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兼论后益、后羿、有扈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

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

《天问》中有关夏王朝争霸中原的历史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覆舟斟寻何道取之”共三十四句，后面的二十四句大部分是有关后羿一族的历史传说，本文暂不详谈。这前面十句则是有关夏后启建立夏王朝的故事传说。这部分传说由于后起的正统说法（也即五帝禅让之说）占了优势，几乎近于湮没无闻。《天问》这十句因此是保存这部分传说最难得的记载。夏王朝从夏后启建国而又失国，直到少康复国，经过长期的困境，才算喘息初定，此后直到夏桀为商汤所灭，之间似乎是平平度过，稳定而无多称述。《天问》三十四句中所提供的这一夏王朝前期兴亡起伏的传说，当然也只是轮廓，这轮廓并见于《离骚》：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殒。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这里除末一句外，全为夏王朝故事。《离骚》这里是专论“乱流其鲜终”的，因而连带提及纣事，这是不难理解的。就这个轮廓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夏王朝前半段的历史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二）这前半段的历史几乎也就是后羿王朝的历史。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传说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左传》里说“夏训有之，有穷后羿”。《天问》中有关后羿这一族的故事传说特别多，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正因为它与以夏王朝为中心的历史传说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传说也见于《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中：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浇及殪，悖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靡自有鬲氏牧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有穷由是遂亡。

所谓“有夏之方衰”其实就在夏王朝建国之后不久。正统的说法认为建立夏王朝的是禹，可是《天问》中对于禹却仅称“伯”而不称“后”，相反地，对于正统说法称之为“伯益”的益，却称为“后益”，这就是又一个很大的不同。正是从这个不同，我们有理由特别重视这前面的十句。王夫之《楚辞通释》:“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盖列国之史，异说如此。”《汲周书》也说：“益为启所杀。”然则启和益的争夺天下原是你死我活非常激烈的，这可能更近于远古历史传说的真相；而正统的所谓“禅让”之说，显然乃是后起的，捏造的。益既不可能把天下拱手让给启，禹如果曾有过天下，也不会拱手让给益。而《天问》的更为突出之处，在于它在这个历史传说上根本就不认为禹曾经享有过天下。屈原在作品中虽然也不免受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势力的典籍的影响，有时也杂用如尧、舜、禹之类的正统说法，如《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等，但到了陈辞时却仍只是“就重华（舜）而陈辞”，面《论语》则认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屈原不但对于居《尚书》之首的尧没有多大兴趣，对于所谓五帝之首的轩辕氏黄帝更是从来只字不提，像《天问》这样多方面的从开天辟地问到远古人类历代兴亡的传说，却能抛开了黄帝之类的说法，把人间的王朝直接从夏后启开始，这说明《天问》所根据的历史传说，可能是最具有原始性的历史传说，它不但有原始传说中应有的丰富神话性，而且也更接近于远古传说的原始面目。当然，古代各民族所保存下来的传说本来就会是各有面目，特别是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差异将会更大。《天问》中所根据的历史传说显然乃是楚民族所保存下来的属于南方的原始传说。

《天问》中问天的部分止于“羿焉日，乌焉解羽”。其中虽然涉及后羿，但主要不是问人间的历史，正如洪水的传说也只是属于大自然的历史传说。远古人类遇见酷热是在所不免的，由于解释自然和战胜自然的愿望，于是产生了有关的神话。《山海经·海外西经》：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死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这样也就产生了羿射十日的神话，但这又似乎只能是天神们执行的勾当。远古人类遇到洪水也是在所不免的，但以原始的石器时代的生产力，要治洪水这也只能是天神们的勾当。虽然在神话里人神可以相通，人物也往往可以有双重身份，《天问》中却把“羿焉日”与“帝降夷羿”分做两处，把“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等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也分做两处。一处是在问开天辟地的各种传说中，也就是大自然的历史传说；一处是在问远古历代兴亡的传说中，也就是人间的历史传说。本文这里也便是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说起。

