）是这样的：精神病学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入之见（preoccupation），它完全由观念、印象、魔术、秘闻、信息、奇想、误解，以及空洞的文字汇集而成。这是广义的精神病学，而且，就我所知，许多人是该领域中的活跃分子。

第二种定义是我多年前曾使用过的，当时我正在试图探讨我对精神病学的想法；它也是一种对前科学时期的精神病学的界定。第二种定义把精神病学视作一门艺术，一门观察的艺术，它会影响精神疾病（mental disorders）的进程。

精神病学的第三种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纳的定义，把精神病学视作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它涉及各种事件或过程，精神病学家作为一名观察人员参与这些事件或过程。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组织起来的知识，并不产生自精神病学家所处理的数据，而是产生自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活动或操作。使精神病学的信息得以形成的活动或操作是人际领域的事件，这些人际领域包括精神病学家本身。这些事件为精神病学的发展和精神病学的理论提供了信息，它们是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而不是精神病学家在象牙塔中俯视着的一些事件。在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所有活动或操作中，那些从科学上讲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或操作，是伴随着概念的图式或理智的构思的，它们可以交流。这些东西反过来说是那些相对精确和明确的活动或操作——其意义不可能是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

随着操作观点（operational view）的产生，至少在物理学领域，人们开始对操作方法能否用于心理学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讨论，其中包括心理学方面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讨论，可以在1945年9月的《心理学评论》中找到。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P.W.Bridgman）为这次专题讨论作出了贡献。他说：“当我使用一个术语的条件得到陈述时，当我从我邻居所使用的术语中推断出同样的条件时，这个术语便得到了界定。”我发现自己有点儿接受这种论断了。你们瞧，我准备给术语下个定义，但是，根据布里奇曼的观点，我不会取得成功。我能够做的一切是用一个术语来陈述我意欲陈述的东西，但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使用该术语的意图不一定与该术语相同。这说明精神病学已经远离科学。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所听到的许多讨论中，说话人没有界定他的术语，我也没有为他提供用于推测条件的任何基础（这些条件包括我对那些术语的使用）。因此，当我使用某个特定的词，并赋予它的可用性以相当的条件时，我希望你们至少听完我的讲话，并看看你们是否可以达到对该术语相似运用的程度，这样你们才会逐步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们不去注意我采用一个词语的方式（对于这个词语你们习惯性地赋予它一种特定的含义，而不是辞典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很难达成共识了。

让我再摘引一段布里奇曼的话：“用于科学背景的术语必须服从于科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这些先决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检验或者证明任何一种陈述的正确性和可能性……（而且）为了一切基本的目的，定义可以根据检验操作来说明（通过操作，人们便可确定该条件得到了满足）。”换言之，重要的是，被运用的陈述可以根据它们的效度来检验，这种检验不仅由运用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而且由听到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事业，理应包括大量的陈述，它们的正确性也应当可以进行检验。但是，迄今为止，它尚未达到这种理想的程度。在构思这门科学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许多陈述，根据布里奇曼阐述的观点，肯定会给人们留下很多遐想。然而，如果一个人不只忙于采纳那些容易产生误解的例外，而且还忙于研究这些陈述的实际基础，那么他就会发现，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无法超过布里奇曼关于定义的要求，但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相当简单的操作，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推论。换言之，虽然它们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陈述，但也不是离开令人满意的陈述很远；而且，在这个特定的领域，要想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陈述，也还存在着非常实际的困难。实际上，关于内隐操作（covert operations）的一切陈述，正巧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人格发展早期阶段的某些陈述，也是这种情况。在这些例子中，你可以考虑与陈述相结合的推论的正确性。

这一领域的历史包括两个分支，我想从尽可能精确地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提及这两个分支。毫无疑问，精神病学的理论基础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发现。

