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候选形式与候选规模

号称“国考”，并有“第二高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考试，2009年的报名参试者达到了105万人，平均竞争率为78∶1。最大比例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一职，有4723人竞争这个职位。这没有给等级管理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落选者停留于社会，没有进入人事部门的管理范围。

中国古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官、民之间，存在一批不在职、但拥有任官资格的“选人”，他们也在人事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王朝设置官阶，不但是为了管理在职官员，也是为了管理“选人”。“选人”包括两部分，初仕者与前资官。前资官指曾有任职，但当下处于候选状态的官。“选人”已在“国家干部”之列，而非布衣白丁了；但他们暂无官位，又处在职位结构之外，其所拥有的只是资格与级别。选人的形态与规模问题，就是本节的话题。

在历史后期，官职通常有三或四年的任期，任满就要离任候选，并留下了官缺。从理论上说，任满离职的制度将增加任命频度，但不必然导致一大群选人的存在。因为离任的官缺又给其他选人提供了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新的萝卜又进了坑。考虑到古代人力资源的相对稀缺，维持一个规模适度的候选者队伍，发挥“储才”功能，在技术上说是有意义的。不过通常的情况，是选人变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就得另找政治原因了。谋求入仕的士人总是车载斗量的，但皇帝是否感觉压力，觉得必须解决他们的“就业”，不解决就说不过去，各时代却不一样。这种压力，我们称为“候选压力”。在候选形式上，存在“候选人”与“候选官”两种制度，二者有时又是交融的。

周朝的官职没有任期。但这时仍有一支候选者队伍。贵族子弟称为“士庶子”，他们被编制起来，接受教育并承担职役。在官吏出缺时，他们就有望得到选拔。这是一群“候选人”。在战国，国君往往给一些可能有用的贤人以卿、大夫名号，但暂时不给行政官职。这是“候选官”。荆轲不过是一介刺客，燕太子丹置之“上卿”，拿高位厚禄养起来待用。

士庶子制度发展为秦汉郎卫，散职大夫则成为秦汉大夫制度的起源。郎官与大夫都属于“候选官”，制度上已被视之为“官”了，有薪俸了，只不过是“散官”而已。郎官属“从官”。他们确实也有职事，大夫承担议政、出使等临时事宜，郎官承担宿卫，以及其他随机事宜。二者都有秩级，因而有俸；秩级高下，构成了他们的资格等级。他们是吏职即行政职位的候选者。郎官可以被选拔为各县的令、长、丞、尉，大夫的出路则是中高级职位。所以有人把郎官制度视为“储才”制度。

三署郎官之数是变化的，能看到“三署见郎七百余人”与“三署郎吏二千余人”两个记载。此外还有约1500人的虎贲郎、约1700人的羽林郎，他们与三署郎相似，也有候选资格。三署郎已文官化了，羽林郎、虎贲郎仍是武官。太尉、司徒、司空的掾属也有候选资格，三府掾属约84人。再算上大夫，候选官的数量至少近4000人，至多将超过5000人。其秩级参看下表：

上列诸官的秩级，就是其“补吏”，即选拔为行政官吏的资格等级。

据一份记载，东汉的内官1055人，外官6512人，合计7567人。每年候选官的“补吏”数量，及其与王朝总官数的比例，目前无法确切统计。两汉孝廉在足额察举的情况下，每年应为200余人，他们都要进入三署为郎。汉和帝永元七年（95年），一次选拔了30名郎官外补县职；元兴元年（105年），一次选除郎官75人以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112年），一次选拔三府掾15人、孝廉郎50人出补县令、长、丞、尉。这些数字与4000—5000人的候选官规模相比，是很小的。初步看来，候选官似乎没让汉廷感到多大“候选压力”。供养候选官肯定有财政负担，但他们也承担了宿卫勤务及随机差使。汉人不认为候选官造成了官位冗滥，后人也不这么看。学者认为：“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魏晋以来，获得了中正品评、因而拥有入仕资格者，称“王官司徒吏”。“王官”指郎官之类散官；“司徒吏”并不是官，而是中正品的获得者。司徒府负责组织中正进行品评，具体则是司徒左长史负责。所以获得了中正品评、具有了做官资格，从而不属地方编户、转而隶属于司徒府的士人，称为“司徒吏”。“王官司徒吏”的制度，初次造就了一个拥有做官资格，但又不是官、不领俸的“候选人”队伍。在不是官、不领俸但有品位一点上，他们与科举时代的高级学历拥有者相似。这是魏晋王朝在动荡中维系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西晋司徒吏约在2万以上。东晋初，为了奖酬归附者，王官司徒吏一度增到了20余万人。

魏晋南北朝时，品位性官号也大大膨胀了。究其原因，是朝廷感觉必须保障其入仕的士人人数，实在太多了。如南朝沈约所云：“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秦汉的皇帝没这种压力，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却有。于是，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掾属、国官、东宫和东西省散官，以及将军号的拥有者，大量充斥。其中很多官号只是身份标志，表明此人是“官人”而已。北朝有“职人”之称。广义的“职人”就是“官人”的意思，狭义则特指有官号而无职事者，他们可以凭其位阶候选。东西省散官就是一种“职人”，其数量多达3千人，他们要轮番值勤，承担各种临时差使，其实并不闲散。可见此期“候选人”与“候选官”并存，二者都膨胀开来了。北齐规定低级散官不给禄，这使他们由“候选官”向“候选人”靠近了。

在南北朝的散官、军号之中，发展出了唐朝文武散阶；同时从北朝的“职人”制度中，发展出了唐朝的“选人”制度。由此帝国的资格管理，由“候选官”形态向“候选人”形态转变。在一段时间中，四品以下的文武选人，仍要到吏部或兵部番上当差，依然带着“候选官”制度的胎记。

