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阿伯拉尔
一 生平及著作
阿伯拉尔(Petrus Abailardus,1079—1142)是中世纪法国著名的经院学者、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079年,阿伯拉尔生于法国安特的一个获得骑士封号的贵族家庭,自幼聪敏绝伦、能言善辩,后来放弃父亲的遗产和封号投身于经院、攻读哲学。20岁时阿伯拉尔离开家乡到巴黎求学,就学于著名哲学家洛色林,后来又师从著名经院学者威廉,因当众与威廉辩论并使威廉难堪,被威廉逐出校门,后自立学校广收门徒,据说就学者当时多达5000余人,而他当时只有36岁。在讲学过程中,阿伯拉尔与女学生爱洛绮丝一见钟情,双方互通情书,后来同居,并生有一子。阿伯拉尔与爱洛绮丝的爱情遭到爱洛绮丝叔父的坚决反对,爱洛绮丝叔父雇佣流氓将阿伯拉尔阉割,将这对恋人拆散。后阿伯拉尔进入圣丹尼斯修道院,而爱洛绮丝也在另一家修道院做了修女。在修道院期间,阿伯拉尔因与院长辩论哲学而屡遭迫害,不得不逃离修道院,再次自立学校,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由于阿伯拉尔主张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中,坚持唯名论的立场,其思想常与教义相悖,使得教会对他进行迫害,特别是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加强对教会控制后,其学说被判为异端,其著作被焚毁,并以教皇的命令,禁止他收徒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阿伯拉尔寄居朋友家中,生活凄苦,以读书默想终其余年,死后与爱洛绮丝同葬于巴黎。
阿伯拉尔的著作主要有《科学引论》、《辩证法》、《哲学对话集》和《是与非》等。其文艺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自传体性质的书信《我的患难生涯》以及与爱洛绮丝的往来书信中。这些书信后人辑为《阿伯拉尔与爱洛绮丝书信集》,是中世纪世俗文学的名著,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曾摹仿这个书信集写出著名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可见其经历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阿伯拉尔在献身经院与追求爱情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内心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自然感情、灵的倾向与肉的倾向在他身上不断冲突。由于阿伯拉尔近乎传奇更近乎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文艺思想与中世纪神学文论判然有别,体现出鲜明的人性色彩和世俗倾向。
二 艺术的独立性
阿伯拉尔是一位经院哲学家和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世俗文学的作家。他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奥维德、琉坎等人的讽刺诗和恋歌尤为推崇。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以恋歌闻名于世。“如果我有时间写诗,我总是写恋歌,不写颂扬哲学的圣诗。你知道这些诗大部分流传到今日,在许多地方还有人歌唱着,尤其是那些生活象我那样的人们。”阿伯拉尔的恋歌以描写世俗生活尤其是男女两性的爱情为主,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和强烈的感染力,爱洛绮丝在给阿伯拉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研究哲学的余闲,你常常作诗以自遣,你的不少恋歌在民间流传,因为诗词优美,音调和谐,博得人人歌唱,使你扬名于世,有口皆碑,甚至不识字的人也懂得欣赏你的诗韵的美。……你的诗多半是歌唱我们的爱情,不久我的名字也传播到天涯海角,使得许多女子羡慕我,妒忌我。”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两大基石。在中世纪早期,从教会文艺观出发,文学只能描写教士的苦修和上帝的美德,引导人们禁绝现世的欲望,潜心修行以求死后灵魂升入上帝的天国。阿伯拉尔公开歌颂世俗爱情,赞美现世的人生幸福,是对基督教文艺观和教会文学创作的一种公开挑战,在基督教神学文艺笼罩下的中世纪不啻是一声旷古的绝响,而且动摇了教会文学的基石,为世俗文学争得了合理的地位和发展的空间。
在文艺理论上,阿伯拉尔强调艺术的独立地位,主张文艺应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应按照艺术特有的目的进行创作。他说:“文艺有其特有的目的,与神学的目的不同,所以世俗文艺应有其相对的独立地位,文艺不应做神学的‘奴婢’。”“诗神要求从上帝宝座下解放。”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统治下,无论是在现世生活中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帝的权威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上帝的存在和至上作理论辩护和求证的神学统治着一切文化和艺术,不唯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一切学科都是神学的奴婢。阿伯拉尔对文学艺术独立地位的强调,在内在精神上已经触及对上帝权威和神学合理性的怀疑和反思,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文论和文学创作的基调与思维模式在这里已露出端倪和脉络。
三 情感论
阿伯拉尔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认为作家的创作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作家所生活的环境;二是作家在审美观照时的感情。出于其独特的情感经历,阿伯拉尔重点论述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与爱洛绮丝的忠贞爱情和苦难的人生经历是阿伯拉尔恋歌创作的母题和心理动向。他在《我的患难生涯》中说:“相爱的男女在分离时是何等痛苦啊!离愁、别恨、惭愧、后悔交混在我的心头!我为她的悲哀而后悔,后悔又加重我的悲哀!……我们所经历过的羞惭使我们对于我们的爱情更没有羞惭畏缩,我们愈没有羞惭畏缩,我们就愈想歌颂我们的爱情。无怪,荷马要高歌战神与维纳斯的真情的恋爱。”虽然作为一个中世纪经院学派的神学大师,阿伯拉尔却并没有否认感情,否认两性之间的真情爱恋。在其自传性的信中,阿伯拉尔描述了他与爱洛绮丝哀婉曲折感人至深的情感纠葛,并对其抱有深深的敬意,认为正是与爱洛绮丝的苦难而真挚的爱情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并且列举荷马歌颂战神与维纳斯的爱情作为明证,来证明正是伟大的情感,促成了伟大的创作。阿伯拉尔的理论观点也为后来的诸多文学史家所证实,如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歌德的诸多优美的爱情诗篇背后都有一段离奇而曲折的爱情故事。
阿伯拉尔认为人的情感不仅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也影响到读者的文学鉴赏。他以自己现身说法,主张用现实的生活来影响人的情感。“生活的实例往往比诸千言万语的说教更有力量,它能够激发或者和缓人类的激情。”它使读者能“有勇气来面对人生的一切磨难”。同时,由于我们彼时彼地的不同情感心绪,眼中的人物便带上了我们主观的感情色彩。对此,阿伯拉尔有一段在今天看来仍十分精彩而独到论述:“因为我们观照自然现象时的心情不同,我们有时把秋夜的星星称作明珠,有时称作眼泪;有时欢呼晚霞的美,有时悲悼落日的斜晖;有时觉得月亮分外光明,有时埋怨它撩起怀人的愁绪。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美,事物的美总染上我们自己的感情。”在西方文论史上,阿伯拉尔最先明确地肯定了主体,肯定人的主观情感在审美鉴赏中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浪漫主义诗歌都可见出阿伯拉尔情感鉴赏理论的影响。即使比之于后世浪漫派的情感理论,阿伯拉尔的前述思想也并不逊色,后世影响巨大的“移情理论”滥觞无疑可以追溯到阿伯拉尔的情感理论。
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的一位独特的文学理论大师,他在神学文论的上帝之响中唱出饱蘸人类情感的世俗心音。如果说他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的观点囿于其神学背景,而不具有普泛的理论意义的话,那么他对情感问题论述应该说已触及了文学理论中作家和读者的心理因素这一永久的文论主题。阿伯拉尔的文学理论虽不成体系,但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背景下,我们更应看到其中所体现的独特精神价值和理论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