第一个分支是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弗洛伊德的发现也好，迈耶的阐释也好，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身上，将此作为研究的核心单位。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熟悉阿道夫·迈耶倡导的精神病学体系，他把心理生物学这个术语应用于精神病学。鉴于这一思想结构，在我看来，迈耶对生活的理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迈耶的贡献之前，知识的宏观划分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它们是超越生物学的上位概念；心理学虽然属于心灵研究的领域，但却清楚地意指心理层面位于生理层面之上。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不只以生理现象为基础。

心理生物学（我将抽取由迈耶提供的这个领域的定义）研究人类，认为人类是具有心理上整合的生命，是这种生命的最高体现。换言之，它是一种或多或少意识的整合（conscious integration），能够利用符号和意义。这种心理上整合的生命（mentally integrated life）的具体体现包括主体结构的特定现象，通过这一结构，人们能够客观地想象自己。虽然心理生物学的某些陈述并不十分确定，但迈耶的观点十分清楚，他认为心理生物学把个体视作最为基本的实体。他说，尽管他也喜欢谈论个体和群体，但个体是接触的动因（agent of contract）。个体必须作出有关人际问题的选择，个体是拥有主体能力（subj ect capacity）的一个客体。

当心理生物学作为知识层面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员时——根据我的思想方法，这是心理学的重要进步——另一门学科诞生了，它称作社会心理学，是人际方法的第二个分支。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库利（Charles H.Cooley）和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十分原始的思想刺激下，倡导了一种社会心理学公式，它包括自我的发展——与我所讨论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较为接近——这种自我的发展基于人际的反映和生活角色的学习——与乔治·格罗德克（George Groddeck）的陈述并不十分相关。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并不关注特定的个体。这种社会心理学清楚地表明，独特的个体是其他许多人的一种复杂的派生物。它并不服务于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目标，因为（也许你会说）不存在可供提供的动能来说明角色转换（shifts in roles）的原因，也即在扮演角色过程中消耗的能量。

现在，我想就米德在创立社会心理学过程中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做一十分简要的评论。

虽然米德的兴趣颇为广泛，涉足科学的历史和意义、宗教的作用、政治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主张，但是他最为关注的还是自我的发生和心理的本质。米德要比大多数哲学家更认真地承担起由达尔文传递给思辨思想家的任务：构建精神的纯自然史。他很早就阐释过这一论题……即精神的特征在于有机体和环境的经验主义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干预。

他为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对一个连续过程中不连续特征的发展（也即功能性心理或自我的发展）进行解释。有机体的活动性质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基础。人类有机体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在他看来，若做一种不恰当的描述，就是模仿），是自我得以发生的根本条件。在扮演他人的角色中，我们也对自己的扮演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开始对他自己的角色假设作出像对他人一样的反应时，自我出现了。从成功地和同时地假设的角色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概括化的他人”，这种他人的角色也可以被假设。一个人对这种概括化角色的反应便是他的个体自我。

人们可以在迈耶的心理生物学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中看到引人注目的思想焦点，它关系到自我的演化。

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对于这一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十分有力的分支，那就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关注人类社会传统的研究。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及一下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对于他的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的简明陈述可以参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由于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说一些，因此我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摘引了一段语录: “在每一个有组织的活动中……人类必须与环境的某个部分相联系，必须与共同的庇护所联系，必须与他们共同承担的某些任务相联系。他们行为的一致性是社会规则的结果，也就是习俗的结果，它由具体的措施来保证，并以一种明显的自动方式来运作。”这里所说的习俗是道德价值观念，“通过这种价值观念，人类由内在的强制来驱使外显的行为”。要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例如语言问题上）没有文化人类学的帮助，我认为根本不可能从心理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过渡到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领域。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把社会心理学看做是对人际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的研究，并且把精神病学也看做是对人际相互作用的研究——我希望大家能原谅我重复地使用“人际相互作用”这种说法。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到需要一门学科，它不仅研究个别的人类有机体或社会遗产，而且还研究人际情境（interpersonal situations），正是因为这种人际情境，人们才会表现出心理健康或神经疾病。利奥那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从另一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我认为他拓展了社会心理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必须置于人际情境的参照框架之中。在我试图为这样一个领域勾画轮廓时，我发现，这个领域中的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行为（也就是活动和操作）能被给予可交流的概念图式，从而能被给予可寻求的科学意义。

