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编任资格的等级管理_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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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任资格的等级管理

针对古代官吏的正编、非正编（或正员、员外）现象，本书揭举“编任资格”概念，用以指称与编制、员额及任职的正式化程度相关的等级身份问题。我们认为，正编与非正编之别是一种品位安排，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人员的身份等级。从职位结构方面看，非正编官吏所承担的权责任务（暂不考虑无权责者）与正编者没有区别，都是帝国行政的有机成分；但从人员的身份看，官、吏及职役却有正编与非正编之别。问题就由此发生了。以较深底色表示身份较低，示意如下：

中国古代的编任资格，可以从如下方面观察：

1．承担了同类职务的人员，有的是正编，有的却不是，其身份、待遇有异。

2．正编与非正编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候补、见习人员与正任的区别，并可以转化为正任。

3．非正编人员有时具有长官私属身份，正编与编外呈现出公共性或私人性的差别来。这还涉及了任命方式之异，有朝廷任命的，有官吏私聘的。

4．非正编人员的管理，有时比较简捷，有时就很细密，甚至被品位化，即采用位阶加以管理。

5．编外官也可能并不任事，只是挂名，这时它们因无权责而变成品位性官职。

先看一份东汉九卿员吏表制表据《续汉书·百官志二》及《百官志三》注引《汉官》。：

表格左侧“员吏”栏所列，是九卿官署中的吏员总数。再从左向右看，二百石、百石、斗食、佐是4个秩级；文学、狱史、骑吏、官医、法家，是不同的职名；“四科”是一种拥有特定辟召资格的吏员《汉旧仪》:“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治剧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页。；“假佐”似是“佐”的增编，应有候补或见习性质；最后是“学事”与“守学事”，“学事”应是一种见习吏员，“守学事”应是更低的见习吏员。可见各种吏员除了以秩级、职事为别，还以“编任资格”为别。假佐、学事、守学事三者，都是与“编任资格”相关的概念。它们也有编制、有员额，在“员吏”之内，但只是候补或见习编制。

从战国到秦汉，除了员吏之外，还能在官署中看到大量的非员吏，他们也承担着各种公务。邹水杰君对汉代县廷的研究显示：“当时县廷中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制度辟署的主吏掾或令史、尉史等属吏，另一部分是县令长自行招聘的宾客私吏，如客、舍人等由令长私府供养的人。” 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海西县员吏只有22人，县吏若以60人计，则县令自辟的达40人左右，几乎是员吏的一倍。据尹湾汉简木牍五，东海郡“掾史见九十三人”，其中只有25人是“员吏”，还有15人是长官自辟的门下私吏，有13人“以故事置”，有29人“请治所置”，还有“羸员”21人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正编的员吏只占27%，长官私吏及增编、超编、编外吏几乎是员吏的3倍。他们有的有员额，有的无员额；有的有秩级，有的无秩级；有的由公款支付薪俸，有的长官自行供养；任命时有的要上报，有的不须上报，太守自己作主。

秦汉之员吏，有职吏与散吏，以及见习吏、候补吏之分；员吏之外，还有一大批非正编的私吏。对某些非职吏，朝廷也设置了员额。编任资格较低之人员，有转换身份的机会，如假佐升为佐，守学事升为学事、进而升为正编吏，以及由散吏升为职吏例如兒宽本为廷尉从史，属于散吏。后因起草奏文时表现出众，被廷尉张汤提升为廷尉掾史，变成了职吏。参看《汉书》卷五八《兒宽传》。散吏，张晏释曰：“不署为列曹也。”颜师古释曰：“从史者，但只随官僚，不主文书。” 。可见，编任资格是有等级的、可晋升的。

