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与学科的界定

在进行本书的整个研究前，我们还需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地缘政治学这样一门显学如何进行适当的学科定位，还是个比较有歧义的问题，学科定位的歧义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学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混乱。因此，这些是我们必须先加以厘清的问题。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存在着如下的几种观点：

一、地缘政治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最初把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看成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他在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中就已经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到一起了，并且曾经在称呼上使用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 geographie）的概念。就学科内容而言，人类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基本上是相等的概念，而后者是使用频率更高的一个概念。在西方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指研究人文现象，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口的现象的那一部分地理学，质言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活动的空间分布。其研究的宗旨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The Earth as Humanity's Home）。后来，在人文地理学中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它把国家和世界当作一种具有一定空间生命的有机体来加以看待和研究。因此，政治地理学从空间角度研究各种政治行为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因果关系，研究它们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也就是研究它们的地理空间变化。换言之，政治地理学就是研究“时空中的政治格局”。至于地缘政治学，它显然受到人文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学科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大体上是将人文地理学与它的关系视为种属关系，国内外学者在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同等看待时，认为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研究国家与地区内部和相互间的政治行为过程的地理分布的一门科学，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地理背景，以正确认识许多国际问题的发生、发展的根源和趋向。更激进的看法认为，地缘政治学一度是人文地理学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但也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原本是（自然）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自然的和社会的理论区分，使地理学分裂为两个部分”，是麦金德将二者合而为一，他的理论在地理学的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裂缝”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二、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本来，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缘起和发展的前身，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直接的理论渊源，地缘政治学是沿着政治地理学的学科逻辑来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二者在某些场合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概念，在某些场合则需要加以区别。例如，就学科产生的时间来说，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概念早就由拉采尔和契伦等提出，地缘政治学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关系发生极为重大变动时才形成了学科的概念，所谓重大变动是指国际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这时地缘政治学具有了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并拥有专门的学科名称的必要性。在研究范围和领域上，政治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国家级政治地理，包括国家的空间特征、国内的政治区域划分、政党和选举地理、国内人口结构等。政治生态学派代表人物鲍曼（I.Bowman）和范根堡（V.V alkenbury）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如何从政治地理上适应其所居住的区域自然环境。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国际级政治地理，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地理分布，研究国际范围内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地理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一词是表述国际关系空间关系的简明概念。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了一种说明和解释国际政治和地理现象，进而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个特殊的理论分支。这意味着，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把国家当作地理的有机体或一种空间现象来认识，例如，拉采尔、豪斯浩弗和契伦共同意识到，二者均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及其结构的研究；但毫无疑问，二者在概念上又有所区别而不应混淆；当政治地理学突破了国内政治的范畴而延伸到国际政治上，它就发展成了地缘政治学。另外，二者的一个不同是名誉和命运的问题，政治地理学从20世纪初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时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学术上的好感；但地缘政治学因为曾经服务于侵略战争和激进意识形态的缘故曾一度被打入冷宫。

三、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例如只有个别学者认为它曾经来自于政治学而不是地理学，或认为权力政治学为这门国际关系的“显学”奠定了直接的基础。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少，但也不无理论渊源。麦金德就曾否定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存在，认为它完全从属于政治，从而把地缘政治学纳入了政治学科的范畴，认为它“对制定合理的战略战术规划是很必要的”，“因此它是一门政治学科”。按照麦金德的说法，地理的统一首先在于，所有地理问题——自然地理，生物地理，社会地理问题都从属于政治的影响。虽然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麦金德的理论具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这似乎与他对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有些矛盾，但他对政治的强调实际上是他的“陆权说”和“心脏地带学说”的逻辑基点和展开线索。而直到今天，西方不少地缘政治学家仍然认为，地缘政治是“做政治决定的坚实基础”，与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是相当一致的，并且常常在政治学的理论中汲取自己的营养。因此，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挑战是使地理与政治结合的能力，它尤其反映在一系列的令人迷惑的事物进程和事件中。

本书首先提出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和学科定位问题，对于全书的论述并非没有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恰恰与在哪一个学科的意义上去认识它有关。本书认为：

第一，地缘政治学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以国家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为基本单位，以它们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它们与国际政治现象在空间配置上的规律和特性的科学。其中，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地缘政治学之所以区别于地理学和其他与地理相关的学科的主要界标。如同地理学主要研究自然物体或实体的位置和空间及其关系一样，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的位置和环境及其对应关系。地缘位置表明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的政治地理位置，地缘环境表明的是国家和各种政治实体等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当然，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包括自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地貌及其所载有的资源等因素，但不对它们作过多的单领域的涉及，因为那样的话地缘政治学就不成其为地缘政治学了，而变成了地理学了（如果从军事角度过多涉及它们，就变成了军事学或军事地理学了）。质言之，对这两个概念的肯定，是地缘政治学成立的前提（下一章将对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这两个概念加以系统解释）。在明确这一点后，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待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就成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是保持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学基质的纽带，其中海陆位置和海陆关系是地缘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主要内容；以国家等政治性实体为基本单位，以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政治结构和形态特征为内容，是地缘政治学具有国际政治学素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所以，概括地说，地缘政治学是在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统合或结合的基础上对国际政治空间现象所做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就其延伸影响来讲，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政治地理因素和国家对外政策（包括军事战略）的地理因素。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地缘政治学提供了观察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独特理论、知识和方法。