我相信，布里奇曼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两种方式来行动……我的公开方式……和我的私下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感到脱离我的伙伴的那种不可侵犯的独立……”正如我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学既研究公开方式的活动，也研究以私下方式进行的那部分活动，后者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不可侵犯的独立状态的。让我说，只要你对你自己的独特个性感兴趣（这是与你或他人可以观察到的人际活动截然不同的），那么你就会对你生活于其中的私下方式感兴趣——可是，对此方式，我却是不感兴趣的。事实上，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从精神病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的角度上说），我们无法涉足不可侵犯的私下方式。把精神病学领域视作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借此建立精神病学，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如果精神病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的话。此外，我们还必须从严重的精神问题中剔除大量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s）——由于它们是伪问题，它们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十分敏感，事实上，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仅仅是愉快地度过一生的方式。让我重复一下，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无法涉足不可改变的私下内容；它能够涉足的仅仅是公开方式的人类生活，或者可以转化成公开方式的人类生活。

由此可见，由于心理生物学研究个体人类，由于文化人类学（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强大分支）研究社会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组成群体的人们的一致性行为之中，因此，精神病学研究以生物学和文化为条件的独特的人际过程，这些人际过程发生在精神病学家从事其工作的人际情境之中。

人：动物和人类的经验

人类天生是动物。人类这种动物始于新生儿的问世。将人类这种动物转化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过程，在个体出生后不久便生效了。人类这种动物如果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将会发现他们是生物系列中特别具有天赋的成员，尤其在其整合装置（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过程中具有天赋。作出这样的推论是有根据的。人类的整合装置提供了下述三种独特的能力：（1）视觉和握物的双手之间的相关能力——除了嘴巴以外最主要的相关工具；（2）听觉和发音器官之间的相关能力，这种发音器官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产生迷人的演化结果——语言；（3）上述这些东西和复杂的大脑中其他一切接收器—效应器系统之间的相关能力，它容许用多种经验的抽象来操作。

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这种动物在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不能照料自己；证据还表明，作为人类这种动物的特征的上述能力，要经过不少于10至20年的时间才能系列地成熟。人类这种动物在出生时极具依赖性，嗣后，这种依赖性逐步减少，但仍须依靠人类环境中人际之间的温柔合作，时间约需出生后5～6年。人性动物（human animal）随着各种生物能力依次成熟而进一步形成特征。

同样清楚的是，经过多年的成熟，天生的潜力（inborn potentialities）是特别易变的，它们服从于相对来说由经验产生的持久变化，从而与比较稳定的模式形成对照。我们平时使用的“本能”（instinct）这一生物学概念，指的就是这些稳定的模式。关于“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s）如同成熟的行为模式的刻板含义一样是不变的说法，完全是荒谬的。因此，一切关于“人类本能”的讨论，往往具有误导性，而且阻碍了正确思想的形成，除非“本能”这个术语（由形容词“人类的”加以修饰）在其含义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以便在使用该术语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意义。

除了遗传的或发展的灾难所造成的结果之外[“白痴”（idiot）这个术语可以正确地用于这种遗传的或发展的灾难]，人性动物天生具有的个体差异，比起人性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来，便犹如小巫见大巫了——不管人类之间的差异多么引人注目，它们都是以特定的文化领域的生活史为背景的。人类差异的问题，对于关注人格和人格独特性的人来说是根本的；由于差异问题特别令人感到麻烦，并且对那些研究人性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怎么说个体差异都是存在的。与此同时，我想告诫你们的是，在精神病学领域，作为对人际关系的研究，相似性，诸如艺术中的相似性、人类生活表现方面的相似性等，要比所有这些个体差异重要得多。