鲧和禹都是传说中夏民族的祖先，而鲧和禹也似乎正都是天神。《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这个能有“息壤”的帝自然应是天帝，《天问》说：“顺欲成功帝何刑焉？”而《天问》中的帝就更都是天帝（详拙作《天问释帝》）。看来《山海经》中这段传说也是更为原始的。它认为鲧的罪名不是由于治水无功，而是由于“不待帝命”，这与《天问》里所说：“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正是一致的。按照《天问》这个说法，鲧的治水本来是可以顺利成功（顺欲成功）的，只是由于得罪了天帝，所以半途而废。屈原对于鲧的强烈同情，读《楚辞》的人都会感受到，在这里也可以得到解释。鲧可能在神话中正如希腊神话中的“窃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样，而普罗米修斯正是一个值得人们深为敬佩的天神。至于禹呢，在《山海经》中既不称帝，在《天问》中也只称伯，则显然既非人王，又非天帝，也正是一个天神的身份。“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恰好也就是这个身份的又一次说明。《离骚》:“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下土”乃是与上句“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的“皇天”对举而言的。《天问》:“帝乃降观下逢伊挚”，这“降观”自然也正是自天而降。然则“降省下土四方”的禹乃正是从上天降临下土的，而“禹之力献功”又说明了禹只是天帝之下的一个天神。如果本身就是天帝，也就无所谓“力献功”了。至于“力献功”的具体内容，都已早见于问天的部分，这里乃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由头引出夏后启的故事来。自“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至“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这十句显然是以夏后启为中心的一段历史传说。在这个传说中，禹和涂山氏女乃是以启的生身父母的身份而出现的。后益则是以启夺取天下时的对立面的身份而出现的，都不是这一段里的中心人物。这也说明夏王朝的建立，禹只是起了与涂山氏女共同生启的作用，至于夏王朝则是在启的手里才开始建立的。涂山可能正是夏民族的发祥地，后来乃有“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从《天问》的传说看来，涂山对于禹来说只不过是“降省下土四方”时偶然经过的地方，它更多的是属于涂山氏女和启的，也是属于夏民族的。随着禹在正统传说中变成了天子，于是有了“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这个传说虽是后出的，却可以说明涂山在夏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这主要是由于涂山氏女的缘故，并非由于禹。这也又一次说明启才是夏王朝的创始者。

前六句的解释没有什么太多困难之处：大意是禹降临人间，巡视洪水，走遍四方，偶然与一个涂山氏女相遇于台桑。幽会野合之后，这女子便怀了孕，也就是启。而禹却只快意于片刻的满足（而快朝饱），从此就不再相见（嗜不同味）。启长大之后与后益争夺天下，遭遇到意料不到的困难（卒然离孽），启何以在忧患中终于能摆脱困境（能拘是达）呢？在这六句里禹只起了把天神的血统传给夏民族的作用，启因此具有非凡的能力，战胜了后益而取得天下。《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有《候人歌》的故事，可以有助于说明传说中的涂山氏女是无从再见到禹的。从下文“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的情节看来，这可能又是最早的一个望夫石的故事，之后《淮南子》中也有类似的传说记载，虽然故事演变到汉代，可能已不完全都是原来的面貌，我们这里无妨取其与《天问》本文相符合的一面，作为参考。《天问》中称涂山氏女为“闵妃”，称启为“勤子”，闵乃是伤念的意思，勤乃是劳苦的意思，涂山氏女与禹幽会后，从此就陷于伤念之中，这完全符合于望夫石的形象。启生下来就没有父母，所以是个苦孩子（勤子），这也都是不难理解的。比较困难的是下面三句，其中有两处文字上的困难，那就是“射鞠”和“播降”；一处是故事上的不详，那就是“启棘宾商”，下文便就此略作解释。

