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学科基础
第一节 地理学：地理差异性
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和现象在空间的配置”
。所谓物体和现象，是指地球上的事物，它们的存在形式在本质上与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它们是以空间实体的形式存在的。所谓空间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表示的是事物存在的广延性，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则指的是地球上的空间，即以地面为基准，人类活动所能达到或延伸到的范围。因此，地理学的主题是探索地球表面事物的一般排列和存在形式，包括研究地球表面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分布规律和空间关系；它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实质和特征：第一，严格地说，一切地理的形态在空间上都是三维的，它们在度量上由长、宽、厚三个维度组成，事物的实体形态便表现为三维空间的形式；所以，“地理学是在地球表面三维空间和时间等四个尺度上”，全面和综合地研究地理环境与事物的关系。第二，正是在三维空间的意义上，地理学把地理差异对地球表面事物排列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地理要素（geographic component）——即地球表面事物排列和分布的空间条件——通常是指那些在空间分布上有着显著差异性的条件，它们决定着地理类型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在地理环境特征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第三，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即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理环境的科学。这门科学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和人类一般历史的联系，比之其他大多数科学部门要更明显一些。它是关于地表的知识，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动构成了世界史内容的极大部分”。同时，由于“地理学是一个公认的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学科，拥有丰富的方法论和具体的工作文献，它是地理工作者长期以来所创立的，大部分性质似乎很难迅速改变”；所以，“世界政治，世界交通，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理现象，如果不想犯大错误，必须用地理学的观点去研究并阐明它们”。
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基础之一是地理学，其理论形态显然受到地理学主题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地理剖面的差异性塑造了地球的基本形态，决定了其上载层的基本性质，它对于地缘政治具有天赋的决定性的意义，也影响到了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特别是地理差异的显著事实对地球三维空间里事物排列分布的制约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客观前提，地理学对地理差异的系统研究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学科基础。至于所谓地理差异，它（们）在三维空间意义上首先反映在海陆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平面差异。在地球总面积约51000万平方千米中，海洋的总面积为360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的71%，陆地的总面积为149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的近29%。这便是地球三维空间的第一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在地理空间上又形成了立体差异。这便是地球三维空间的第二面含义。当然，人们对地面空间和空中空间相互区分的认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航空和航天科技）的发展而加深的，在不具备这些认识手段之前人们对空间的理解更多的是局限在地面空间的意义和范围上（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由于地球的表面空间范围主要以陆地和海洋两个部分划分，即主要存在陆地空间和海洋空间；又由于地球的地面和空中形成了特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地缘政治学认识地球空间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按地理一分为二”，地缘政治在现实世界中的二分是被决定性的和被赋予性的。因此，在自然意义上，地缘政治活动的地理基础或者说空间范围是“地球表面三维空间和时间等四个尺度上”的时空限定。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包括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空间领域是陆地、海洋以及所能延伸到的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三维空间里，国家的行为和国际政治也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地缘政治更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被决定了它的种种特性。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其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只能受限于地球三维空间和地理学主题的约束。
这里，需要对海洋与陆地的地理差异做进一步的探讨，用以揭示地理学主题对地缘政治学性质和特征的影响。正如擅长于分析地表差异的地理学家所指出的，地表上最大的差别是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差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均认为这起源于地壳内部构造带有根本性的矛盾运动，只不过对这种矛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如“大陆漂移说”即“大陆移动说”的提出者魏根纳（Alfred Wege ner）认为，大陆与海洋的区分表明地壳的均衡；而中国古地理学家周廷儒则认为，大陆和海洋的区分表明地壳的不平衡性。尽管如此，他们都着重说明，二者在结构方面根本不同，对自然状态和自然现象的影响也不同。从地壳的演变来看，正是二者的矛盾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圈，并以相互间的差异对自然界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各种自然界的现象。例如，特征和影响各异的气候（尤其是季风）是由陆地、海洋、空气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形成的，也是陆地与海洋冷热差异的结果。虽然就自然界的造化来说，陆海各自的地理形态和分布的形成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有机生命赖以生存和演变的地表上最大的一种差异，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差异比这更大和更重要。也就是说，海洋与陆地的分隔是最重要的地理结构，造就了最显著的地理形态；而且，这种分隔造成了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地理现象，其分隔程度越大，所带来的差异效果和悬殊作用就越大。
