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林先生研究唐诗，是从李白开始的。他在1954年出版的《诗人李白》，正是继他研究屈原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至高地位，虽然自中唐以来就已得到公认，但到20世纪中叶，在当时评价古代作家只有“人民性”和“现实性”这一根标尺的形势下，怎样认识李白，就成了新的问题。《诗人李白》共分五章，本书所选的第三章“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由于李白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盛世，因而评价李白，就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封建盛世文学的性质的问题。林先生意在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李白研究中的种种旧问题。这一构想在当时是极有胆识的。文中着重提出的是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是李白和时代的关系。他说：“这经济文化空前的盛况，带来了对于前途的无限的信念与展望。要说明这一个高潮，要说出当时及后代人民对于祖国这一个时代的要求和骄傲，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人们所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而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其二是李白的布衣感。他说：“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统治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而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藉。”“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以外，经常的反映着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集中的表现。”由于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因而成为这一斗争中典型的代表。这两个观点在极“左”思潮流行的50年代遭到批判，是毫不奇怪的。直到80年代，仍有人与林先生商榷。今天看来，林先生确实把握了盛唐时代的总体精神，抓住了盛唐诗的中心主题和客观评价李白的关键。由此可以见出林先生感受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尽管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在80年代以后愈益深化，也更为细致辩证，但基本论点的提出，仍应归功于林先生。

在研究唐诗方面，林先生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一词在严羽《沧浪诗话》里就已出现。但在古代文论中，主要偏重于对诗歌格调和神韵的理解。林先生则将它扩大到对盛唐时代精神的认识，指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同时，林先生还首次揭示了盛唐气象的形成与建安风骨的内在联系，认为建安风骨乃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它是盛唐气象的骨干。没有这个骨干，盛唐气象不可能出现。在超越前人的认识基础上，林先生以诗一般的语言对“盛唐气象”的总体特征作出了精彩的概括：“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一起成长的。”这篇系统阐述盛唐气象的长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学者甚至在提到林庚先生的名字时，会很自然地联及“盛唐气象”。

与“盛唐气象”的著名论断紧相联结的，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的又一艺术概括：“少年精神。”他认为盛唐诗体现了一种“开朗的、解放的”、“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骨干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乐观的奔放旋律”。盛唐的时代条件决定了唯在盛唐气象之下才可能出现少年精神。毫无疑问，“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极为传神的概括，它抓住了盛唐诗歌的神髓，是不同凡响的创见。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具有浪漫风格的诗人及其作品上。而对这些诗人的研究又无不与对盛唐诗的整体观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认为建安风骨的精神实质是富于理想的，高瞻远瞩的，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陈子昂提倡的汉魏风骨，也正是这样一个传统。《感遇》集中表达的是雄图壮志，以及由于追求理想而激起的不平。林先生之所以特别推重盛唐诗和浪漫派诗人，原因之一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他说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新的事物上新的感情，这便是诗的原质。诗又必须寻求其草创力。它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应当“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获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无情趣的地方唤醒那生命的感情”。而唐代正是诗的新原质发现得最多的时期；其次，还与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有关。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士”多数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也即我们所通称的“寒士”。争取开明政治，进行民主斗争的要求，集中地体现在寒士阶层。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上升阶级的文学，也就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这种进取的力量和信心，也必然形成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这个寒士文学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建安到盛唐，又集中体现为李白的布衣感。因此，他在论盛唐诗时，自然就会选择最能代表这种浪漫特征的诗人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特别重视语言的诗化过程。他认为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地进行诗化。诗坛的繁荣，乃是建立在这语言充分诗化的普遍基础上，而不在于偶然出现一两位杰出的诗人。语言诗化的过程包括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使语言更富于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自由翱翔于形象的太空。从先秦到唐代，文学语言正是沿着这一诗化的道路发展着。他在《论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唐诗的语言》等论文中充分地阐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至唐代完成，才出现唐诗高潮的事实。指出：“汉代有赋家而无诗人，唐代有诗人而无赋家；中间魏晋六朝则诗赋并存，呈现着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这个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五七言诗坛，自建安经过六朝，乃正是处于走向成熟高潮的过渡与折衷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诗歌开始居于优势，赋也开始偏离汉赋的轨道而逐渐向诗歌的道路上靠拢，到了隋唐前夕，庾信的赋中就出现了完全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五七言诗坛的成熟，因此是经过着一番曲折的过程；最后诗歌才终于完全取代了赋，也取代了赋影响下的骈文而登上全盛的高峰。”而唐诗高潮最重要的标志，便是绝句的登上诗坛，“这乃是艺术上的归真返朴，语言上的真正解放”。此外，“七古正如绝句，也都是到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才一跃而为诗坛的宠儿”。“律诗也在唐诗走向高潮中形成，同时在诗坛以七古和绝句的自然流露的基调中获得了解放的力量。”关于诗赋消长的观点近年来在学术界已被许多学者尽情发挥，虽然论述更为详细，但从总体上看，并未超出林先生的基本论点。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将自己富有诗人气质的特有的艺术敏感，运用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之中。这种分析往往能参透深邃的艺术哲理，使读者品味再三，仍觉余味不尽。这样的美文，在他的《唐诗综论》的“唐诗远音”和“谈诗稿”两编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将林先生的唐诗研究置于当代唐诗研究史上作一比较和估价，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精熟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这三种方法，而且较早地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诗歌，因而能在诗学的宏观思辨方面站在同行的前列，以其新颖而富有生气的创见引导和启发着一代学人。清末以来，宋诗派在学术界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本世纪上半叶，虽有一些研究唐诗的论著，如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邵祖平《唐诗通论》、苏雪林《唐诗概论》以及一些零散论文等，但除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以外，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自从林先生提出“盛唐气象”等一系列著名论点以后，唐诗研究才愈益受到重视，盛唐诗的价值也才在新的层面上得到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