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研究手段的发展

一门学科研究手段的运用往往早于该学科的建立，社会研究手段便是如此。社会的实际问题要求人们利用种种调查手段了解社会。比如对人口、资源情况的统计技术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发展了，而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观察则更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然而，只有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后，社会调查技术才真正具有了“科学意识”。

自然科学中关于研究者应持客观立场的思想，以及关于建立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思想，都对包括社会调查在内的所有社会研究手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正是上述科学思想促成了社会调查技术超脱于一切实用目的之上，成为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些科学手段的引入，才使社会研究摆脱了仅仅依赖于哲学思辨和文献考据的落后状态。

社会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科学思想影响下多学科的产物。它是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共同研究手段，同时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也与这些学科息息相关。我们不妨作如下粗略归纳（如图2.1）。

图2.1刻画了几种主要社会研究手段与各学科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将各种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分解到各相应学科，完全是出于论述的方便。事实上，每种研究方法的发展都不是独立的；在发展过程中，各门学科相互影响，各种方法交叉重叠的情况相当普遍。下面简述一下统计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对社会研究方法的贡献。

一、统计学方法

一门学科是否采用数学是这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社会学所运用的诸类调查研究手段中有许多是来自数学，或更精确地说是来自统计学。其中以抽样调查和问卷法中采用的数学层次最高，在电子计算机迅猛普及的今天，社会调查研究采用统计方法的情形更为突出。如果没有计算机的辅助分析，现代社会研究的许多大型调查将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甚至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的统计技术的发展（如网络分析理论）。

统计技术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中国。但统计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则始于17世纪中叶。统计学当时的名称是“政治算术”，由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首先提出。按马克思的说法，此人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调查英国当时的基本经济状况时采用了大量统计技术，他称自己的研究“不采用思辨式的议论，相反采用了这样一些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所说的问题”。在他当时所用的统计手段中有今天所熟知的分组法、图表法等，他计算了一系列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用以衡量英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统计学发展史上另一早期开拓者是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 1796—1874），此人是数理统计学派的创始人，也被称为“经验社会学之父”。我们今天所用的许多社会统计手段都来源于他。凯特勒是位法籍比利时学者，他是将概率论思想引入社会研究的第一人。他坚信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这一点在他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得到证实。凯特勒在研究法国不同年龄层次的犯罪现象时系统地运用了数理统计。在实际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平均人”（Average Man）概念。他注意到，在人数的统计量足够大的时候，人们各种特性的分布遵从正态分布律。而“平均人”是所有人的特性的平均数，其属性正处于正态分布图形的中央。按凯特勒的理解，“平均人”是一个民族主要生理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客观指标，是一个社会的典型，是描绘社会稳定状况的统计指标的中轴，“如同物体的重心那样，对社会中一切平衡现象和运动现象的评价可归结为对平均人的考察”（A．凯特勒《社会物理学》）。

“平均人”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统计中“均值”概念的前身。在“均值”中，一切由偶然因素所造成的随机量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常数和合乎规律的东西。“平均人”概念的提出是统计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此外，凯特勒在他的犯罪研究中还触及现代社会统计学中另一个重要思想，即概念的操作化。按照现代的研究术语，凯特勒曾就人的“道德素质”概念提出操作化方案。他建议根据人们活动的结果来衡量人们的“道德素质”，他当时提出按照能量的消耗、能量消耗复现率等来测量人的活动。当然，他的这一建议在现在看来是复杂得难以操作的。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却为现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统计学的发展使社会研究得以定量化、科学化。而统计学本身又与数学密不可分，对统计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中有大量数学家，如早期有贝努里·拉普拉斯，后来又有卡·皮尔逊等人。这里特别应该提到费舍尔（R.A.Fisher，数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28年提出的抽样理论为社会研究的代表性、科学性提供了数理基础。今天常见的大型舆论调查如果没有抽样理论作基础，那么其客观性将令人产生怀疑。

二、心理学方法

社会研究手段从心理学领域借鉴的东西有许多，如问卷设计中态度量表的拟定就来源于心理学。孔德在他的实证主义体系中曾提到过实验法，但他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社会研究中的实验法可以说是完全借用实验心理学的模式。实验法关于控制两变量因果关系的思想是其他诸种社会研究法的典范。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自然科学，从这种意义上讲，实验法是社会研究的理想化模式，由实验导出的结论也最合逻辑性。实验心理学是以W．冯特于1879年建立莱比锡心理研究所为起点的。然而当时限于心理学的发展水平，“内省法”仍然是学者们建构理论的主要途径，实验法只是辅助而已。实验法的大量运用始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兴盛之后。

行为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华生反对传统心理学以主观内省法从事意识的分析研究，主张对行为进行客观观察，采用严格实验方法，注重刺激与反应关系的探索，强调实验过程中控制的作用。然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都喜欢以鼠类或鸟类等小动物为实验对象，然后由动物推及到人。所以，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结构往往带有生物学印记。

