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先生研究楚辞的成果主要收在他的论文集《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以及专著《天问论笺》中。研究楚辞，很难绕开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考辨。从王逸的《楚辞章句》到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汪瑗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等等，在楚辞的考订、义理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当代学者如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先生等也都是以功力著称的大家。但是由于楚辞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注家之间分歧较多，不少研究者在文字训诂上转弯抹角，曲为之解，很难取得可以成为定论的意见。林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从理解屈原的作品出发，只取最早的可信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同时联系天文、地理、历史、文字学等多种知识，努力寻找最直捷明了的解释，因而有许多重要的创获。例如关于《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的意义，因涉及屈原的生年，历来争议很大。郭沫若和游国恩先生都坚持认为“摄提”是指年名“摄提格”，林先生认为是星名。他通过对前人各种注疏的辨析，指出将摄提当做“摄提格”写进注里，是从王逸开始的。后来朱熹在《楚辞辨证》里已加驳斥，但后世注家仍有不少用王逸之说。林先生举出汉代文献中许多资料来证明摄提作为古代天文历法上一个重要的星辰，孟陬指夏历正月，二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认为是显示着万象回春的清平景象。如果摄提失方，就会产生灾变。因此当摄提与孟陬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时，摄提无疑是星名。而“摄提”与“摄提格”之所以相互混淆，问题出在《史记·天官书》中的一段解释“摄提”的文字中衍出一个“格”字。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已引用猪饲彦博的校勘成果，指出“格字衍”。林先生又从句法和内容上加以辨析，并参照《春秋天命苞》关于摄提的解释，进一步证实了“摄提”是星名而非年名，由此否定了屈原生于寅年的说法。之后，林先生转而根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来分析屈原为什么强调自己生于庚寅日。正月初的某个日子能取得嘉名的只有正旦、立春和人日，而正旦、立春自有专名。按荆楚“七日为人”的风俗，很可能是正月七日。其时尚无“人日”之专称，故以干支记日。又据楚宣王、威王两代只有纪元前335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推出屈原应生于这一年。这一重要创获主要反映在本书所选的《屈原生卒年考》以及《摄题与孟陬》两篇论文中。

在考订屈原的生平时，林先生特别强调对材料应做去伪存真的辨析工作，应使用最原始的资料。他认为《史记》中“屈原列传”、“楚世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等都是最宝贵的资料。而《史记》之后的文献，便略逊一筹。至于刘向的《说苑》、《新序》等，本近小说家言，取材又极不严肃，在研究屈原生平上的价值又更低一等。而对材料的使用，林先生既重视其可靠的程度，更善于作通达的解释，反对钻牛角尖式的考证方法。对屈原作品的解释也从不陷在烦琐的考证中。他总是抓住与屈原思想或行迹关系最密切的一些词汇，作出精辟的阐释，以纠前人之误。例如他指出《离骚》中的“民”即“人”，而非指人民或民众。又如彭咸是屈原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林先生通过分析《离骚》、《抽思》使用彭咸一名的语义环境，指出在王逸以前，彭咸从未和沉江发生过任何联系。认为“彭咸”和楚的祖先高阳氏有密切的关系，应是楚国的先贤，以“直士隐”的性格而成为屈原进退的依据。在屈原作品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关于地理名词的歧见，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的行踪、作品的内容、乃至作者归属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林先生善于从考证其中最关键的一些名词入手，干脆利索地解开前人纠缠不清的症结。如《招魂》历来是争议最多的一篇楚辞。关于其作者，有屈原说、宋玉说两种；而招什么人的魂，又有屈原自招、屈原招楚怀王、宋玉招屈原三说。其写作地点，则历来用王逸说，以为作于郢城。林先生从辨析《涉江》中的“山皋”“方林”入手，否定了近人认为《招魂》乃楚都寿春时作品的根据。并进一步考出《招魂》作于“江南之梦（华容县附近的巴丘湖）”，当为楚怀王十七年，秦楚大战之后，次年怀王南巡江南之梦、为阵亡将士招魂之时。《招魂》的性质，并非为个人哀悼之作，而是写春天的一个大规模的招亡魂的典礼。又据《周礼·春官》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以及郑注所引《檀弓》和《春秋传》中“君临臣葬之礼”，联系《招魂》中所说“工祝招君”，可证《招魂》正是为招死国战士之魂的典礼而作。