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应答语“行/成”变项

本节介绍徐大明、高海洋关于“行/成”变异的研究（徐大明、高海洋2004）。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北京话应答语“行/成”变异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研究的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现场观察、定量分析等。研究的结论是：“行/成”变异的文献用例最早出现于18世纪，该变异目前在北京话中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下面就研究的问题、方法、过程、结论和意义等几个方面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一、研究的问题

（一）背景材料

在当代北京口语中有两个对请求或建议表示赞同或应允的词：“行”和“成”。两者在表“可以”义时（应答功能）是同义的，而且在表达相关的“能干、合格”义项时两者也是同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和一些语法参考书中对“行”和“成”有关义项的标注中并未进一步区别，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行”表示的“可以”、“能干”语义作为标准语的用法，似乎无人质疑，成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基本词汇”（见陈章太、李行健1996）；然而一些研究者指出“成”所表示的“可以”、“能干”语义属于“北京方言”特点之一（见陆志韦1956；徐世荣1990），但大多数研究北京话词汇、语法的著作中又未将其列入，而许多描写“现代汉语”的著作却又都将该义项收入。

（二）研究的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研究者提出这样三个问题：（1）“行/成”变异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2）它们目前的使用状况与发展趋势怎样？（3）表示“可以”义的“成”究竟是属于方言词汇还是属于普通话词汇？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来了解“行/成”变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查找“行/成”在历史文献中的用例来了解它们何时开始出现在北京话中。对于“行/成”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人口语中的使用情况，研究者利用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北京话口语语料库来进行研究。此外，研究者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地区系统地观察公共场所打电话的人的语言，注意结束通话时所采用的“预备结束语”，观察新世纪北京人打电话中“行/成”的使用情况。

三、研究的过程

（一）“行/成”变异的产生和发展

1．“行”作为应答语出现的早期情况

通过查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语言自迩集》这些反映北京话的早期著作，研究者判定“行/成”作为应答语在北京话中早期出现的情况：（1）“不行”早于“行”，大约在19世纪中叶；而“行”出现在19世纪末叶。（2）表示“可以”义的“行”是逐步产生的：不行→行不行→行（句首）；“成”表示“可以”义，不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在19世纪均未发现。

2．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行/成”变异

“行/成”的同义用法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见于老舍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曹禺在其二三十年代剧作《雷雨》、《日出》、《原野》中也使用了很多“成”，写于1933年的《雷雨》没有一个“行”，却出现了24个“成”。另外发现在具有北京背景的作家俞平伯的《俞平伯文集》中出现了15个“成”，而只出现了5个“行”。

研究者通过对比老舍20、30、40、50年代作品（《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中“行/成”的出现情况，发现老舍“行/成”使用情况的变化：40年代以后对“成”的使用大量减少，到50年代完全放弃了“成”的用法，只保留了“行”。曹禺也如此，其《日出》1936年版中“成”出现11次，“行”只出现1次，而到了1984年出版的修改本中，“成”只保留4处，而“行”却出现了6次。

由此研究者提出这样的解释：北京话“成”在这几十年间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变化过程，而像老舍、曹禺这样的文学巨匠及时地在其作品中对其进行了反映。

3．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行/成”变异

（1）80年代“京味儿”作家的“行/成”使用情况。

研究者将20世纪80年代“京味儿”作家王朔、邓友梅作品中的“行/成”使用情况与二三十年代的老舍、曹禺、俞平伯作品的“行/成”使用情况进行一个对比，来看“行/成”变异的发展情况，见表2.4。

对比发现“成/不成”的使用从二三十年代71%下降到80年代的21%,“行/不行”的使用从二三十年代29%上升到80年代的79%。这说明两代“京味儿”作家在“行/成”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2）80年代一般北京人口语中的“行/成”变异。

