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
礼治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一致出发点和归宿。
一、礼治思想的渊源
儒家的礼治思想，应远溯到西周初期的周公。西周统治者灭商后，用“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继承和修补了商的神权天命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西周的统治者鉴于夏、商灭亡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认识到民心向背决定其统治稳固与否，统治者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因而在法律思想方面提出了“明德慎罚”，作为“天命”、“天罚”、“刑兹无赦”的补充。周公“制礼作乐”，将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并维护这一基础的“礼”系统化、制度化，实行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礼治”，而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作为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
二、儒家对西周礼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仍然主张“为国以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现出对西周礼治的向往。
为了解决周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恢复和维护礼治，孔子在强调继承周礼的同时，认为可以对周礼有所“损益”，提出了“仁”的思想体系，并纳“仁”入礼。
“仁”在《论语》中出现达百次以上，其含义很复杂，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对“仁”做过多种解释，但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中，“爱人”是“仁”的基本精神。《说文解字》:“仁者，亲也。从人从二。”“爱人”是“仁”的本意，而行“仁”之道，就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其所欲，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其所不欲。一为积极方面，一为消极方面。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恭、宽、信、敏、惠”，则是“爱人”的详细解说。实际上，“仁”是孔子关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综合，忠、恕、恭、宽等诸德，都是“仁”的一个方面，“仁”兼涵诸德，是道德的理想境界。“仁”已经突破了周礼的家族性伦理的内容范围，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家族性伦理，只是“仁”的一个方面了。虽然孔子的弟子有若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实际上，“仁”已具有比家族性伦理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意义。而“克己复礼为仁”一段话，则明确表达了“仁”与礼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表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对“仁”的实践，礼即是“仁”的客观标准。但礼不是空洞的形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与礼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仁”的目的是“复礼”。孔子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为礼治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性伦理基础，这是孔子的一大创造，同时，赋予“仁”的思想以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目的。
“仁”的思想把周礼局限于贵族内部的“亲亲”之爱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要“泛爱众”。但是“仁”的思想有明确的等级意义。孔子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仁”只是“君子”的理想道德。而“仁”者“爱人”，必须以维护等级差别的礼为客观标准，作为“爱人”的节制，“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仁”者“爱人”的意图不外是二个方面：防止贵族之间的争斗以及贵族与新兴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防止弑君弑父、犯上作乱行为的发生；对普通民众而言，则在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孔子认为，“礼崩乐坏”缘于人们缺乏相爱的思想和恪守等级名份的自觉性，而“仁”的道德力量，能够起补救作用，挽回礼治，维护现实统治者的地位和利益。这就是“仁”的社会政治目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法先王”，要“不愆不忘，率守旧章”,“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认为礼治是不变的。
荀子更强调礼治。“国之命在礼”，实行礼治，才能“王天下”。但他的礼治不同于孔孟，他基本上代表了新兴统治集团的利益，反对贵族世袭制。但是，他很推崇周礼所体现和维护的等级制。新兴统治集团并不反对等级特权制度本身。所以，荀子把周礼改造成为维护官僚等级制的新礼。“礼治”经荀子的这一改造，在根本上与法家的“法治”统一起来了。
三、儒家礼治思想的等级社会观
孔、孟、荀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对有所不同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的政治法律思想都以礼治为中心，这是他们的等级社会观所决定的。
儒家认为，社会本身就不是整齐平一的，并从中导出了它的等级社会观。
首先，人有德行才智的差别。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而孟子的人性善论和荀子的人性恶论，均说明这一差别的必然。
其次，社会必须有分工。不但有生产部门之间的农工商贾分工，而且，“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通义也。”“劳力”与“劳心”的分工也是必要的，各有其责。劳力者如农工商贾，从事技艺生产；“劳心者”如士大夫等统治者，以治世为务。而“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权利与义务是不同的。“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也”。社会地位的贵贱上下之分因此必须而且必然。
据此，儒家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是人的德行才智与社会分工、社会地位三位一体的等级社会。德行才智差别和劳力劳心的分工，既是贵贱上下等级的根据，又是等级的表现。等级不同，即意味着德行才智的高低和劳力劳心的不同。贤者居上位，劳心治人；不贤者居人下，劳力食人，从而构成社会的等级名分。为此，孔孟提出“举贤才”、“尊贤使能”，荀子更详细论述“尚贤使能”，要求统治者据此建立官僚等级制度。经济利益，是一切政治主张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儒家理想的三位一体的等级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贵贱上下等级是相一致而成正比的，地位愈高而物质利益享受愈多。所谓“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德才、分工、地位一致，所以禄用的等级差别也就天经地义，“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报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荀子更从性恶论出发，论述因“欲多而物寡”，而对物质利益进行等级分配的必要性。“分均而不偏（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便”，社会须以不平等才能体现平等。“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维齐非齐”，等级制度是社会的基础。