由此知晓，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所探索的重点为国家行为在不同类型地域的地理空间分布、组合及发展规律，其中特别包括海陆位置及权力分布对国家地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由于“地理学的明确主题”是研究地理差异，例如，有关地理环境结构（geographic environment structure）的概念便强调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整体性是其各组成要素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结成的一个整体，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它可以表现为地带性的差异和非地带性的差异。所以，地缘政治学特别看重地理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差异，认为这些地理差异及其在空间上的关联对国际政治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直接造成或导致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差异的最主要的因素，而这就是国际政治和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核心部分。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其中的活动表现出各种形式，导致了国际政治在空间上分布和发展上的变化，从而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具有极大差异特征的地理空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地缘政治学不仅包括对国际政治空间的研究，还包括对一定的空间中国际政治过程的研究。正如斯皮克曼所说的那样，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在这方面，最需要注意的是，在二维空间意义上的海陆关系分布以及在三维空间意义上的地面与空中关系的分布，就是一种最显著的、也是最大的“地理差异”；由此造成的国际政治的差异和动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地缘政治的形成和演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因为基于地球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特性，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及其互动关系更多地受到海陆关系分布和地面与空中关系分布的制约；因此，国际政治的空间和过程主要体现在海陆关系的演变和地面与空中关系的演变上。西方学者认为，地理世界的差异与不平衡特征，是追求、维护并扩张权力的地理基础。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利用了地理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效果。例如，“地理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类型，在欧洲列强获取欧洲大陆支配地位的政策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并由大陆的地理局限所决定。那些善于利用陆地优势的强国一般都是作为陆上霸权出现的，那些善于利用海洋优势的强国一般都是作为海上霸权出现的。陆上霸权的典型有法国和俄国，它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会深深地持久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海上霸权的典型有英国和荷兰，它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历史地看，“传播文明的使命”（法语）、“阳光下的地盘”（德语）和“命定说”（英语），似乎都带有海陆关系的特征，特别是可以作为海陆差异的不同关系类型。

第二，地缘政治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就此而言，地缘政治学在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基础上把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以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放大形态（不少学者把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概括为“人—地关系”或“人—境关系”，国家作为个体人的放大，可被视为“国家人”）。换言之，在人与地理环境关系基础上对国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是本学科的核心命题，而国家战略考虑和制定的基点，就是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的因果关系，就是人们如何因势利导地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处理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依据这种辩证的观点，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多种性质不同要素的综合体。正因为如此，一些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出发，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研究战略力量布局条件及特点的规律性和方法论的科学。”他们还认为，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国家与地缘因素的特殊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既具有空间结构的内容，又具有空间过程的内容。人和国家的活动表明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质，人和国家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赋予地缘政治过程的含义。因此，地缘政治包含着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包含着国家之间的空间与过程关系；换言之，它说明了地理空间分布的基础作用，又说明了人的主观作用和国家行为的模式。地缘政治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人、国家与地理环境中的相互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因果变化规律，注重的是三者关系的协调。

第三，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综合，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结合，因此说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十分合适的。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把地缘政治学看成是一门交叉学科，认为地缘政治学虽然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它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例如，西方有的学者把人文地理学分为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等等，地缘政治学即是前者。苏联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地缘政治学属于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认为政治地理是社会——经济地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另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又是一门政治科学，同时还是一门地理科学；如果只强调前二者可能会弱化该学科的地理学性质，因为该学科研究各国的地理位置和世界政治经济地图的变化，强调国际政治的地域特征；如果只强调后者则可能使该学科失去很多国际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特征。所以，这门学科是“国际政治经济联系的地理学”。中国学者认为，由于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它属于地理学和政治学相互融合的学科。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从广义上所涉及到的学科有：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还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学等，明显表现出是一门交叉学科。因此，地缘政治学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而是一门开放的学科，这门学科与各个学科门类相互交叉，在本领域内出现了许多“结合部”。从狭义上讲，地缘政治学在以上各个学科中主要是从地理学和政治学结合的角度提出研究对象问题的。

