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溧水“街上话”（u）变项

郭骏对于江苏溧水“街上话”的研究是一项音系变异的研究（郭骏2005）。研究的是一组与[u]元音有关的变异和变化现象。下面就对该研究进行介绍。

一、研究的问题

（一）方言背景

溧水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是南京市的一个郊县，县城叫“在城镇”。县城的方言有两种：“老在城话”是吴方言的一部分，现在会说的人已经很少；现在流行的“新在城话”是江淮方言的一部分，出现已近百年，但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一直只是在城内使用，出了城门便不说，所以又称之为“街上话”。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县城范围的逐渐扩大，“街上话”的使用范围也逐渐扩大，乡镇入城人员也将其作为交际用语，现在已成为溧水最通行的方言。

（二）研究对象

街上话中存在着一字两读或三读的现象，如“团、端、暖、蒜”等字韵母有[u]和[uæ]两读，“砖、穿、船”等字韵母有[u]、[yi]和[uæ]三读，并且声母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一字多读的现象就是音系变异，构成一些音系变项。因为这些变项都与[u]元音有关，郭骏称之为“[u]元音变异”。

（三）研究假设

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普通话对方言产生哪些影响、方言朝什么方向发展，对此都曾展开过研究。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就是“人们只注意调查研究方言和标准普通话两端的情况”，对于方言向标准普通话过渡的中间状态研究得很少。事实上“中间状态是大量存在的”，而“各地过渡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和标准普通话有哪些差异”，这些都很值得研究（陈建民、陈章太1988:115）。

在方言学调查的基础上，郭骏发现[u]元音变异涉及的韵母数量很多，涉及的词汇范围很广，并且会因讲话人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因此，该变异可能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有可能会改变“街上话”的原有性质。郭骏假设溧水“街上话”[u]元音的变异是一项进行中的变化，变化的方向和结果使“街上话”转变为“带有普通话色彩的地方话”。

二、研究的方法

郭骏用“定额抽样”的方法，确定了一个调查对象的样本。他确定的调查对象是：县城长大，日常用语为“街上话”；年龄分布为10—65岁之间。他把调查对象再分成四个年龄组，第一组10—20岁、第二组21—40岁、第三组41—50岁、第四组51—65岁。其中，第一组都是学生，由于属于拉波夫所说的“语体变化阶段”（陈松岑1999:148），所以多调查10人，其他各组均调查10人。调查总计50人；其中，女性21人（42%），男性29人（58%）。郭骏也注意了调查对象的社会阶层，50位调查对象分别属于六个社会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在征集调查对象时采用了“雪球抽样”的方法，通过熟人介绍，访问调查对象，记录其发音情况，然后通过这些受访者再去结识他们的熟人或朋友，记录他们的发音情况，直至完成整个调查。

郭骏让受访者用自己日常使用的“街上话”朗读事先设计好的词表。他的调查词表选择居民日常生活词语或习语，注意了词语的语义覆盖面，注意了词语的不同来源：以原有方言词语为主，也选择近年来由普通话进入的词语，同时用两种来源的词语共有的字构成对比组，如发酸/酸菜鱼、换一件/替换、得罪/犯罪、俗气/风俗习惯、老鼠子/老鼠（前者为当地方言原有词语，后者为普通话来源词语，见表2.1，加粗字为所调查字）。

三、研究的过程

研究者先确定[u]元音变异的变项和变式，然后分析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包括语音、词汇）和社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阶层等）对[u]元音变项的制约情况。

（一）[u]元音变项、变式的确定

调查表中28组词语的发音情况可以确定为10个变项，归纳成表2.2：第1—7项均有两个变式：ʊ/uæ、ei/uei、ən/uən、əʔ/uəʔ、yn/uən、u/y；第8—10项均有三个变式：ʊ/yi/uæ、yi/ʊ/uæ、uei/ч/u。

研究者把街上话[u]元音变项的变式分成三类：“旧式”，“新式”，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式”。调查发现，四个年龄组采用新式的人均百分比为：第一组51.1%、第二组24.4%、第三组19.8%、第四组6.7%，说明年龄与[u]元音变异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年龄与采用新式的数据成反比，年龄越大数据越小，年龄越小数据越大”（郭骏2005:77）。这样第1—7项的两个变式可以确认为一个旧式、一个新式；第8—10项的三个变式可以确认为一个旧式、一个过渡式、一个新式，见表2.2。

