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
第一节 概述
语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早就说过：“人人都知道语言是变异的。”（Sapir 1921）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能感觉到语言变异：地区与地区在语言上存在不同，个人与个人的讲话也有差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的语言表现也有差异，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在内的一系列特征都不会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就叫做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社会语言学家舒伊（Shuy 1989）曾就“社会语言学”一词的含义做过一次调查，他向世界各地的几百位学者分别征求答案，结果返回来的意见几乎一致：社会语言学首先是一门研究语言变异的学科。
一、语言变项与语言变式
具体的语言变异就是一个个的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如果某一个语言单位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一个抽象的语言单位就是一个语言变项；而那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语言变式（variant）。“语言变项”与“语言变式”是一组概念，一个“语言变项”由一组“语言变式”构成；两个以上的“语言变式”才能构成一个“语言变项”。作为一个结构单位，语言变项有它的表达方式：用圆括号将某一个结构元素括起来，表示以该元素为代称的一个语言变项（徐大明2006:4）。例如，“蛙”、“袜”、“网”、“王”等字，在北京话中它们的声母有可能是[w]、[v]或者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音（沈炯1987）。这三种发音的组合就是一个变项，写作（w）；三种具体的发音形式就是三个不同的变式。
二、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
在社会语言学的所有分支中，关于语言结构的变异研究是最接近“本体研究”的了，因为它是一种“面向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Chambers et al.2002:203）。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把重点放在语言结构的变异性上面，研究各种语音、语法和词汇变项。
在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系统的研究中，音系变异受到的关注最多，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音系变异包括元音变异、辅音变异和超音段特征的变异。关于元音变异的研究非常多，其中以美国学者拉波夫（W.Labov）对英语的研究最为著名，如早期对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的研究（Labov 1963），以及近期的“电话调查项目”（Telsur Project）（Labov, Ash &Boberg 2006）等。对汉语元音变异所进行的研究也较多，北方话儿化变异（林焘1982），宁波话的鸭[ε]类词的变异（徐通锵1985），溧水“街上话”[u]元音变异（郭骏2005）等。对汉语的辅音变异的研究也较多，如上文提到的北方话的w/v变异（沈炯1987），北方话鼻韵尾变异（Xu 1992；徐大明2001），应山方言ts/tʂ变异（汪锋2003），澳门粤方言[η]音节变异（邵朝阳2003）等。与元音和辅音的研究相比，关于超音段特征的变异研究相对较少，这方面国内还没有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有一些，如盖伊等（Guy et al. 1986）、布里顿（Britain 1992）、耶格尔—德罗（Yaeger-Dror 1996）、莱夫科维茨（Lefkowitz 1997）和格拉布尔等（Grable et al.2000）所完成的研究。
词汇是语言结构中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反映社会变迁最为快速的一部分，社会的变化往往最先在词汇中体现出来。因此，词汇变异是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词汇变异也可以很清楚地显示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的关系，这方面汉语的研究较多，如“刚/刚刚/刚才”的研究（李宗江2002），应答语“行/成”的研究（徐大明、高海洋2003），“小姐”称呼语的研究（葛燕红2005），北京话高频词的研究（高海洋2003b），香港社会中对金钱的不同通称的研究（张双庆2004）等。
关于句法中是否有变异，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变异普遍存在于语言结构的各个层级中，句法也不例外。另一种观点则或多或少地否定句法变异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句法变异”，往往并不是受句法因素的制约，而是语用或语义因素造成的。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当中，有人认为拉波夫（Labov 1969）关于英语系词缩略的研究就是一项句法变异研究的先例。
此外，可以称作汉语的句法变异的研究有“汉语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蔡冰2005），“‘有+VP’句式在高校社区的使用情况”（王玲2005）等研究。