史称“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新朝草创时，士人并不积极入仕，给衣给饭也不来，官职难以满员。但是不久，官员队伍与选人队伍就同时壮大起来了。唐太宗贞观年间，“选人渐众”，选人加上赤牒得官者，约有万人。武则天时，集于吏部的选人竟达5万人之多，出现了“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的壮观景象。据宁欣先生估计，唐朝的官缺每年在2000—4000个左右。唐睿宗时选人万余，三铨所留者2000人，得官的幸运儿只有1/5。唐玄宗时，每年的选人也有万人之多。庞大的选人队伍，对朝廷是沉重的授官压力，对士人是沉重的就业压力，是为“候选压力”。

北宋初年，缺多官少。宋太宗以后，每次科举动辄录取八九百人，恩荫者不亚此数。宋仁宗实行了特奏名制度，又大大增加了学历拥有者。“员多阙少”的现象，再度严重起来，候选时间变得漫长了。选人依名次等候磨勘改官，或文武官到部等候差注任命，称为“待次”。因为待次者实在太多了，“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王朝甚至在旧官还没任满之时就注授新官，新官虽已任命，但要等旧官任满出阙才能就任，称为“待阙”。当时有“三人而守一阙”、“一官而三人共之”的情况。待阙有时长达二三年，甚至十数年。为缓解“员多阙少”的压力，朝廷开始增设官职。宋真宗时文武官不过13000余员，北宋末年达到了43000余员。

明朝初年，朝廷急需人才，士人对入仕却不积极。朱元璋屡次下令求贤，派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甚至以“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罪，来严惩不肯入仕者。但“候选压力”依然不期而至。嘉靖之时，叶春及专论其事：“试以九年通计今日之额，岁贡七千余人，举人三千余人，进士固多在其中也。以此万余，而合今日见任科第、岁贡、监生出身文职，过当其数；其余一万，以待吏员过矣。九岁之中，除进士暨乙榜举人愿受职者，仅一千余人得出身外，尚余九千余人。以国初坐堂历事除选日期计之，大都亦须九年。则是九年中，九千余人无一人当选者也。第一年之选在第十年，第九年之选在第十八年，则是十八年中，九千余人始皆尽选者也！”景泰以后允许捐纳监生，候选人继续膨胀。弘治后期未选纳粟监生达7 000余名，冠带未仕者达33900余人。

清朝中期以后，因科举繁荣、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官多如鲫”。以江苏为例，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官。”有个叫杜凤治的，咸丰五年（1855年）赴吏部拣选，经历了30余次各省拣荐，还有一次“大挑”，多次掏钱捐纳，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才侥幸得到了一个广宁知县之缺。一个官缺，往往有七八人乃数十人排队候补。有人直到老死，也没弄到一个实职。19世纪中叶的学历拥有者规模，是生员近74万，监生35万，举人约3.8万人，进士约2500人，翰林约650人。

纵观帝制前后期，前期是“候选官”制度构成了突出特点，后期是“候选人”制度构成了突出特点。“候选官”已经入仕为官了，但不是职事官。至少在秦汉魏晋，朝廷得向他们支付薪俸，从而造成了财政负担；但“候选官”承担了某些固定或随机事务，朝廷虽须支付薪俸，但也收获了文武勤务，就此而言是得失参半。历史后期也有随机差使。如册封藩王的使者，祭祀山川河岳的使者，或外派审办案件或清查钱粮的使者，等等，但不用散官去承担了。职官所用方形官印称“印”，临时派遣的专使，则使用长方形的“关防”。

在大夫、郎官一类“候选官”的制度下，朝廷没有太大的“候选压力”；而在“候选人”制度下，朝廷的财政压力小得多，但向之提供官职的压力就沉重多了。候选压力与冗官冗吏，有重大相关性。唐宋王朝努力创造更多官位，以解决选人的“就业”问题，墨勅、斜封、员外、检校、散试、添差、祠禄等品位性官号五光十色，还导致了职位结构的畸变。

明清朝廷的对策与唐宋相当不同。洪武之时，自尚书下至杂职1.4万余员，武官2.8万余员。到了正德年间，文官2万余员，武官10万余员。武官队伍严重膨胀了，文官则否。清朝对官缺的管理相当严格，不轻易增设职位。在太平天国之前，在职文武官约2.7万，离职官员约2万，捐得文武虚衔者约3万人，如此而已。众多选人进入了帝国品位结构，处于品官队伍的外围，增加了政权的拥戴者。只要统治者能有效控制官缺，“候选压力”就不至影响职位结构。与唐宋相比，明清的情况要好得多了。

通观整个帝制时代，我们看到了三种情况：

1．在官僚帝国的初创期，亦即秦汉，以“候选官”制度为主，候选压力和冗官冗吏现象都不严重；

2．在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候选压力与冗官现象都很严重，既存在着庞大的选人队伍，又存在着繁杂的位阶与品位性官号。

3．明清时代以“候选人”制度为主，候选压力严重，冗官现象却不严重。

候选人的数量呈现出了某种周期性。从大周期来说，在帝制的开端即秦汉之时，官制相当简练，冗官少，候选压力小；帝制后期的相关压力，明显大于前期。从小周期来说，王朝初年的候选压力通常较小，中后期则逐渐增大。官僚组织通常都存在“僵化周期”（rigidity circle）。“僵化”意味着成熟稳定、缺乏弹性和难以变革，而冗官冗号与繁琐细密的人事管理，便是其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