相反，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则直接以人为实验对象。如，梅奥、罗斯力兹柏格等人于20世纪20、30年代所作的“霍桑实验”被认为是组织管理理论的转折点。在这次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工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其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在以后学者所作的反复实验中都得到了印证。它突破了传统管理学派所谓“经济人”的概念，成为新一代管理理论即人际关系学派的出发点。

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发展得最为迅速。著名“场论心理学派”的代表人勒温认为，实验心理学可以系统地用于分析群体水平。在他的影响下，R．利皮特与L．怀特两人于1938年及1939年在美国衣阿华作了群体社会气氛及领导风格的研究。他们组织了若干由成人领导的、领导风格不同的儿童游戏小组。第一套实验比较了民主模式与专制模式的差异；第二套实验在以上两种模式上又加进了“自由放任”式的领导风格，即无领导的领导方式。每组儿童都体验了多种领导模式，以便研究不同风格对同一组效应的影响。实验表明，民主优于专制。在专制领导下，儿童缺乏主动性，对同伴的侵犯行为也多于其他小组。而民主领导在这方面最佳。“自由放任”式小组的特点是，小组成员普遍表现出茫无目标和不满。这一著名实验结果常常被后人所引用。

实验法的演变依据这样的程式，最初是一次性个案研究，实验方法仅包括刺激和对反应的后测（post test）。然后是单组实验，包括前测（pretest）、刺激、后测，通过从后测排除前测的内容而得出刺激的净效应。最后是控制组（control group）的引入，即研究者同时对两个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监测，在控制组中控制外来因素的干扰，通过两组结果的对比而求得刺激的净效应。控制组的引入是实验法上的一次革命。组织学中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曾引入过控制组。

D．坎培尔与J．斯坦利于1963年出版的《实验及准实验研究设计》一书中概括了16种实验方式，从经常使用的一次性个案研究到成熟的控制实验。其中较完善的实验以“所罗门四组设计”为代表，即一个实验组加三个控制组。实验法的设计原则对社会学研究设计的改进有重大影响，社会学目前常用的相关分析，控制变量及趋势研究的设计都来源于实验法的思想。

三、人类学方法

人类学一向就是社会学的近邻，这一点可以通过许多学者既是人类学家又是社会学家这一事实来说明。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彼此借用的。

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恐怕是社会研究中最古老、最通用、最易实施的方法。这些被人类学家用于考察原始民族文化的研究手段也常常被社会学家用来考察文明社会。社会学中的许多著名调查都是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完成的，如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街角社会》一书是作者通过三年半的参与观察而得到的结果（参见附录案例三）。此外，像利博（Elliot Liebow）的《塔利的角落》也是一年半参与观察和访谈的结果。

然而，人类学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最大帮助还是它看问题的角度。人类学的观点对社会学的实地研究法影响最大。社会调查史上许多优秀的实地调查都是人类学影响的结果，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对文化中“青春期”及“代沟”问题的研究，就是她早年只身深入原始部族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开始的。

人类学看问题角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研究某个个案时尽可能将所有变量及其相互作用统统考虑进去。这与社会研究中的实验法和统计调查法不同。后两种方法为便于做定量分析，通常是尽量剔除多余变量的影响，只简化为两个或少数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则要定性考察几乎所有变量。这一点对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和生活史研究有很大影响。由林德夫妇所作的著名社区研究《中镇》（1929）就是其中一例。林德在着手这项研究之前未受过社会学训练，他只是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对美国中部的城镇市民生活（包括谋职、成家、养子、闲暇、宗教及社会活动等六个方面）作了全面考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也是社区研究的范例。该书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内容，但却吸取了人类学分析方法和观点。尤其是他的导师，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所开创的功能分析法对该项研究影响最深（详见附录案例二）。

人类学的另一种主要研究手段——文化比较研究——曾解决过许多学术疑难问题。例如，有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曾坚持认为人的进攻性是遗传基因所致。他们由动物推到人，认为男性（雄性）比女性（雌性）天生就富于进攻性。这一观点的反对者们曾一度找不到充足的实证理由来予以反驳。最后，还是人类学的文化比较以翔实的实地研究资料证明：人的进攻性主要由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造成。人类学家在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之后，发现有些女性占主导的原始文化非常崇尚女性的进攻性，提倡女性在性行为中的主动。而那些文化中的男性则相形之下显得软弱、被动。所以，现代文明中男性进攻性较强的现象只能是自身文化的产物，到遗传中寻找根据是不适当的。

目前，社会研究中的文化比较正在成为日益热门的课题，如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等。

由于人类学、统计学和心理学都与社会学有着共同的研究课题，围绕这些课题还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如社会人类学、社会统计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互借鉴的现象也就十分自然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以及社会研究历来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其中包括人类学、历史、伦理学、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直观和切身体验、强调对人和社会的主观理解或阐释。另一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也就是在统计调查和实验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数量化方法，它强调客观的、精确的因果分析。近几十年来，社会研究手段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定量方法——如抽样方法、统计方法、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问卷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但这并不表明社会学已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实际上，人文学科的方法在社会研究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