语言变异研究，除了音系、词汇和句法变异的研究，还有文字和语篇等方面的研究，如“‘作/做’变异研究”（刘灵珠2005），征婚启事特征变项的研究（池昌海、戴红红2003）等。但这类研究目前还很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语言变异的社会制约条件
语言变异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变异的制约条件上——其中既有语言内部制约条件，也有社会制约条件。语言变异的产生一方面来自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语言外部的影响。外部的原因，有的与地域有关，有的与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有关，有的与语言的使用场合有关。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发现和分析了语言变异的社会制约条件。语言变异的社会制约条件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语体，下面分别介绍。
（一）年龄与语言变异
年轻人的语言与老年人的语言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对此人们都有一些观察，但社会语言学有更深入的分析。社会语言学把与年龄有关的语言变异分成两类：一类是言语社区中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的表现，另一类是言语社区中长期存在的年龄规范的体现；前者被称作“进行中的变化”，后者被称作“年龄级差”。当语言变异标示某变化时，最相关的社会因素就是年龄了：在最年长的一代人的话语中，出现少量的某一变式；在中间一代人的话语中，该变式的出现频率有所增加；在最年轻的一代人中，这一变式的出现频率继续增加。当调查中发现几代人之间出现这种连续性的定量差异时，社会语言学家可以根据这些共时差异来推断语言的历时变化。但有的时候，变式的增长和减少出现在同一代人身上，到了某一年龄段出现了某些语言特点，过了这个阶段该特点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就不是语言变化。
（二）性别与语言变异
社会语言学家发现，两性之间的语言差异不仅仅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性别所致。例如，人们发现，对于语言规范，男性和女性往往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男子往往不太在意规范，言语显得较为粗俗；女子则比较注意规范，说话显得更为标准。拉波夫对马萨葡萄园岛（Labov 1963）和纽约市的英语的调查研究（Labov 1966）是社会语言学中较早研究性别差异的例子。他的研究发现，在语言变化方面，女性往往领先男性整整一代人，也就是男子在语言创新上要落后女子，显得比较保守。
（三）社会阶层与语言变异
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社会阶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说它重要，是因为人们对社会阶层造成的语言差异极为敏感，这方面的语言变异能显示讲话人的社会身份；说它复杂，是因为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度量社会阶层，换句话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把社会中的人逐一按阶层分别开来。现在，一般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指标来划分。拉波夫的纽约百货公司调查（Labov 1966）便是一项闻名于世的有关社会阶层的变异研究。拉波夫发现（r）变项有着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具体表现为：比较高档的商店，其售货员发“-r”变式的频率要高于较低档次的商店；因为不同档次的商店面对不同阶层的顾客。
（四）语体与语言变异
所谓“语体”就是语言适应不同交际的场合而形成的不同表现形式，如“谈话语体”、“政论语体”、“科学语体”、“事务语体”等等。过去的语体研究局限于书面语；社会语言学则发现口语中有“场合语体”，并且体现在语言变异上。语言变异还可能呈现出“语体转移”（style-shifting）现象，即在对同一位讲话人的同一次谈话中，由于话题改换等原因，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定量性特征变化，如对某些变式的使用增加或减少；这标示着讲话人对讲话场合的性质的理解有所改变。
四、语言变异与变化的关系
（一）进行中的变化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但是，语言系统是怎样在全社会的交际不间断的条件下进行变化的呢？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以拉波夫为先驱的社会语言学家开始了“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的研究。“进行中的变化”就是一些正在扩散的语言变异（徐大明等2004:136）。通过研究进行中的变化，社会语言学家可以直接观察变化的过程，从而了解语言变化的机制。如果只是研究已经完成的语言变化，则所无法做到这一点。
（二）显象时间与真实时间
从语言表现的年龄差异中推导出语言变化的研究，叫做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体现在几代人的言语特点上的语言变化趋势。下面要介绍的溧水“街上话”中的[u]元音变异就反映了半个世纪期间“街上话”的一个发展趋势（郭骏2005）。显象时间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明：假设人们习得的语言是比较固定的，现在四十岁人群的话语代表了二十年前二十多岁人群的话语情况，因此比较现在四十岁群体和二十岁群体的话语相当于比较二十年前和现在两个时间段的二十多岁人群的话语。因此，现在的四十岁年龄层的人群与二十岁人群话语之间使用某些语言变项的差别可以显示二十年来语言变化的进程。