因此，“地理学着重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其空间的差异性，根据空间划分为大陆和海洋来理解地表，这里面包含着地球上各种地理现象间的需要独立出来的因果关系。到处都相同的现象不列入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一方面地理学必须探索存在于地球空间的各种地理现象，另一方面它必须根据由此产生的所有现象的地理特性去理解各个空间，特别是大陆和海洋。进一步地说，由于地理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地理学从地球要素的无限变异性中选择那些人类重要的变异性的结论，同样亦解释了地理学研究范围限于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外壳的历史事实”；“地理学是描述和解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极力主张，地理学的焦点是区域差异，即地球表面上各个景观的嵌合。因此，地理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要对已发现的世界的区域差异的事实作出解释，所谓区域差异不仅仅是某些事物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而且包括每个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与任何其他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之间的差异”。“所以，地理学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地球表面上变异特征的准确的、系统的及合理的描述和解释”。而且它“力图获得对世界的区域差异完整的认识，因此要从世界不同部分因地而异的各种现象中分辨出仅具有地理学意义的（亦即与区域总差异有关联的）那些现象。对区域差异有意义的诸现象具有地区表现。地区表现虽然不一定是就地面自然范围而言，但它的确是有其范围或多或少确定的某个地区的特征”。总之，地理学通过揭示地球上的地理差异来研究各地区之间在因果关系上的差异，世界上的事物因地理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因果关系；它对地球表面差异现象及其由此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被自然界和历史的常识证明是正确无疑的。毋宁说，地理学是一门关于世界地理差异的学科，其研究的逻辑基础就是因地理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可变因素的因果关系。
应该说，地理学思想以关注和解释地理差异为特征，这种观念也渗入其他学科，并在其他学科中获得了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表达。黑格尔曾从历史哲学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指出，地域范围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孕育出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多种形态：蒙古高原和阿拉伯沙漠、由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地区（即中国等四大文明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代表了三种风格迥异的地理形态，衍生出了三种不同特征的社会文明和法律关系。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地理差异促使地区间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同时由地理差异所形成的空间条件是促使世界性交往的重要条件。基于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基于地理学的焦点已围绕着对空间差异和空间体系的研究而形成，惠特莱西（Derwent Whittlesey）和哈特向均主张，“地球表面不同地方的政治现象的差异是政治地理学的本质。”由于地球空间最大的两个部分是大陆和海洋，这两个部分甚至形成了地球的形状，所以，地缘政治必然受到二者之间差异的影响，从而造成不同国际关系现象的空间差异。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在地理位置所指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在地球上的空间位置关系中，尤其重要的是海陆关系；它决定着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差异，而这正是由地球基本性质决定的。当然，也正是由于地球地表上以海陆差异为最大差异，不同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此而有重大区别；所以国家凭借地球作为施展其本领的基本舞台，或以海上斗争，或以陆上斗争，或以海陆斗争，给国际关系历史注入了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内容。于是，首先以海陆关系为主、后来扩展到地空关系的地缘政治，包括在此空间结构中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就成了各国考虑和制定自己国家战略的地理基准，也就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
地缘政治的现实反映到地缘政治学中自然影响了它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它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特征。鉴于地缘政治学首先要涉及到关于地球的概念，地球的性质和地球上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起点和展开逻辑；又鉴于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头和线索上，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中人文部分与政治学的结合，地理空间的差异导致了政治空间的最大差异；所以，地理学关于各大陆之间的空间关系，关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地球表面与空中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就成了地缘政治学必须首先面对的探讨对象。因此，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延续了以海陆二分及地空二分为主题的理论主脉，也就是延续了二分论的理论主脉。
从地缘政治学的基础——地理学看，这种二分论的思维导向早就已经存在并得到相当系统的阐释。早期希腊地理学中的米利都学派（被认为在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就以地中海一带海洋与陆地的情况作比较，这种对比研究对地理学形成一门整体学科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这个学派的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关于地球的概念、各大陆间的空间关系概念和地中海海岸线性质的概念，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认识。而这来源于对地球的基本特征即海陆关系的认识。地理大发现主要是就海陆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并进行了新的定位。哥伦布（Columbus）通过海洋去发现新大陆，从而加深了对海陆关系的认识，推动了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世界性联系，也促进了地理学的现代化。按照恩格斯的话说，由于地理大发现，古老的地球疆界被彻底打碎了，“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19世纪，李特尔（Carl Rittler）从地理范围上将世界进行了两个层次的二分，第一层次是陆半球和海半球的二分，第二层次是陆半球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二分。