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演进
一、实证精神的引入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通常的说法是始于孔德。而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真正确立也始于实证精神的引入。孔德的名字常常与实证主义并提。
实证精神可以说是社会研究的精髓所在。它使社会学独立为一门科学，同时也为其研究手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前提。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思想之前，人们对社会的思考还大都停留在“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阶段。学者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直观的或想当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实证的基础上。孔德提出“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无疑是对旧有学术传统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社会研究正是始于这一命题。“观察”是首要的，因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得到“事实”。理论可以过时，而事实则是永恒的。必须指出的是，实证主义虽然由孔德提出，但其精神却早已蕴含于孔德之前的一些学者之中——如哲学家培根、洛克，自然科学家哈雷、拉普拉斯、毕丰等。实际上，我们在孔德的先师圣西门那里就能找到关于实证主义的论述。圣西门在《人类科学概论》（1813）中指出，“关于人的科学迄今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应当将这门科学“提高到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水平”，“要赋予关于人的科学以实证的性质，把它建立在像物理学等其他领域中所使用的那种观察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这说明，实证主义的根源要追溯到经验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地。
早在经院哲学家对实证方法不屑一顾的时候，自然科学家就已经得心应手地运用起观察、实验等经验科学手段了。凭借这些科学手段和科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古典力学这一人类科学史上最辉煌的理论大厦才得以建立。与自然科学领域相反，社会哲学（当时尚不能称作社会科学）领域中却充斥着为门派之别而进行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人们只知引经据典而根本不知实证检验。对于这种只重书本不重观察的空泛求知方式，一些社会思想家和实践家早已表示不满。“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书本，去看看现实究竟在发生什么？”他们开始试图按自然科学的法则来建造社会科学大厦的基础。既然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世界又是统一的，那么适用于自然界的法则为什么不能同时适用于社会呢？于是在17、18世纪，有人按天体运行法则提出“社会物理学”，有人按数学法则提出“政治算术”，还有人按生物学规律提出“社会生物学”，等等。这些充溢着新思想的“新学科”，形成一股列宁称之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这股潮流发展到19世纪，被孔德以“实证主义”的命题提出，形成社会科学史上的分水岭。思辨的社会哲学在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思潮的冲击下终于分化，于是当今盛行的各门社会科学便独立出来，社会学即其中之一。
孔德的“实证”范畴在当时有其特定含义，它是（1）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在这里，孔德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法则带进了社会研究。他并且认为“人”——这个“理性的动物”——与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从而“人”被孔德从理性王国打入动物界。对人性及社会的研究应类同于对动物甚至对原子的研究——即实证研究。
孔德由此提出了他确认的社会研究方法。首先，他断言，观察是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其次，是实验；再次是比较法，即基于世界各种文化的比较，以及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比较。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历史法——即不同历史阶段和过程比较，这也可归入比较法的一种。
虽然孔德所谓“实证”的含义在现在看来不免机械，有失偏颇，虽然他建立起的“实证”体系本身就带有很多思辨色彩，虽然他对自己提出的社会研究法很少实践，但是孔德毕竟向人们提出了建立一门社会学科的科学原则，他使这门学科有了自己独立的方法论和研究手段，他将该学科命名为“社会学”。难怪人们将“社会学之父”的大名给予了孔德。
如果说孔德为社会学的创立提供了科学原则，那么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始人——马克思——则以其卓越的研究实践为科学的社会研究提供了范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体系倒置过来，主张通过直接考察现实的“市民社会”来建立社会理论，他写道：“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的只是概括地表明这些事实。”
这种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手段，在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联系中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体现在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一系列研究中，它们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列宁说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社会学的创始人将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使社会科学从社会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社会研究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未对社会研究方法论作深入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58—1917）。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一书中首先制定了社会研究方法论的细则。其中，“首要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在迪尔凯姆看来，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的社会事实，个人对社会事实的反应就如同物质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一样。因此，对社会现象也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解释。
迪尔凯姆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他的方法论原则成为20世纪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参见附录案例一）
二、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观点
尽管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反实证主义也一直有很大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日益扩大影响的同时，对其思想的怀疑与反对也与日俱增。这是很易于想见的，因为孔德的实证思想显露出许多弱点。按照孔德的说法，社会学家可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客观地”观察和测量社会现象。这一主张实际上暗含着如下假设，即作用于自然界的法则也同样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也就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人类社会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首先人有意识，其次人有差异性——人和人不同。这两点是被初期实证主义者所忽视的。举例来说，社会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反复测量同一试验对象而核实观察结果，因为人相对客观物质来说变化迅速，且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又如自然科学家通过观测一个分子就能推断全部物质的属性，而社会学家则无法只观测一个人而了解整个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狄尔泰（1833—1911）正是抓住了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向实证主义发起了攻击。他认为，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因此人的行为是无规律且无法预测的。此外，社会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偶然的，不存在普遍的历史规律。有鉴于此，对人和社会就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