官僚权贵往往养着很多“客”，或“舍人”、“庶子”，即私人的门客、随从。铭文或简牍显示，舍人协助县官处理公务，参与官器的铸造例如《上林宣曲宫鼎铭》:“上林宣曲宫初元二年（前47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前59年）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可见“舍人”与正吏、工役一同参与了公器铸造。。王朝还从大臣的舍人中选拔郎官如李斯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而后被推荐为郎。大将军卫青家的舍人有一百多人，汉武帝曾派人到其家，挑中两个舍人做郎。，承认了舍人的入仕资格。至于为太子配置的舍人、庶子，已变成正式职名了，且有秩级。其他高官的舍人，逐渐有了员数《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梁冀别传》:“增（大将军梁冀）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魏晋诸王府、大将军府可置舍人10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参看《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魏晋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是作为正式吏员而设置的。中书舍人在唐朝还成了清官要职。舍人、庶子在最初只是私客或家吏，但在战国汉唐的官制进化中，其“编任资格”在不断变化着，某些舍人、庶子由编外变成了正编。

晋朝的员吏中，仍有“职吏”和“散吏”之别，参看下表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散吏也就是“冗吏”。秦朝官职已有很多冠以“冗”字的了《周礼·地官·稾人》贾公彦疏：“冗，散也。外内朝上直诸吏，谓之冗吏，亦曰散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0页中栏。睡虎地秦简中有“冗隶妾”、“冗皂”、“冗吏”、“冗长”、“冗边”，张家山汉简中有“冗祝”、“冗作”。广濑薰雄把“冗”解释为“没有固定的服役义务”，见其《张家山汉简所谓<史律>中有关践更之规定的探讨》，收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人文论衡2004》，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汉代的“从掾”、“从史”也是散吏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第116页；《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上册第264页以下。。有的学者认为，散吏没有具体职事，近于散官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3页。又王俊梅的《秦汉郡县属吏研究》对散吏也有讨论，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35页。。散吏虽然没有专职，不署曹，但也可能有差使，比如给职吏做助手，或畜牧、劝农等《汉书》卷五八《兒宽传》:“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廷尉）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散吏为劝农。” 。在服饰上，若干身份较低的非正编吏役，不能穿文官的皂色官服，只能穿平民的白衣，所以被称为“白衣吏” 《汉书》卷七二《龚胜传》“闻之白衣”句颜师古注：“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宋书》卷八三《吴喜传》:“为领军府白衣吏。”俞正燮云：“《隋书·百官志》云：‘凡州郡县，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即白衣也。”《癸巳类稿》卷十一《少吏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23页。。

魏晋以下官、吏逐渐分途，所以编任资格的问题，要从官、吏两个层面看。南北朝的官职任命，有“除”、“行”或“板”三种形式。“除”即吏部正除，是朝廷正式任命者；“行”就有暂任、增编的意思了；此外还有“板”或“板行”，指不由吏部任命，而由长官自行选任者。比如参军，就有正除参军、行参军与板行参军三种。吏部授官称“敕署”，府主授官称“府署”。而薪俸也有“正秩”、“减秩”和“不言秩”三种情况，“减秩”者的俸禄按一定比例减少，“不言秩”者就没有禄秩了。如“皇弟皇子府长史，千石；皇弟皇子府板长史，不言秩”。“板者皆不言秩”，是说板授的官员没有薪俸。汪征鲁先生对“减秩”、“不言秩”问题有很好的研究，他指出减秩、不言秩的官职，一般具有私属吏或起家官的性质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系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陈朝的将军，如果是板授的，就没有俸禄，其官品比正除者低一品。正除的军号“并假给章印绶”，板授者就只给朱服、武冠了（当然也有“不限板、除，悉给印绶”的军号）《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有“正员”与“员外”概念。“员外”就是编外增置之位，如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员外司马督、员外羽林监等。隋唐尚书二十四司的员外郎，还变成了正编职官。武则天时大行“员外”、“试官”之法，员外官一度多达2000余人，“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者”，有时因为跟正员官争夺事权，竟打起了架。后来朝廷废止了员外官之厘务《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其时的增编之官，还有检校、敕摄、判知、斜封等名目。。唐高宗时，竟然还衍生出了“员外同正员”的官称，其编任资格，高于“员外”而低于正员。员外官只给半俸，加了“同正员”，其禄、俸、赐就跟正官相同了，只是没有职田。天宝之时，两京九品以上官每月给俸增加十之二，“同正员”增加十之一《通典》卷十九《职官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7页上栏；《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