如果我们排除孪生儿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会作出这样的猜测：人性动物之间多少有点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生物的结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必要的生活环境有关的机能活动方面。我几乎不需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头发的颜色，皮肤的纹理，以及它们在体表上的分布；还有虹膜的颜色、皮肤的色素、血型，以及手指、鼻子和耳朵等的大小和形状。我还可以继续列举各种差异，它们可以被描述为特定的生物结构之间从外显向内隐的各种变化。

对于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印象深刻的也许是功能方面的遗传差异或至少是先天的差异，它们表现为：（1）与光频（light frequencies）有关的视觉感受器；（2）与声频（sound frequencies）有关的听觉感受器；（3）各种灵巧动作的解剖学差异，包括言语差异；（4）由比纳（Binet）的“智力测验”所测得的活动，以及构成这些活动的复杂因素的差异。

一种常见的但却是错误的假设是（作出这种假设的人没有真正掌握信息），人类在所谓的可见光谱范围内对频率光波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尽管下列说法在统计学上讲是正确的，即人们可以把一千个人的视觉感受性或色彩感受性的曲线应用于10万个人身上，但是，人们会发现，一个特定的视网膜的色彩感受性，当它被认真地测量时，并不精确地近似于统计上的曲线。其中存在着差异，而且，就我们所知的一切而言，可能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异。

此外，在对光的强度的反应中也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例如，当视网膜在暗淡的照明条件下接受刺激时，它们视个体的健康、营养和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变化在某些特定的环境里颇具意义，因为它们影响到有关人员的生存，例如：在晚间飞行时，甚至在晚间驾驶一辆汽车时。

对光的距离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的这些差异，比起对空气波的听觉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的差异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我们也有通过统计方法而得到的相当典型的感受性曲线，这种曲线可以应用于个体听觉的大量数据之中。从这些统计曲线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要比在色彩视觉领域中得出的个体差异大得多。事实上，听觉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年龄功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曲线也许以某种无法察觉的速度发生变化，直到某个年龄为止；接着，或多或少随着时间而在听觉感受性方面出现稳定性递减。这里，可以更加容易地察觉到差异，例如，有些人听到的词与另一些人听到的词显著不同。除此之外，由于幼年时的疾病或创伤，还存在病理性变化，这种情况要比视觉感受器领域的情况更为常见，并且对经验的外部世界产生更加明显的影响。在不同的人们中间，灵巧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钢琴家，那么如何灵巧地运用手指是十分关键的；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演说家，那么裂腭将会彻底打消他的念头。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差异（有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讨论）是智力因素，包括智力的天赋等等，正如你们业已了解的那样。这种讨论的范围从低能儿到天才，如果天才能够被视作智力的一种功能的话。所谓天才，我指的是那些实际上拥有杰出的能力来探究事件相关性的人，这种相关性是可测量的智力因素的终极。我们都知道，向有些人解释问题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释问题容易得多；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自觉地按聪明与否来将人进行分类。人们已经发现大量尚未确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证明一个人关于自身动物性的感觉。而且，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有些持久的效应可能产生自物理化学环境所造成的缺陷，如在营养缺乏症的病例中发现的那样。

另外一个差异领域是精神病学家更感兴趣的，那就是一个人在能力成熟的速率方面的差异（也许有先天的成分）。有些差异来自健康、事故和疾病等因素，它们在听觉病例中已被证明，当然，无须赘言，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

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这些差异都是先天潜力的差异和人性动物个体发展史的差异。现在，我想考虑的是由非遗传的因素、成分、环境或影响所造成的差异，这些东西根据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自尊的增强或减弱，决定着人类的生涯。这些因素之一是语言。虽然我不会把语言作为人类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差异来进行讨论，但是，我却想从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的《语言》（Language）中摘引一段话，以便为后面的考虑提供一些背景：