[u]元音与“新式”的关系有四种情况：（1）[u]作为介母出现，共有四种不同类型，涉及24组词语（除表2.2所列的第6、7、10项的4组词语以外的所有调查词语）（见表2.3）;（2）[u]元音作为介母消失，涉及第6项，“横过来摆（huən24/hən24）”;（3）[u]元音作为单韵母出现，涉及第10项，“老鼠子/老鼠（ts‘uei312/ts‘ч312/ts‘u312/su312）”;（4）[u]元音为[y]元音替代，涉及第7项，“驴子（lu24/ly24）”、“痰盂（lu24/y24）”。

（二）变异的方向性分析

由[u]元音在新式中的出现情况，郭骏发现新式发音向标准普通话靠拢的方向性：如果旧式中原没有[u]介母，但普通话与之相对应的韵母中有，那么新式中则出现[u]介母：ei→uei, ən→uən, əʔ→uəʔ；反之，如果旧式中原有[u]介母而普通话与之相对应的韵母中没有，则新式中没有[u]介母：uən→ən。如果旧式中原以[u]元音为单韵母，而普通话与之相对应的是[y]单韵母，则新式中出现单韵母[y]:u→y。但是过程各有不同：有的直接代替：ʊ→uæ、ei→uei、ən→uən、əʔ→uəʔ、yn→uən、uən→ən；有的有个过渡：ʊ→yI→uæ、yI→ʊ→uæ、uei→ч→u。

（三）语言系统的内部制约机制

[u]变异所涉及的新式发音都是街上话韵母系统中原有的韵母，系统没有增减一个韵母。这说明[u]元音变异是韵母系统自身的调节。在原有韵母系统的制约下，以原有的最接近普通话的形式为新韵母形式：有与普通话相同的就直接作为新式，如ei→uei, ən→uən, u→y等；没有则选择与普通话相近的韵母作为新式，如ʊ→uæ、əʔ→uəʔ。

“发酸/酸菜鱼”、“换一件/替换”、“得罪/犯罪”、“俗气/风俗习惯”4个“原有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进入的词语的对比组”中，新式的使用状况是不相同的：“酸”在“发酸”中25人用新式，在“酸菜鱼”中46人用新式；“换”在“换一件”中30人用新式，在“替换”中35人用新式；“罪”在“得罪”中13人用新式，在“犯罪”中只有22人用新式；“俗”在“俗气”中42人用新式，在“风俗习惯”中43人用新式。这说明同一字的发音在不同类型词语之间的差异，普通话来源的词语中使用新式的比例较高。因此，[u]元音变异除受到原有语音系统的制约外，同时还要受到词汇系统的制约。

（四）社会因素的制约机制

总体而言，女性使用新式领先于男性；第一年龄组男女采用新式百分比分别为48.2%、51.8%，说明学生阶段性别差异不明显；第二年龄组男女采用新式百分比分别为44.8%、55.2%，说明中青年女性与中青年男性差异明显；第三年龄组男女采用新式百分比分别为25.3%、74.7%，说明中年女性与中年男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年女性采用新式比例较高。

从社会阶层与变异的相关性来看，商业服务业员工采用新式比例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其次，经营管理人员再次，产业工人最低。可见[u]元音变异对社会阶层有一定的标记作用。

四、结论

郭骏指出：讲话人因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变式，[u]元音变异所呈现的社会分布已形成一个明显的趋势：新式发音增加的趋势与年轻的趋势保持一致，年轻人使用的新式比率高；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中青年女性采用新式发音最多（郭骏2005:79—80）。

郭骏得出了四点结论：（1）[u]元音变异是在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制约下发生的，是以改变溧水“街上话”语音系统内部韵母分布的方式来实现的；（2）[u]元音变异的新式发音，以方言原有韵母当中的与普通话韵母相同或最接近的韵母作为其选择形式；（3）该变异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是不断向普通话发音靠拢；（4）[u]元音变异大大改变了溧水“街上话”的语音面貌，表明溧水“街上话”这种“纯地方话”已经转变为“带有普通话色彩的地方话”。

五、意义

溧水“街上话”[u]元音变异研究对初学者来说有这样几点值得借鉴：（1）选题意义：研究者选取长期受到忽视的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所存在的“中间状态”来进行研究，同时选取溧水“街上话”中涉及韵母数量多、词汇覆盖面广的[u]元音变异来进行研究。（2）研究方法：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样本结构，采用“雪球抽样”的方法征集调查对象，采用“念词表”的方法来收集语言材料，调查词表选取常用词语和习惯用语并注意其语义覆盖面和来源（原有方言词语、普通话进入的词语）。（3）结论：提出在方言和标准普通话之间除存在“地方普通话”之外，还存在“带有普通话色彩的地方话”的类型；方言向后者的演变表现为在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制约下的音系变异；[u]元音变异是以改变原有语音系统内部韵母分布的方式来实现的一项“进行中的”语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