“”一本作“鞠”，原是同声字。字很少见，《玉篇》认为乃是“古文麴字”，在这里是无可解的，旧注因此都从鞠义，这是一致的。但“射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王逸《楚辞章句》:“射行也，穷也，言有扈氏所行皆归于穷恶。”洪兴祖《补注》:“凡能取中皆曰射，穷也，音菊，此言启之所为皆归于中理而穷情”，一个认为是穷凶极恶，一个认为是中理穷情。《洪注》一向是为《王注》作补充的，而这里却相反如此，此后注家们乃更是无所措手。较有新意的是丁晏的《楚辞天问笺》，据刘向《别录》:“蹙鞠，黄帝作，盖因娱戏以练武士。”认为“鞠”也就是“蹙鞠”，勉强可备一说。但与全文的解释并无所裨益（而且《天问》中并无问黄帝之事，这里尤其毫不相干）。而原文中的“无害厥躬”，也要求这里似乎应涉及某些比较重要的事，“蹙鞠”（踢足球）似乎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天问》里难解的这两句是：

皆归射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所说的仍是启和益的事，而话题似在后益一方面，这里乃无妨先从“后益作革”说起。《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而益在传说中正是主兽的。《尚书·舜典》中所以说：“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这里的上下即指山泽，“虞”的职务乃是主管山泽鸟兽的，所以《史记·秦本纪》中说：“昔伯翳为舜主畜”，又说“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伯翳也即伯益。《尚书·益稷》:“益奏庶鲜食。……稷播奏庶艰食鲜食……丞民乃粒。”“鲜食”也就是肉食，“粒”也就是粮食。《尚书》大约是周人所编的历史，但在历史传说中也反映了一些生产进化的过程，即从牧畜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当然，在农业开始时也还有大量的牧畜，正如牧畜开始时也还有大量的狩猎。后稷在传说中以首创农业自豪，而后益则正是以首创牧畜自豪，因此成为传说中主畜的代表人物，这也就是“后益作革”。无论从牧畜进入到农业，或从狩猎进入到牧畜，这都是了不起的变革和更新。狩猎鸟兽，主要离不开“射”；牧畜牛羊等，主要离不开驯养。《尔雅·释言》:“鞠生也。”扬雄《方言》:“养也，陈、楚、韩、郑之间曰鞠。”《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鞠”也就是“畜”。然则“射鞠”也即“射畜”射猎与畜牧，“皆归射鞠”，正如另一处的“咸播粔黍”，乃指生产生活而言。也就正是“后益作革”的具体内容。《左传》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天问》中与夏王朝争夺天下的是“后益”与“后羿”，而二者都长于“射”，“益”、“羿”乃一声之转，“伯益”又或作“伯翳”，《天问》说到羿死之后乃化为《蓱翳》，则后益莫非又正是后羿的另一化身吗？

“播降”是什么意思呢？王逸《楚辞章句》说：“后君也，革更也，播种也，降下也。言启所以能变更益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种百谷，故思归启也。”“后益作革”怎么能解释成“启变更益”呢？而“播降”如果就是“下种”，那似乎应是属于后稷所代表的事了，怎么会归之于禹呢？洪兴祖《补注》不得不为之圆场说：“稷降播种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后嘉谷可殖故也。”这显然是强词夺理的话，至于把“后益作革”说成是“启变更益”，就连《补注》也无法附和，不得不说：“焚山泽、奏鲜食，所谓作革也。”这就显然是指益而非启了。“作革”的是益，“播降”的是禹，这在《天问》的解释上是无法不承认的。那么禹到底“播降”了什么呢？那就是把天神的血统播种到夏民族来，这也就是指启的降生。与下文“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属于同一性质，只是禹之降生启是亲自来配种而已。那么《天问》的这两句也就是说：大家都来射猎、牧畜，后益并无为害。为什么后益有这些革新，又降生下启来与之争夺天下呢？正是由于话题从争夺天下（代益作后）又回到启的降生，所以紧跟着才有“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的话。这里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下一句“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故事知道得太少。《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宾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朱熹《楚辞集注》以为“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就形似而言，认为“商乃帝字之误”。然则《天问》中所问的与《山海经》中这一则所载的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属于更为原始的传说。这里的问题是启何以能宾于天帝呢？若按《山海经》的传说是“三宾于天”，那就更了不起了。《山海经》另一条传说，见《大荒西经》：