宋朝有“添差官”，属于正员之外的差遣。添差官有厘务的，也有不厘务的，数量颇大。南宋孝宗末年通州、真州的盐官，正任者只有数员，添差不厘务的官却有63员《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四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4册第3295页下栏。。南宋高宗、孝宗时的添差官，可以达到正任官人数的1/4。李勇先先生称之为“中国官制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 李勇先：《宋代添差官制度研究》，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1页。。从编任资格的角度看，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超编、编外都是普遍现象，不算特殊。只是问题严重不严重罢了。

宋朝吏胥的超编现象，也相当严重。宋真宗一次裁减天下冗吏，就达195000余人。南宋额外置吏往往数倍、甚至十倍于定额，州吏尤甚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其时对吏胥编任资格之管理，有“正名”、“守阙”、“私名”概念。正名即正任、正编吏。“守阙”表示其为候补待任者，例如正名的主事、书令史、守当官之外，又有守阙主事、守阙书令史、守阙守当官。守阙与“正名”的关系，大约类似汉朝“假佐”与“佐”的关系。“私名”是非正编的人吏龚延明先生云：“私名：吏名。属招收的非正式编制内的人吏，掌抄写书局文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1页。，来自招募尚书省各司的吏胥，主要来自召募。应募需要保人。缺人时由各司申报尚书都省，看验应募者的人材及书札，再申牒御史台复试书札，便正式收补为“私名”。《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三：“景德四年（1006年）正月七日敕，诸行私名已有定额，候阙方得更收。”第61册第2438页上栏。。像“私名贴司”一职，就具有见习吏的性质。非正编吏还有称“习学”的。私名的吏胥若打算晋升为正名，就要参加考试。私名贴司经考试，可以晋升为正名贴司对私名吏胥，朝廷每年派近臣和铨选官员试律三道，及格者升补正名。后来还采用了锁院、巡搜、弥封之法，并增加了口试。参看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5—716页；林煌达：《南宋吏制研究》，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1年博士论文，第148页以下。。北宋前期，每年参加考试的编外吏员有150余人，试补名额约二三十人祖慧：《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守阙、私名，其实都有定编。可见宋朝把正任吏员、初任吏员和非正任吏员之别正式化了。对非正编的吏胥，给予他们通过年资、业绩与考试而转正的机会，是可以发挥激励作用的，然而吏胥的管理也由此复杂化了据祖慧先生研究，宋代额外吏员的身份，实际更为复杂。例如私名又有入额编排者、未入额编排者两大类。正额私名的头几名方有微禄，其余的大多没有请给。未入额编排者也有员额。地方上又有很多无员额的私名，是公人私置的随从或打手，可算是第三类了。此外胥吏中的“习学公事”，也是一种见习吏员资格。见其《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明清官员的超编现象明显缓解，吏胥的超编则依然故我。各衙门中的掌案、主文、写发、书手、算手、贴书等，与正式吏员同处，是编外胥吏。宛平县的经制吏只有38员，但另有书办18名沈榜：《宛署杂记》卷三《职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编外吏是正编吏的47%。书手有时是胥吏自行雇用的。海瑞云：“书写，胥吏职也，彼或不能，自募书手代之，亦其本分。”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册第41页。但与宋朝不同的是，明清对超编吏胥的管理简化了。各衙门中的掌案、主文、写发、书手、算手、贴书等编外吏职，与宋元的候补吏员有别，“因为他们并不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递补正式吏职，身份没有改变的可能”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3页。。他们不能像宋代的守阙、私名那样，通过年资与考核而成为正编吏员。