（语言是一种）通过自发产生的符号系统来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纯人类的和非本能的方法……（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的……也是由所谓的“发音器官”产生的……语言的本质在于根据各种经验的要素，将常规的声音进行分配，……语言的要素，也即为经验贴上标签的符号，必须……与整个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的经验相联系。唯有这样，交流才有可能，因为单一的经验存在于个体意识之中，严格地讲，是无法进行交流的。若要进行交流，语言就必须涉及作为整体而为社会所接受的经验……

[这种言语领域包括了比基本的言语循环（cycle of speech）更多的东西]，就我们把言语看做纯粹的外部工具而言，它始于声音领域，也结束于声音领域……这一过程的典型路线可能经历了不断的修改，或迁移至相等的系统，而不因此丧失其基本的形式特征。

在这些修改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思维中言语过程的节略现象。毫无疑问，它有许多形式……众所周知，聋哑人能够熟练地将“唇读”（reading from the lips）作为理解言语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所有视觉的言语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当然是书面文字或印刷符号了……（在这些符号中）该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字母或书写的文字）与原始系统中一个特定的要素（声音或口语）相一致。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迁移，萨皮尔提到了摩尔斯电码（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语，例如那些“为聋哑人使用语言而创制的哑语，为天主教西多会特拉普派[（Trappist）此派强调缄口苦修]创制的哑语，或者为可见距离内人们之间的彼此通讯而创制的语言”，例如，通讯兵所使用的旗语。萨皮尔继续写道：

语言的普遍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我们发现没有人不拥有充分发展的语言……语言的基础工作——发展一种清晰的语音系统，将言语要素与概念相结合，为一切关系提供形式的表达——所有这些，在我们所了解的语言中，完美地和系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与语言的普遍性同样重要的是它的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语言的这种普遍性和多样性使我们）相信，语言果真是人类的古老传统……

因此，存在一个并非由生物意义提供的领域，而是由人类传递系统提供的领域。这种传递系统来自他人，既非由生物的遗传过程而发生，又非由构成基本的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递质的干扰而发生。正如萨皮尔所说，这是一个无限多样的领域，这是一种涉及人类在各种环境中必须接触的一切经验和一切关系的象征方法。

语言也许是文化的最重要的领域，但绝不是文化的唯一领域。在语言涉足不到的一些文化领域里，也存在着差异。我已经提到过马林诺夫斯基的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我还想提及一下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她关于文化的本质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说过下列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运作，我们感到特别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有一种思想方式，认为习俗只起一般的作用。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传统意义上的习俗是一组详尽的行为，比之任何一个人在其个体活动中能够演化出的东西来更加令人惊讶，不管这种活动如何脱离常轨。不过，那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习俗在经验中和信念中起着支配作用，而且它还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没有人会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是由一组明确的习俗和制度以及各种思想组成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说过，习俗在形成个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个体可能影响传统习俗的任何方式，这种作用正像他的母语的全部词汇超过了他在家庭用语中对自己孩子进行交谈时的用词一样。……个体的生活史首先是对他的社会中传统地继承下来的模式和标准的同化。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处的风俗形成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奴隶；到了他长大并能参与活动时，文化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与他处于同一文化的每个儿童都将和他分享上述这些东西，而生于其他文化的儿童，没有一个人能够实现上述东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没有一个社会问题能像这个习俗的作用那样让我们费神。在我们理解了它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的复杂事实仍旧处于不可理解的状态。

根据我对所有这些人类差异的因素的讨论，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差异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课题。然而，我们将试图研究人类的相似性。我们不想研究人类差异本身，而是研究他们干什么，根据他们干什么来相当可靠地推论出他们为什么这样干的原因。

一个最具包容性的生物学和心理生物学术语是“经验”（experience）这个词，我们对这个词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对于这个词，我将提供下列的限定性陈述：

