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的讨论

关于社会研究应当采用何种方法，一直有很大的争论，它涉及许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涉及不同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美国社会学家将当代社会理论区分为八种不同的“理论群”：结构—功能理论、新因果论、社会预言理论、小群体理论、符号互动论、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民俗方法学与现象学。各种理论群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新因果论、社会预言理论主要依靠大规模统计调查的资料；符号互动论、民俗方法学与现象学偏重实地研究；小群体理论通常使用实验方法；其他三种理论则偏重文献研究，但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依靠经验调查的资料。上述分歧实际上是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人文学科的定性方法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三者分野的延续。它也反映了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研究的不同看法。弄清这些方法和观点的主要内容，对于选择研究方法是很有益处的。

一、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

定量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它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多少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定性方法则无法对不同单位的特征作数量上的比较和统计分析，它只是对观察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比较，进而对某个或某类现象的性质和特征作出概括。在社会研究的四种研究法中，统计调查和实验法属于定量方法，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属于定性方法。日本社会学家安田归纳出两种社会调查方法的不同特点：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种方法的特点来说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优缺点。定量方法的优点在于，它的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逻辑推理比较严谨，因而更客观、更科学。定量方法还能大大推进理论的抽象化和概括性，促进对现象之间普遍的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但定量方法在社会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首先，由于是对大量样本的少数特征做精确的计量，因而定量方法很难获得深入、广泛的信息，容易忽略深层的动机和具体的社会过程。其次，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且难于控制，因此要确立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可以说，所研究的现象越复杂，统计分析或相关分析也就越不可靠。此外，由于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独特的，无法得出普遍的经验概括，因而也无法依赖数量分析。对统计调查的指责有许多是出于上述理由，批判者认为，统计调查只能得到表面的、浮浅的信息，而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他们推崇实地研究方法，认为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才能获得有关社会生活的有效知识。因为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社会活动组成的，对它必须根据社会成员的动机和主观意义来理解。例如，现象学家主张，“要根据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要保持这种现象的完整性”。在他们看来，统计调查、问卷、测量这类方法会肢解和歪曲社会现实，它们实际上是把研究者本人对现实的看法强加于社会世界。他们并不认为主观洞察的方法是非科学的，相反，认为它是获取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他们指出，“日常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还是能够直觉地被掌握的，因此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见解总有一天将成为客观知识”。

不可否认，在完整地把握社会现实、在深入了解社会现象的具体过程和行为意义方面，定性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它的缺陷在于，定性分析是依据典型的或少量个案的资料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此外，主观洞察性的分析即有可能获得真知灼见，也有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这是因人而异的。由于对这种主观性的分析或结论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人们也无法对不同的研究结论进行检验。而定量方法则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可验性的优点。

由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各有长处和缺陷，因此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开始，人们就试图在社会研究中将两者综合起来。有人根据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的特点设想了一种“理想的”调查研究方法：（1）涉及大量个案；（2）选取多数侧面且与整体相联系；（3）通过客观计量和统计把握共性；（4）尽可能客观分析并结合主观洞察和理解得出普遍化的结论。这一设想曾受到系统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多变量分析”方法的启发和鼓舞。但是，在近几十年的实践中，由于研究经费和操作化技术的限制，这一理想一直未能实现。事实上，上述方法的第（2）点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将社会整体的大多数特征都操作化并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加以分析，即使是成熟的自然科学也做不到这一点。科学只是将事物分解，抽出某些侧面，然后控制其他条件加以分析。目前，社会科学家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结合主观洞察的方法。可以说，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统计调查与实地研究在社会研究中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但又独立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当前主要的发展趋势是，定量方法的应用领域愈来愈扩大，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定性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并尽可能使它系统化。目前看来，排斥某一种方法或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布东写道：“社会学的方法较之大部分人文科学的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愈发展，凡是方法统一化的试图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就愈为明显。将定量法置于优先地位或将定性法置于优先地位都是不对的。否定数学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或认识不到数学对社会的某些领域和许多问题不会有多大帮助，也都是荒谬的。”