研究者利用了北京语言大学1985年建成的北京口语语料库，通过对该语料库进行过精加工的400000字的语料的检索，发现“行/成”出现407次，其中“行”出现378次（93%），“成”出现29次（7%）。研究者还进一步查寻“行/成”语料的来源，发现这些语料来自67位说话人。然后，研究者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将说话人所在的区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民族、谈话话题等因素作为自变量，“行/成”的使用作为因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5“行/成”变异的社会制约条件。其中，回归系数大于0.50表明该条件有利于“成”的出现。结果说明：使用“成”的说话人一般是年龄较大的男性、文化水平较低、从事社会声望较低的职业。另外，少数民族成员、家住老城区以及某些谈话话题也是有利于“成”出现的条件。

研究者由此发现“行/成”变异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成”虽然在历史上比“行”出现得要迟，但当代北京人却把“成”看做是老派用法；目前“行”在北京扩散成为大势，“成”呈现被“行”取代的趋势。“行/成”变异体现出进行中的变化的后期表现，即社会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交际场合中已经不使用“成”这个旧的形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则基本上使用新的形式“行”。

（二）21世纪“行/成”的使用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者发现在近年来所放映的电视剧中应答语“成”常被用来表现反派或文化程度较低的角色，而在早年老舍、曹禺作品中“成”没有这种区别角色的作用。这种象征意义的改变是“成”被污名化的结果，而这正是语言变化后期的一个重要的征象：一个行将被取代的语言形式，人们开始认为它是一种粗俗的形式，是社会上受到轻视的人所具有的语言特征。

研究者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地区系统地观察公共场所打电话的人的“预备结束语”，了解新世纪北京人在“预备结束语”中“行/成”的使用情况。在北京市的东城、西城、朝阳、宣武、海淀、崇文等6个城区的15个不同地点，总共观察了258位通话人，记录其所使用的“预备结束语”。“预备结束语”是结束电话之前通话人之间的相互提示和对结束通话的确认，“行”和“成”是常见的“预备结束语”。研究者将观察到的情况分成五类，不同形式的“预备结束语”的具体情况是：行（211，占82%）、好/好吧（21，占8%）、好的（8，占3%）、成（3，占1%）、其他（15，占6%）。这一数据与20世纪80年代北京人口语中的“行/成”比例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80年代北京人口语中“成”的出现比例为7%，而这里“成”的出现比例仅为1%。研究者的解释是“成”被进一步的污名化和被“行”所取代。

（三）“成”是属于方言词汇还是属于普通话词汇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没有把应答语“成”作为方言词语来标注，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应答语“成”是“北京土语”。那么，“成”是属于方言词汇还是属于普通话词汇呢？

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检索了一个以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主的书面语语料库。为了准确地了解作为应答语的“行/成”的使用情况，检索时只收取在会话中句子起始部分的“行/成”和“不行/不成”的语料，保证了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所发现的“行/成”的使用比例。结果发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行/不行”作为应答语出现共226次（70%）、“成/不成”作为应答语出现共99次（30%）。研究者也发现：“成”的使用和影响曾经超出了北京的地域范围，并且出现在一些“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当中，因此符合普通话的定义标准。

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在北京口语中对“成”的取代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这样“成”的方言特色因此才开始变得显著；但词典的编纂是保守的，不会反映进行中的变化。

四、结论

研究显示，现代汉语中表“可以”义的“行/成”用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成”作为应答语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行”竞争的变异状态，一度成为北京话的典范形式并且影响到现代汉语的书面语。20世纪后半叶北京口语中“成”呈现被“行”取代的趋势。“行/成”变化的后期的重要征象就是“成”开始被“污名化”，人们开始认为它是粗俗的语言形式，是社会上受到轻视的人的语言特征。虽然“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仍作为普通话词汇来对待，但其方言特色已越来越显著。

五、意义

“行/成”变异研究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初学者借鉴：（1）社会语言学方法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利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汉语教材来发现词汇在当时的用法。（2）分阶段描写“行/成”变异的发展过程。（3）在语料库中检索词汇用例。（4）到公共场所去观察电话“预备结束语”。（5）对比两代“京味儿”作家“行/成”的使用情况。（6）将说话人的社会特征作为自变量，将“行/成”的使用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法来加以分析，发现“行/成”变异的社会分布状况。（7）用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化的理论来解释“成”的“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