经验是生活过的、经历过的任何东西。经验是有机体所参与的事件的内化成分。也就是说，作为有组织的实体参与其中。经验的有限特征取决于有机体的种类，取决于经验到的事件的种类。

经验与有机体参与的事件不是一回事；当我注视一只蛙时，我关于蛙的经验——我关于蛙的知觉——并不是蛙。这只蛙（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蛙的话）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光线模式，我的双眼接受了这种特殊的光线模式的冲击。于是，各种不同的“内部变化”发生了，包括“内部”资料对蛙这个概念的认同。

换言之，存在着一种相对来说“外部的”物体，引起了我们所谓的“使我与之接触”的某些东西；同样，也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相对来说私下的或“内部的”变化。对此，我可能涉及知觉活动，结果导致“知觉”（percept）。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事件过程的知觉特征（诸如把蛙视作蛙）和这一事件过程的“真实”特征是一回事。

如果不去考虑知觉的篡改活动（interpolated act），有可能导致许多伪事实和伪问题。注意一下这一事实，即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我认为他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倡导一种信号理论（theory of signs）时，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评说：某个物件正在趋近我们，在它触及我们的角膜之前，我们就开始眨眼、闭眼。用常识来理解，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不论这种常识声称有多么科学——它实际上误导了一个人。事实是，一种减弱的光照模式触及角膜，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运动的，即它受到先前经验的解释。

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用“原始感觉”（sentience）这个词来意指一些原始数据，我们从中获得信息。我想在这里介绍一种感觉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关于经验的原始数据，还想介绍一种记忆的现象学理论，用以解释与事件的刺激有关的有机体的有意义状态的整体性（totality）。

在我关于蛙的例子中，我曾试图强调知觉活动的重要性。这种知觉活动介于外部现实和我们心中拥有的东西之间。我们心中拥有的东西始于经验，为此理论目的的经验以三种方式发生，其中之一是（但不一定是）限于人类的。这三种方式是未分化的（prototaxic）、不完善的（parataxic）和综合的（syntaxic）。我将提供论据来证明，这三种方式主要是对事件进行“内部”阐述的问题。最容易讨论的模式也是相对来说并不普遍的模式，那就是以综合方式获得的经验；人们在了解某种较难讨论的模式时使用的经验，是以不完善的反应方式获得的经验；而不能进行系统阐述，从而也无法进行讨论的经验是以未分化的方式获得的经验。这些模式的差异在于人们接触曾经经历过的事件时所作阐述的程度和特征。

未分化的模式（作为记忆的基础）是一种粗糙的、简单的，也可能是最丰富的经验模式。原始感觉（从实验的意义上讲）与我所谓的未分化的模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在生命的头几个月，未分化的模式能被视为敏感的有机体瞬间状态的分离系列（discrete series），尤其涉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区域的分离。所谓“敏感的”这个术语，是指我试图把那些感知有意义事件的各种渠道都带入我的概念之中——从譬如说我臀部的触觉器官（它向我报告说，这是一把椅子，我在上面坐的时间够长了），到各种传递信号的感觉活动（它们已经得到发展，以满足我在生活过程中的需要）。对这种经验模式来说，它的感觉和反映好似一种不确定的但却是极其丰富的照明配电盘；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的话，则在任何一种分离的经验中，体现该配电盘的光线模式就是基本的未分化的经验本身。这种比喻可以提示你们，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有机体瞬间状态的分离模式，它并不意味着其他有机体正在作用于它，而是意味着其他有机体的事件正在朝着这种瞬间状态的变化移动，或者实际上对这种变化发生影响。

这些术语和其他许多术语的含义，要到我勾画出人类新生儿经历了一系列阶段以后才会出现——用我的话来说，人类新生儿是潜在的成熟的个体。因此，我将很快开始追踪人格的发展史，你们将会看到，人格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