先秦儒家还继承了周礼伦理政治思想，非常重视维护家族宗法等级差异与维护其理想等级社会秩序的关系，不仅“孝弟”是“仁”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举贤才”和“尚贤使能”亦受“亲亲”原则的制约，对周礼“亲亲”“尊尊”原则加以继承发展。
贵贱上下的社会等级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亲疏、长幼的差异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和行为。“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家族的伦常与社会的伦常是一致的，“内”“外”结合，“恩”“敬”相辅，构成了“人之大伦”，即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秩序的全体。实现和维护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等级分寸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先秦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最终目的。
四、礼的作用和礼与法的关系
先秦儒家基于上述思想，选择了礼治作为实现和维护其理想社会的等级秩序的根本手段。礼是维护社会等级差异的差别性行为规范，其因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等级差别而异，通过不同的内容，显示不同人的特殊名位，维护等级秩序。“乐合同，礼别异”，表现和维护差异，是礼的作用和目的。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的作用和目的说得很明白。
礼富差异，所以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依礼而行，自然能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秩序。如果贱用贵礼，卑用尊礼，则破坏了等级名分，称为“僭越”，是对统治秩序的侵害。儒家对非礼的行为是非常痛恨的。鲁国大夫季氏应用四佾之礼而“八佾舞于庭”，用了天子之礼，孔子以为不可容忍。类似的记载屡现于《论语》。礼是儒家维护其理想的等级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行为规范。
所以，孔子说：“立于礼”，又：“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人以礼方能在社会上立足。“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诸德没有礼的约束，均有弊害，必须视动以礼，礼是“仁”的标准。而“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礼是统治者统治人民和维系内部关系的关键。总之，“为国以礼”，礼是治国为政的根本手段。
孟子很简明地指出礼对于维护统治的作用：“无礼义，则上下乱。”
荀子“隆礼”，对礼褒扬有加。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又：“礼者，人主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蹷防溺。所失其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在治国上，“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损社稷也。”又：“礼之于正国家者，如权衡之于轻重，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而“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治民不以礼，动斯陷矣。”又：“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等等。所以，荀子把礼视作“百王无变”的统治方法。
孔、孟、荀基于上述认识，主张礼治。而在如何推行和实现礼治的问题上，引申出其“德治”和“人治”的法律思想。礼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德治”和“人治”的出发点和归宿。
先秦儒家的礼治，与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对立。但是儒家从来也没有绝对地排斥法律和刑罚，只是反对“法治”取代“礼治”。而在礼与法、礼与刑关系上，以礼作为核心和主导。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作为“君子”对法律制度是非常关心的，虽然他认为“德礼”优于“政刑”，但并未完全否定“政刑”的作用。这反映在他的“德主刑辅”、“宽猛相济”思想中。而在礼与法关系中，礼指导法，法维护礼，主从分明，从维护“贵贱不愆”的礼治出发，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认为这是限制贵族特权之举，是对等级秩序的破坏。对晋国铸刑鼎公布法律，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对于刑罚，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的正确运用，必须依靠礼的指导，而且，孔子主张法律制度必须体现和维护礼治的原则。《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隐，是父慈子孝的表现，是周礼“亲亲”原则的要求，而“亲亲”原则与法律公正的要求相比是更为重要的，是应维护更重要的“直”。
孟子对人民力量的强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非常重视民心向背，所以他的“仁政”思想非常突出，反对法家崇尚刑罚暴力的“法治”主张，但是，他对法律作用的认识比之孔子有所发展。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善”与“法”须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其各自的功用。又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要求“下有法守”并不反对公布成文法，而认为是必要的。但是，礼与法的关系仍然是礼统法。《孟子·尽心下》中记载了孟子与学生的一个问答：学生问：假如舜为天子，皋陶做法官，而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怎么办？孟子说，皋陶（传说他很正直）当然应该把瞽瞍抓起来，舜也不能命令皋陶释放。瞽瞍是很不慈的父亲，经常虐待舜，但舜是孝子，他肯定会放弃天子不做，把他的父亲偷出来，背着跑到王化所不到的偏僻地方，一起快活地过一辈子。孟子的回答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其中心，是说明当法与“亲亲”发生矛盾时，应该维护“亲亲”这一礼治的原则。这一点，孔孟是完全一致的。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法治”思想日益发展，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完全取代礼治思想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以儒家角度出发，调和礼治与法治的对立，其法律思想表现出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特点，“治之经，礼与刑”，他“隆礼”而又“重法”，反映着儒家礼法关系认识的变化发展。荀子融儒法两家主张于一炉，主张礼刑分治，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又：“由士大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他重视法律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批判吸取了法家的许多观点，法家韩非、李斯俱出自其门，绝不是偶然的。但荀子毕竟是儒家，终归以礼治为主，教化为先。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统治者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体现和维护礼治的原则。又：“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乱，今废礼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废礼则刑罚繁，所以存礼是首要的，最后，荀子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比较而言，礼在法上。尽管荀子使儒家的法律思想为之一变，但仍不失其儒家本色。荀子以礼为主，礼法统一的思想，为秦汉以后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传统法制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