清朝的经制吏，有供事、儒士、经承、书吏、承差、典吏、攒吏等；编外书吏，则有贴写、贴书、缮写、清书、小书等名目。此外还有“白役”，是地方官府额外增设的职役，他们在正役指使下承担各种差使。最初“白役”被朝廷严禁，后来却逐渐成了官府不可缺少的人手，在光绪时还列入了卯册。还有花钱买的挂名书吏，他们借官府的招牌为非作歹，却并不到职办事，只是提供纸笔之费而已。非经制吏，倒是可以转为经制吏员的。例如都察院、科道及地方衙门的贴写，可以被选拔为额设书吏，有时候也有考试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论略》，《清史论丛1994》，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雪华：《清代吏胥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60页。。但这个制度意义已不大了，因为清廷又规定，吏胥满5年必须离役。尽管离役时可以考职，但实际出路非常狭窄；对大部分人来说，胥吏生涯就到终点了。就算他们改名换姓、又设法混进了别的衙门，仍得从头开始。

清朝的幕友、长随，也可以在“编任资格”的概念下加以观察。幕友制度大约发源于明末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郑天挺先生将其上溯到战国秦汉的客、舍人与门下史郑天挺：《清代的幕府》，收入《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颇具卓识，从“编任资格”看他们确实具有类似性、可比性。在清朝，上至督抚、藩臬，下至府州县，都聘用幕友协理公务。幕友总数也许在7500人到万人左右据瓦特估计，18世纪末幕友约7500人。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也有人认为，全国有1500多个州县，每州县的幕友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数人，总计不下万人。再加上督抚司道的幕友，数量就更可观了。党圣元、李继凯：《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他们不在编制官额之内，但“无幕不成衙”，其职能却是帝国行政的固有部分。“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 韩振：《幕友论》，《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五《吏政十一》，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21页。刑名、钱谷师爷的年修高者可达1440两，低的也有360两，小席师爷也得数十两可参党圣元、李继凯：《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9—150页。按，除年修之外，幕主还须另行支付伙食钱。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页。。养活幕友的总花费，恐怕每年要数百万两白银，但这笔钱朝廷就是不出。汪辉祖说幕友“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 汪辉祖：《佐治药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其实长官的官俸自己都不够花，养幕友的银子另有来路。“长随”本是官僚的家人，但“他们与吏役一样，虽‘无官之责’，但‘有官之权’。他们事实上成了地方行政运作中的有机组成要素” 郭润涛：《清代的“家人”》，《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幕友、长随的职能是公共性的，其身份却是私人性的。

尽管幕友是“编外”，朝廷仍然为之订立了若干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不得聘用亲友为幕友；本省或邻省五百里之内之人，不得聘为幕友；幕主迁转新职，幕友不得相从；幕满五年须更换；不得续聘前任之幕友，等等。这些措施往往流于虚文。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乾隆时吴应宗曾建议，为幕友设定品级、职称和员额萧奭《永宪录》卷二上：“乾隆元年，兵部右侍郎吴应宗请督抚设七品幕职二员，两司设八品记室二员，府州县设九品掾司一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页。其事“后皆不果行”。又见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幕僚定品级》，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1380页。。这显然就将大大提升幕友的编任资格，使其身份向“正编”靠近。但建议没有落实。有人认为，无法落实的原因在于所定品级太低，会降低幕友地位，并减少薪水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第54页。。看来幕友的既得利益，也阻碍了幕友资格的正式化。朝廷与幕主、幕友，都没有把幕友资格正式化的强烈意愿。