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些片断的传说到底原来有些什么故事已不得而知。传说中的炎帝与夏民族是否有某种关系？“互人之国”，郭璞注“人面鱼身”。“人面鱼身”、“有鱼偏枯”、“鱼妇”等与夏民族的祖先鲧有无关系（鲧是大鱼）？“能上下于天”与“三宾于天”是否乃相同的故事？这些暂可不谈。但启能够跑到天上去，把九辩九歌弄到人间来，本领总是确实不小，其中必然有许多丰富的故事情节。如果“三宾于天”那就更要丰富曲折了。《墨子·非乐篇》:“启乃……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为什么从天上得来的歌舞，“章闻于天”又会“天用弗式”呢？莫非这也是从天上窃来的吗？总之，启必有一个类似登天获宝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登上高二千仞的大穆之野，直达上天，当然又是由于他本身有天神的血统。这个苦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母亲，却三次跑到天上去，这又颇近于是一个登天寻父的故事。至少《天问》中的两句这样说道：这个生下来就死了母亲的苦孩子，曾经跑到天上去作客，把九辩九歌弄到人间来，最后夺得了后益的天下。至于弄到九辩九歌何以就能夺得天下，这也是个问题。《礼记·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棘，也就是戟；越乃夏民族的后裔，而以棘（戟）著称，那么启莫非就正是掌握这种武器的创始人吗？弓是用来射箭的，这是后益（后羿）所擅长的，而启则擅长于戟，这不正好是旗鼓相当吗？古代的舞原有武备的意思，例如干（盾）戚（斧）之舞（也即万舞，前引《墨子·非乐》就说启“万舞翼翼”）。九辩九歌莫非乃是可以戟来舞的吗？那么“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也就是启执戟以宾于天帝，并得到舞戟的九辩九歌以下，有了武器、武备，这下子启当然就可以争夺天下了。《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

论者据此或以为“下国”也即“夏国”。若后羿的弓矢是从天帝那里得来的，并且用它取得人间的天下（以扶下国），那么启的戟，以及可以作为是武备的舞，也是从天帝那里得来的，这不正好说明着启如何取得天下的吗？

以上所说的《天问》这十句乃是夏王朝争霸中原的第一个回合，紧接着便是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的第二个回合。在第二个回合中，夏王朝就几乎濒于灭亡，而且历经了好几个朝代，相当长的时期，才由于后羿这一族的衰微而重新复国。这一段的历史传说，《左传》、《离骚》、《天问》中所载大体相似，也颇详尽，看来是一个流行得相当普遍的历史传说。只有《史记·夏本纪》中只字不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都讥史迁之非。按《夏本纪》几乎全本于《尚书·夏书》，《夏书》对于后羿之事就只是一笔轻轻带过，而且说“仲康肇位四海”，都与这些传说不合。我们如果把《天问》与《夏本纪》对照一下，还可以发现在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中，《天问》是大谈后羿一族的故事而只字不提有扈，而《夏本纪》则是大谈有扈的“甘之战”，而只字不提后羿。莫非这乃是两个不同来源的传说，或同一个传说而演变为两个不同的故事吗？按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曾论证“有扈”乃“有易”之误字，刘永济《屈赋通笺》、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并据“易”字金文作“沪”，而“扈”又原即“户”字，以证王氏之说。又按《竹书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即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畔”，则所谓“武观之乱”、“五子之歌”、“太康失国”、“天用弗式”等传说便均在启立国未久之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启在夺取天下时就面对后益、后羿、有易（有扈）三场关键性的斗争。而羿古韵在脂部，益、易都在支部，均为一音之转。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与夏后启争夺天下的原始传说可能只是一个，或称后益，或称后羿，或称有易（其后误为有扈）。而后益在后来的正统传说中变成了禅让的圣贤，原来的传说乃渐渐湮没，或仅残存梗概。而有易在误为有扈之后，也离开了原始传说。剩下的只有后羿保存下来，代表了原始传说的本来面目，成为夏王朝历史传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天问》中以大量篇幅来问后羿这一族的传说的缘故。《天问》由于它的问话体，不可能把故事情节像叙事诗那样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们今天通过它也只能得到一个远古传说的大致轮廓，但这个轮廓正是最富于原始性的。它虽然并不就等于真正的历史，却是传说中第一手可贵的材料。

1979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