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楚辞和唐诗研究是林先生的学术成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除此以外，林先生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发表过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专著《西游记漫话》。晚年完成的《中国文学简史》（宋元明清部分）也是以小说研究为重点的。林先生对于宋元明清文学的基本认识，与他对先秦至唐代文学的认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日益兴旺起来，并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导地位。这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市民文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说戏剧作为它的中心舞台，以故事的爱好，展开全新的创作。女主角的异常活跃，以女性生活基调为主题，更是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宋元以后出现了古白话，而唐以后的正统诗文却离口语越来越远，日趋老化。市民文学在这方面则正是得天独厚，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也吸引着众多作家加入这一创作行列，终于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后期的重要篇幅。

出于这些宏观认识，林先生对于明清小说中几大名著的分析颇多精辟的创见，有的甚至是石破天惊之论。例如论《西游记》一反以往认为小说反映封建社会现实政治和农民斗争的流行说法，分析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指出这种童话精神产生于《西游记》已有的神话框架，并且与明代中后期李贽的“童心说”所反映的寻求内心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中，实际上大量运用了市井生活的经验和素材，人物性格以闯荡江湖的英雄好汉为原型，但又凭借着讲史类英雄传奇的文学传统，被赋予英雄的崇高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又如《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施耐庵的说法，以及小说反映农民起义的主题，50年代以来已成定论。80年代已有作者通过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的考订，指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在正德八年。林先生从水浒戏和水浒传人物名字、形象、情节的比较入手，确认了小说的成书年代在永乐年末到正德、嘉靖之际。并根据市民文学中水浒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发展，指出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乃是市民心目中的江湖好汉融入了传统的“游侠”理想的产物。这种人物性格的精神内涵决定了水浒聚义的反势要、立边功的中心主题。水浒英雄所提出的“图王伯业”，并非如一般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是要推翻朝廷，夺取政权，而是指立功封侯。与盛唐制举中的“王伯科”以及文人自诩的有“王霸之略”意思相同。招安不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结局，而是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的。立边功的内容与明代前期民族矛盾尖锐、朝廷重视边功的客观形势有关。

在《西游记》和《水浒传》的研究中，林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宋以后的小说分为话本和讲史两类。在朴刀杆棒类的话本小说中，由于篇幅短小，一般只写单个好汉的行为，不表现群体的事业。他们的行为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明确目的，因而这类小说的人物常常缺乏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在讲史类的传奇中，则往往由于一个群体的目标，促使各种类型的英雄聚集在领袖人物的周围，为了完成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有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在讲史类的章回小说中发展得最为充分。而讲史与朴刀杆棒相结合，便出现了《水浒》和《西游记》这类的作品。这两部小说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至少在其前期主要的发展阶段上是以英雄传奇为中心主题的。它与宋代话本和明代拟话本这类市民短篇小说中所展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有所不同的。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受制于市井社会的种种现实关系及道德、伦理观念，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出非凡的英雄事迹。但是市民也并非没有更高的向往，环绕着历史上的变故而流传的大量传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寻找和创造更为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倾向。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求与憧憬。然而它又需要一个更合适的背景与环境，需要一个能够从社会关系的严格制约下超越和解放出来的外在的凭借。于是当市民们眼光转向更广大、更富于冒险色彩的江湖世界时，他们想象中的英雄便从历史走进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天地，这也正是长篇章回体的英雄传奇所展示的重要天地。它与市井社会的日常生活合起来构成了市民小说中完整的生活画面，而又显然高出于日常生活的境界与格调。作为个性鲜明的一家之言，这些新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林先生论《三国演义》，则以分析《赤壁之战》最为精彩。他抓住这八回的来龙去脉，从书中怎样描写双方矛盾转化的过程着眼，透辟地点出了作者的布局匠心、正笔侧笔曲折烘托各尽其用的妙处。可说是本世纪后半叶评论这一段小说最到位而又最简明的文章。由此一篇，也可以看出林庚先生不但具有概括文学史重大现象和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能力，而且在作品的艺术分析方面具有常人难及的犀利眼光。

由于林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围较广，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自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认识。从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文学史。第一次是1941年，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由朱自清先生作序，1947年正式出版。全书的构想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比较明显，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四大段，以每个时代文学主潮的起伏为线索，从思想的形式和人生的情绪着眼，阐释时代的特征和文学形式的演变。第二次是在50年代初，即195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这本书接受了解放初期新思想的影响，体例改为以时代先后为序，突出重点作家屈原、陶渊明和李白、杜甫，以及三个重要时代：散文时代、建安时代、诗国高潮。此书在80年代又做过全面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对先秦至唐五代文学史的主要特征的认识，因而又“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修订后记》）。第三次是从1992年开始，林先生开始了宋元明清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也吸收了不少厦大版《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下卷系统而明确地表述了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与《中国文学简史》上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合成一部《中国文学简史》。在这部书中，除了以上所说的楚辞、唐诗、明清小说三大块突出体现了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特色以外，还有许多地方新见迭出、闪耀着悟性的灵光。

林先生一生硕果累累，这本二十万字的论文选限于篇幅，只能选出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难免遗珠之憾。尤其是作为专著出版的《诗人李白》和《西游记漫话》两篇长文，难以全录，最为无奈。但从选出的这部分论文还是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他强调使用最原始的史料，思考问题总要追到根本，处理材料具有极高的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学术论著，无论新作旧作，总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开卷便有一股蓬勃旺盛的生气扑面而来。因此多年来一直以这种鲜明的特色吸引着许多年轻的学子。不过喜欢林先生文章的人虽然不少，要真正读懂他却并不容易。尤其是他那诗性感悟式的表达中所包含的理性思考，或许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普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