这种二分的主题后来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传统。而拉采尔依据进化论和自然科学法则，把空间和位置看成是影响国家的两个重要因素，认为位置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以独一无二的特色，人的活动和国家活动都被他说成是空间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他重点考察了大陆区域的情况，把大陆区域与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宣称人需要有大的空间以及有效地利用大空间的能力，这将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宣言。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拉采尔的地理学思想有着明显的“陆权”倾向。依据大陆与海洋的地理差异，比其他人更明确地提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思想的是麦金德。他认为，海陆差异对人类社会影响甚大，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反复斗争的过程。虽然在解释历史发展的世界体系时，一些地理学家不同意麦金德的以海上和陆上为基础分为两个对抗的世界体系的观点，但所提出来的划分仍然很本能地回归到麦金德的分析方法上。如利奥·艾默里（Leo Emmeri）的著名三部分划分是：内陆大草原、边缘农业区和临海沿岸区；但在边缘地带经常发生的是陆上人（landsman）和海上人（seaman）之间的斗争。与此相类似的是，有些学者还提出，海上列强和大陆列强——“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的斗争，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主题。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其他的一些地理学家（包括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也充分地认识到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两个部分并存的事实，并提出了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的二分法。
以上事实和理论说明，全球地理的基本情形转化成地缘政治的事实，自然会折射到地缘政治学的观念和理论上，地理学基质的不同更会促使地缘政治学形成不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因此，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我们会看到，从马汉和麦金德开始到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乃至于到今日的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的理论本身都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念，一种对世界历史的地理学解释。在这种历史观和世界观之下，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包括与它相关的地理学和政治学）贯穿着两条主要线索，一是陆权思想和对陆地重要性的认识，一是海权思想和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以《武经七书》（尤其是《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地缘政治思想和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欧洲地缘政治思想都主要论述了陆权的思想和陆地空间在人类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和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样的一条理论发展线索，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那里，变成了“历史性的有力回声”。而最早的地理学和政治学著作都曾研究海洋的位置和海岸线的性质对各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性所发生的影响。这样的一条理论发展线索，在马汉和戈尔什科夫等人那里，则发展成为关注海洋在全球战略和国家战略中作用的理论。由此观之，把地缘政治概念引入地理环境与政治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都贯穿了一条线索，即关心海陆位置和由此产生的空间差异因素在大国不断进行的政治性角逐和争霸斗争中的意义。对地缘政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此进行了极为生动和详细的描述。极而言之，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都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可以在地缘政治上得到解释，其中突出的就是陆权与海权的对抗贯穿了世界历史。
应该看到，地缘政治学中以海陆二分为主的二分论命题在马汉和麦金德那里达到了极致，在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他们开始用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和语言，而不是地理学的逻辑和语言讨论海陆二分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点上，也就产生了地缘政治学自身关于海陆二分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以及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都是这样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它们代替了传统的“陆地”和“海洋”、“陆上人”和“海上人”争斗的主题和概念。就本质特征来讲，地缘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都具有二分论的性质，这一方面体现在海权和陆权的二分，或过度强调海权的重要性，或过度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分，或过度强调“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或过度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主要结论所形成的二分对应关系，对地缘政治学中各个学派的后来人是影响巨大的。例如，“谁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和“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以及“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的简明格言，几乎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固定模式，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和性质，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和对外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思维品质，并且至今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一分为二的倾向，如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陆权与海权，东方与西方，中心与外围，遏制与反遏制，包围与反包围，扩张与推回等，所形成的极为明显的互相对应的关系，也似乎印证了上述几种理论的“二分对应性”。而上述好几个相互对应的概念群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中通过不同的语汇被人们经常表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