晚清终于出现了幕友的“职官化” 张敏：《晚清的幕府与官僚制度》，《学术季刊》1994年第1期；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5页。，张之洞“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幕宾制度永除”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张之洞罢除宾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页。。馆宾的任用是“聘请”，文案委员则是“札委”，即正式任命按，委员原指临时委派的监督或调查人员，后来变成了委派人员的正式职称。参看郑天挺：《清代的幕府》，收入《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1907年清廷颁布《各省官制通则》，令督抚衙门的幕职分科治事，由此幕友被纳入职官体系，由编外变成正任黎仁凯：《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官、吏、幕、长随、职役之分，本身也是一种编任资格体制。明末的侯方域估计，天下吏胥有30万以上侯方域《额吏胥》:“吏胥日以伙，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34—535页。又清人游百川《请惩治贪残吏胥疏》:“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二《吏政七》，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617页。极端的例子是道光朝的四川巴县，衙役达7000人之多。刘衡：《蜀僚答问》，引自《牧令书》卷十七《刑名上》，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电子扫描版，第44页。清代四川巴县的吏役，可参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费正清说，清代官僚机构的人手总数，若把阍人、差役、轿班都算上，无疑有上百万人；但真正有官衔的，不会超过三四万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据王雪华博士估算，仅仅州县衙门中的吏胥，就有130万人王雪华：《清代吏胥制度研究》，第52页。她以全国1300个州县、每州县有吏胥1000人来统计。其中包括经制吏、非经制吏及大量挂名吏胥。；据周保明博士估算，清朝有近200万差役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29页。据嘉庆上谕，仅直隶一省百余州县，就有差役十余万。“按照这个估计推而广之，全国有近200万差役当不在话下。” 。若把粮快、捕快、壮班、禁卒之类，以及幕友、长随、里甲什么的都算上，为帝国政府效力的非正编人员，数量肯定是非常庞大的。从职能说，他们大都是官僚体制的有机成分。然而今人往往视而不见，在统计“官民比”时造成严重低估。还有人因正编官员只有几万人，官数太少了，而生发了“县级以下自治”的误解。在讨论传统乡里组织时，还有人用“从乡官制到职役制”概括历史前后期的变迁，其实那只是个编制资格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论者所夸张的那么大意义。

总之，编任资格问题，其所造成的等级身份差异，在历代都存在。编任资格的意义，要从非正编吏员与非正编官员两个层次看：第一，非正编吏员给官府提供了足够人手，而且是廉价人手；其生计多由长官筹措或自行解决，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他们由长官自聘，也简化了朝廷的人事管理；非正编人员进入正编，构成了一种选拔机制。但非正编吏员靠收费纳贿为生，成为吏治的痼疾。第二，非正编官员造成了人浮于事、编制臃肿，降低了行政效率；他们的俸禄增加了财政负担；朝廷有时设置专门的位阶来管理他们，增加了人事管理的复杂性。至于其历代变化，大致如下：

1．秦汉的等级编任资格，主要用于管理吏员。在行政效果上，其积极意义相对较大。

2．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等级编任资格，既用于管理吏员，也用于管理官员，其制度细密、品位繁冗。

3．明清的等级编任资格，主要用于管理吏员，其制度相当简化，利弊相兼。

此外“试守”制度，也可以在“编任资格”概念下加以观察。汉代若干官职，任命后有一年试用期，称“试守”，其时不给全俸《汉书》卷十二《平帝纪》注引如淳：“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 。有人认为试守官员领半俸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也有人认为是先拿原秩级的钱何德章先生云：“东汉时低级官吏升任高级官吏仍须保留原秩石等级试用一年。”《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此外，也可能是给低一级的俸禄，即如六百石的试守者，给比六百石之俸；三百石官的试守者，给比三百石之俸《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汉官仪》:“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语中所提到的“比秩为真”，就反映了在“为真”之前的试守期中，一般使用“比秩”。“皆所以优之”是指给了羽林郞外补的较优待遇，允许他们直接“为真”拿全俸。。明朝也有试官、署官制度：京官初仕要试用一年；低级官员若授较高之官，限于资历，须经一段时间的暂署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那么试用官与正任官，在身份上是有区别的，也算是一种“编任资格”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