解决了《招魂》的性质以后，《招魂》的内容以及序曲、乱辞的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了。序曲正是典礼的开场白，而乱辞分为前后两段，恰好叙说了招魂的始末。前段所写是自郢到“梦”、“春蒐”之礼的情景，后段写典礼结束之后的哀悼心情，与《礼记·祭义》中“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的记载完全相符。可以说，林先生关于《招魂》的精彩考辨是各种解释中最简明透彻的。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共计20篇论文，而仅十一万字。但创获之丰富，内容之精湛，胜过许多百万巨帙。本书限于篇幅，只能选择其中的三篇。其他创获还有很多，例如他指出《离骚》中从“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到“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一段十四句是后人窜入的文字；用统计法推翻了一般人用“兮”字来断定二南近于楚辞的看法。又指出楚辞诗化形式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继承旧有诗经的形式，而把它加长以适合散文语吻的长度，如《橘颂》、《天问》之作；一是根据散文重新另制一个诗的形式，如《离骚》、《九章》，散文形式需要借重叠排偶以造成诗化的节奏，从而造成其aabb的押韵方式，以便于把诗行过渡到长一倍。林先生发现了楚辞由散文变为诗歌的奥妙之后，还根据这一原则，解决了《涉江》首段的断句，发现了错简的地方，使这一篇文理通顺的佳作恢复了本来面目。这又是运诗歌创作经验于考证的一个绝好的例子。除此以外，林先生还从考察形式出发，对楚辞的《橘颂》、《礼魂》、《湘君》、《湘夫人》等篇的内容作了独到的解释。如指出乱辞的选用为屈原独自的尝试，《橘颂》是《离骚》以前尚未使用过乱辞的早期作品，其形式从诗经的体裁改良而来。《国殇》、《山鬼》上三下三的严谨形式受《招魂》乱辞的影响，《国殇》和《招魂》的主题也相同，然而只是个人的抒写，而非致神仪式的描绘。《礼魂》应视为《国殇》的乱辞。并从三方面补充说明了《湘君》、《湘夫人》原应为一篇的理由。

在屈原的作品中，林先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天问》的研究。这部巨著是历代楚辞注释家们望而却步的作品。林先生曾于1947年发表过一篇《<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试图为全面解开《天问》之谜作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该文中，林先生已提出《天问》中历史的发问乃是以夏为中心的远古南方民族的传说，并初步勾勒了夏启源自禹、后羿源自舜、启、羿相争的历史。指出《天问》中的“帝”应全部释为上帝、天帝，从而纠正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杂乱解释。这是理清《天问》里历史顺序的关键。1964年他又写了《<天问>尾章“薄暮雷电归何忧”以下十句》一文，开始进入更具体的研究。然而因“四清”已经开始，研究只得中断。直到1978年，才得以全力以赴地做彻底的研究。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他连续发表了《<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三篇论文，并确认《天问》乃是一部问话体的以夏、商、周为中心（下及吴、楚、秦）的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兴亡史诗。1981年林先生又写成了全部的笺释及今译，与四篇论文及代序合为《天问论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林先生研究《天问》的方法是：从全诗整体布局和史实的排列顺序着眼，与《左传》、《离骚》、《史记》、《山海经》等最原始的资料进行对勘，谨慎地考虑错简和错字的局部影响，辅之以对关键字句的精审考证。他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勾勒出上古关于夏王朝的历史传说的轮廓，辨清了《天问》中的故事与正统说法的重大差异。指出在南方民族的传说中，禹并非夏的开国者，他只是生出了建立夏王朝的启，把天神的血统传给了夏民族。启与后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后羿一族衰微后才重新复国。关于这段历史，有两句向来不得其解：“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林先生从益在传说中主兽这一点着想，考出“射”指射猎，“鞠”指生养即畜牧。从而解开了历代注家无从措手的难题。第二，搞清了吴民族的渊源，认为吴长期居住衡山，由于楚民族在荆蛮扎根，吴民族在迁移北上途中，遇到流亡的太伯兄弟，才一同沿江汉东下，在古句曲山一带定居。这就是句吴的由来。第三，指出帝舜传说出于稍后的北方，很可能是从较早的帝俊、颛顼演变过来。舜不但与吴楚民族有密切关系，而且与秦民族也存在类似的渊源。第四，利用《史记·秦本记》与“中央共牧后何怒”以下六句对勘，考出了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使历代注家为之束手的一段空白得到填补。第五，辨明《天问》尾章十句主要写楚平王、昭王两朝的历史，即吴楚之争最激烈的年代，从而使《天问》的结构得到合理的解释。《天问论笺》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对《天问》这一学术难题进行系统阐释和论述的唯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