社会语言学把从不同时间中获取语料的研究叫做真实时间（real time）的研究，这往往就意味着对以前调查过的社区进行重新调查。随着社会语言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早期的调查距离现在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已具备了再次调查的必要性。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因此开始了真实时间的研究。例如，在拉波夫（Labov 1966）的纽约市百货公司（r）变项的研究多年之后，傅乐（Flower 1986）采用了与拉波夫完全相同的方法，在相同的调查区域，调查了相同的语言变项。这就使得她的调查结果与拉波夫调查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经过了24年的时间，纽约百货公司的雇员使用“-r”变式的比例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原来的社会分层仍然保持不变。说明纽约百货公司的（r）变异基本上还保持着二十多年前的变异格局（徐大明1997:150—151）。傅乐的这一研究就是真实时间的研究。
（三）年龄级差（age grading）
同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在语言使用上所产生的变化叫做“年龄级差”（age grading）。在一个人习得和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他的语言会发生变化。同时，在特定的言语社区中，对不同年龄层的说话人，也会有不同的言语规范。例如幼童常常把双音节词或单音节词说成某单音节的重复：“帽子”—“帽帽”，“袜子”—“袜袜”，“狗”—“狗狗”，“猫”—“猫猫”等，当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就会逐渐放弃这种说法。这就是一种“年龄级差”。
钱伯斯（Chambers 1995）曾报告，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部对于英语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读音存在着“zee/zed”的变异。1979年的调查发现，儿童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读成“zee”；成人则绝大多数的人都读成“zed”；从“zee”到“zed”是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异。1991年重复调查时，发现包括那些当年读成zee（他们已从儿童变为成年人）在内的人，多数成年人仍然读成zed，并且人数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儿童还是大多数读为zee。（zee）变项就是一个典型的年龄级差的例子。
从社区视角来看，年龄级差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变异，而不是“进行中的变化”；因为在该社区中每一代人都重复同样的变化过程，所以在社区层次看就没有变化。
五、语言变化的原因
（一）语言变化的内部原因
语言学家曾经从语言结构和发音的角度对语言变化的原因做出过一些解释。例如，“同化”（assimilation），也就是使语音变得相似：当两个音连在一起时，其中一个部分或者全部地朝另一个的方向转变；“省略”（omission），如果一组声音聚在一起，那么其中一个有时会被遗漏掉。同化和省略现象是普遍性的，特别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所谓的“省力”原则在起作用。从其他结构角度解释变化的原因还有，例如“保存语法功能”、“保持语义”、“类比”等等，读者可以参考有关文献（简·爱切生1997，等等）。但是，语言变化同时具有外部原因，这些原因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
（二）语言变化的外部原因
由于发音机制等上面提到的原因，语言结构中出现了变异形式，例如，同化和未同化的形式，省略和未省略的形式，等等。这些变异提供了变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但是，一项变化的产生和发展总是需要一股相当强劲的社会动力：语言变化需要在言语社区中逐步推广，而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动力。
拉波夫的纽约调查（Labov 1966）也提供了语言变化需要社会动力的证据。该研究发现（r）变项与社会阶层和语境语体双重相关：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或越是正规的场合，就有越高的卷舌率（使用“-r”变式较多）。这是“进行中的变化”的一个表现。纽约地区历史上曾经是没有卷舌特征的，因此，纽约英语现在的卷舌特征是语言变化的结果。从开始较少的人参与卷舌变异到后来成为纽约市的一个普遍特征，需要一个推广过程。那些要想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仿效较高阶层人的社会行为，包括他们的语言行为。一旦有足够的人开始这样做，社会动力就形成了。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和纽约城市的急速发展提供了很多的社会流动的机会，纽约的卷舌发音就在那时被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