第四，地缘政治学在学科上的融合性质使它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地缘政治学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它同有关国际关系格局的学说（例如均势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一学派的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地缘政治学本能地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视角，最少有“幻想”色彩。西方地缘政治学从权力政治学中吸收了很大的营养，因此它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内涵和逻辑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同样，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包括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或日本等）也都被赋予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并且实际上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加以演绎。需要强调的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背景和学科定位，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学派两个基本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地理位置和空间以及由此上升到政治意义上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权力及其潜力的影响，强调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例如，具体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等，从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土防御形式，从而又对国家的生存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布热津斯基所用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乃至战略等词的含义，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从而对国家利益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们认为地缘政治是确定、界定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方法和工具。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与国家权力存在着更为紧密的关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条件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中拥有非常大影响的要素，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国内学者或者认为地理条件和人口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的两大基本因素，或者认为地理环境和领土面积是国家权力的两大要素，或者认为地理条件和人口状况、自然资源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有形构成位居前列的三大要素，或者认为地理是“国家强权的最稳定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权力的构成中，上述所说到的几大要素都被看做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国外学者方面，例如在马汉、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阿隆（Raymond Aron）、斯皮克曼的著作里，地理均是位列第一的国家权力要素，甚至“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同国家权力是同义词”。在马汉所列举的6项国家权力要素中，地理位置和与其相关的领土结构、国土面积、人口等要素异常显眼。在摩根索所列的9项国家权力要素中，就有地理位置和与其有关的自然资源，他认为地理是国家权力的要素，地理形成了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也是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雷蒙·阿隆所列的3项国家权力要素中，有“政治单位占据的空间”和资源2个。在斯皮克曼所列10项国家权力要素中有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4个。柯林斯（John Colins）在《大战略》一书中更特别详细地谈到了构成国家权力的地理成分，地理因素被认为是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之，地理因素（以及上升到政治意义上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国家权力和综合国力中的最基本的构成成分。

应该看到，广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同这里所说的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意义上理解的地缘政治学有所不同，因为前者会涉及到战后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环境理论（包括“人—境”二分的理论），但既然我们把地缘政治学的学科范围限制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那么环境理论就实际上被划为另外一种理论范畴。这样做的重要结果，是我们这里使用的地缘政治学概念限于狭义的范畴。它具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以国家行为体作为能够从事地缘政治活动的单位，以国家行为和地理因素为主要变量，从中揭示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与特定地理条件之间的变量关系。在内容上，它主要包括海权理论、陆权理论、空权理论、生存空间理论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边缘地带学说”以及关于国家地缘位置、谋求合理的国际地缘环境的有关理论与战略学说。

第五，地缘政治与国家战略的基本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地缘政治学也是以国家战略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它主要探索国家战略受到地理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条件，探索国家战略如何根据地理条件加以制定。中国古代即有“地者，兵之助也”的名言，把在地缘上“知己知彼”看成是战略的先决条件，认为观察和审视天下大势必须服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客观规律。所谓“知己知彼”实际上是知天知地，所谓“地利”指的是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它与战略行动的时机把握（天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团结程度（人和）被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美国战略学家柯林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制定成功战略的首要条件之一，“战略大师们善于巧妙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既承认受其制约，又尽量使大自然为自己服务。”因此，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形成国家战略的重要客观基础，甚至是国家战略执行方面“首先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在分析国家战略形势时，既要考虑到其他国家所可能采取的战略，也要对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情形和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联系进行仔细的分析。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和重大的影响，所有的战略选择都要与地缘政治状况相适应。正是由于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对战略选择的制约，才会有中国长城、法国马奇诺防线以及以色列巴列夫防线等不同的战略选择结果。正是由于很多国际政治活动均具备地缘政治的背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在制定重大对外战略策略时，没有不讲地缘政治的。“那些没有正确理解和错误地利用或忽视地理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重大影响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战略家，往往在国家的威望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才痛苦地吸取教训。”总之，地缘政治的禀赋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外交活动方向选择的经常性因素，它所反映的不是国际关系中表层的，而是深层次的东西，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和能源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通过空间联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形式的集中和汇集；这一切因素只有在地缘政治上加以考虑和观照才能变成国家战略选择的基本动力。作为历史学家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就承认，孤立地看待各种工业产量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或地缘政治背景下考察，才能取得实际的价值。亨廷顿也提出，地缘政治的地图对理解国际政治，进而实施国家战略是必要的。

有鉴于此，作为研究国家战略与地缘政治关系的特殊理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自身充满了很浓厚的“实学”色彩，与那些高谈阔论的玄学恰成对照。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地缘政治”是战略家、外交家和将军经常使用的术语；当他们强调地缘政治学作为国家战略思考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他们都知道“地缘政治”一词所处的实际语境是什么，这就是：如果国家在战略选择中忽视地缘政治及其作用，它们就必然受到“地理的报复”。基于此，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及其相关行为，将地缘政治纳入国家战略的考虑，很久以来就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霍尔斯蒂（K.J.Holsti）认为，从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决策理论（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or decision theory）来说，决策过程虽然包含着主观因素，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客观过程而存在。就后者来说，它起码包括了对国际系统结构和地缘政治的通盘考虑。而按照德国地缘政治学者豪斯浩弗的说法，地缘政治学是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政策的一门艺术，它是认识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认识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时所应该使用的基本工具。毫无疑问，如果说均势是国家在认识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方面的“政治导游图”，那么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则意味着，它是国家在认识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方面的地理方位图，它可以为各个国家制定和执行自己积极的整体战略确立清晰而有效的地理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