二、资料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任何研究的成功最终还要依赖于观察资料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或信度与效度）。前者指资料的真实可信程度，后者指“资料是否准确有效地说明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如“太阳从东方升起”是可信的观察，但用它来说明“月球围绕地球运动”则是无效的。关于信度与效度的问题，我们将在“测量”一章中讨论。这里只是探讨各种研究方法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时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实地研究的资料的可靠性不如统计调查。实地研究依靠个人的感官，由于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眼光不同，对问题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任何两个观察者都不可能得到完全一致的经验资料，这就很难保证实地调查资料的客观性。而统计调查正是依靠结构化的问卷和表格，观察者只需按照事先的分类将观察内容记录到适当的项目中就可以了。这种资料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程度较高，因为不同的调查员都会记录下完全一致的事实（如被调查者的年龄、职业、是否赞同独生子女政策、一周看几次电影，等等），他们不会把个人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掺入到资料中。此外，这种资料的真实性也可以重复验证。

但是，统计调查资料的有效性不如实地研究。例如，要衡量不同企业的民主管理程度，统计调查只是通过一些表面化的指标，如职工代表大会每年开会的次数、采纳工人合理化建议的数量等等，但这些指标能否有效衡量民主管理程度是成问题的。而实地研究是通过到各企业“蹲点”调查，可以提供许多有效的事实资料来说明各企业在民主管理上的差异。统计调查还往往会导致这种倾向，即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资料上，并设计了越来越复杂的分析资料的方法，却忽略了资料的有效性问题。假如资料是琐碎的、枝节性的，那么不管它的数量有多大，分析技术有多精密，也仍然不能有效地说明事物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属性。

对于调查研究（不管是统计调查还是实地研究）来说，影响资料信度和效度的因素还包括研究本身对被调查者的“干扰”。这种“干扰”表现为：（1）被调查者由于对访问员或问卷措辞的误解等原因，而不自觉或无意识地做出错误的、不真实的回答。（2）被调查者由于顾虑、反感、不耐烦等原因，而有意识地隐瞒或改变自己真实的行为和态度。在面对面地收集资料时，这种“干扰”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说明，社会调查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也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动构成的，也同样受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动机的影响。虽然研究者可以努力克服自己的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影响，但他却很难控制被调查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实验法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实验通常是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中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中观察或询问，因此它的“干扰”效应往往会更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实验的标准化、精确化和可控程度更高，实验资料的信度和效度比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要高。但实验的范围较小，调查的样本较小，因此实验结论的普遍化程度较低。

文献研究虽然不存在“干扰”问题，但对文献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也必须要加以考虑。特别是对资料的来源和可靠程度要做出检查和判断。例如，对“大跃进”时期的统计数据或农村的统计报表有许多是“掺有水分”的。此外，研究者在收集和筛选文献资料时往往会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他们有可能只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资料，而对其他资料则视而不见。

通过对各种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看到，尽管客观性与科学性是社会研究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完全客观的、不受个人价值观念影响的研究是很难达到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认识到：“一个调查者的价值观不仅影响他选择的研究课题，而且也影响他研究这些课题的方法和他所应用的资料的来源。”这意味着，不存在判断资料有效性的固定标准或绝对标准。许多人依据这一点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它视为与意识形态或哲学相类似的体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从认识论的观点看，人们的思维能否与客观世界相一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们都是假定，理性认识与经验证据之间存在着逻辑一致性。尽管社会研究更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但研究者的基本出发点是，“他们能够通过操作化过程来领悟和描述现实，能够依赖科学验证的绝对标准去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不搞研究”。当然，所谓判断知识真理性的“绝对标准”是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为了使理论与证据具有一致性，愈来愈多地采用更客观、更有信度的方法，统计调查正是在满足这一要求的方向上发展的，它试图最大限度地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但目前，它还未能有效地解决资料的效度问题。

上述对各种研究方法的认识是说明，社会研究有必要使用多种方法，并尽可能收集各种来源的资料。此外，在确定了研究方法之后，还要考虑到各种方法的缺陷和局限性，以及它们所收集到的资料的可靠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