20世纪的社会学现象学派也否定了实证主义的许多假设。他们指出，迪尔凯姆的“客观的社会事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活动中隐含着个人的主观意义和动机。在他们看来，社会现象的产生或变化与其说是出于因果决定性，不如说是出于个人的境遇。因此，他们主张，社会学研究不应只从外部去观察人的行为，也不能给人的行为强加一种外部逻辑，而应当通过对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的实地考察，深入到行为者的意义与动机的领域，揭示出指导人们行动的内部逻辑。他们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具体而微地描述实际的社会生活，“还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探寻并不存在的社会规律。
上述观点根本否认社会规律和社会事实的存在，完全反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它在批判实证主义的缺陷的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论。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韦伯既反对实证主义，也反对主观主义。与实证主义不同，他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社会学研究必须首先“观察行动者的‘主观思想状态’”，并依靠研究者的直觉或“理解”对行为的意义做出判断。与人文学派不同，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但是，社会研究对人的行为的因果解释不是仅仅通过外部表现和外部影响，而且还必须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理解。韦伯认为，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对理性行为的理解，就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可以对人的行为作出预测。他定义社会学为：“其目的是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以便说明行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科学。”韦伯的方法论原则目前为许多社会学家所接受。
在韦伯的影响下，本世纪的历史社会学家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的观点。这一学派强调社会学与历史的密切联系。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 Mills, 1919—1962）指出，任何社会科学都要以历史事实和历史构想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门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他还指出，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通常带有统计学的性质，并且只限于静态研究而忽略事物的历史联系，这种抽象的、只重形式的实证主义对于认识人类和社会没有多少用处。历史学派主张在社会研究中发挥历史和哲学的想象力，运用思辨和比较等方法。
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它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动摇了孔德的实证体系，但是却未能改变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实际上，对实证主义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
三、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通常被科学家们认为是新科学思想丛生、创造发明迭出的时期。社会研究方法尤其是方法论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在方法论领域的重大进展之一是修正与改造了孔德实证主义的研究逻辑，这应当归功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1902—1994）的“证伪理论”。
孔德实证体系的基础是经验实证主义，其核心观点是：“知识起源于观察和归纳。”经验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证实理论，这一目的是通过对事实的经验观察和归纳，并对事实与理论的相符程度进行评判而达到的。
波普尔对经验实证主义的修正是从“知识起源说”开始的。他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起源于经验观察和归纳，科学知识的起源是从各种“问题”开始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思索、探究，促使人们作出各种假设式的回答，然后通过事实证伪而形成知识。这里，波普尔强调自由想象的重要性，自由想象是科学创造中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这样，波普尔就以“自由想象优于经验观察”的命题否定了孔德关于“观察优于想象”的原有命题。
然而只有自由想象是不足以构成科学理论的。于是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证伪理论”。他认为实证主义只强调理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实性，只注意搜集肯定的例证，而轻视否定的例证，这是不正确的。人们不应通过肯定而应通过“否证”来构筑科学理论。实质上波普尔正是用一个理论是否可证伪或否证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现代的学者们提出自己的理论不是期待它们被证实，而是期待它们被证伪，以便修正旧理论或提出新理论。波普尔思想的精髓就是他著名的假设检验法或称“试错法”（trail-and-error method）。这一方法是对杜威（1859—1952）等实证主义者的假设演绎法的修正与发展。它的提出对20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假设检验法可用公式概括如下：
P1→TT→EE→P2……
式中P为问题，TT为试验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科学家遇到问题（P1）后提出判断假说（TT），然后通过证伪检验来排除假说中的错误（EE），形成理论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P2）……科学理论的发展便照此公式循环往复地进行。
继波普尔之后，库恩、拉卡托斯、费耶尔阿本德等人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库恩（T.Kuhn）的“范式”概念和“科学发展阶段论”对于分析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有启发。
在库恩之前，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都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设，即不仅现实世界是统一的，并依据严整的因果规律运行，而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规则也是统一的，是像数学法则一样永恒不变的。库恩在对波普尔的假设检验法进行考察时发现，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即在“自由想象”或“大胆假设”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想象”或“假设”，这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等等都不相同。例如，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有的人会想到剥削，有的人会想到遗传，还有的人会想到命运。库恩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类现象。范式是指研究问题、观察问题时的角度、视野和参照框架。它是由一整套概念和假定组成的，它反映了科学家看待世界、解答问题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科学家集团都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规则并非统一、规范的，而是因人而异、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库恩用“范式”的概念分析了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发现，各门学科的发展都要经历下列阶段：
前科学阶段→常规科学阶段→科学革命阶段→新的常规科学阶段……
在前科学阶段存在着各种研究范式的相互竞争与相互批判。到了常规科学阶段，一门学科开始成熟了，其标志是各个科学家集团统一在一种研究范式中。他们有共同的概念体系、共同的假定和方法论原则。当这门学科遇到无法解答的新问题，原有的研究范式不适用时，就进入到科学革命阶段。这时，科学家又分为不同的集团，他们求助于哲学思辨和理论创新，直到有重大的理论或方法的突破，才能使科学家们重新统一在新的范式中，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
库恩方法论思想的启示作用在于：（1）他把社会历史观和非理性因素引入科学和科学研究过程，打破了“科学万能论”，完善了波普尔的科学发展观。既然科学家的“自由想象”是受其思维模式的局限，就如同用有色眼镜看世界一样，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只能说是相对真理。他指出，不仅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否证发展的，科学研究的模式或方法论规则也同样是通过实践检验而发展的。（2）他的“科学发展阶段论”说明：存在多种方法论或研究范式。一种“范式”只有当它能有效地解决某一学科领域的所有新问题时，才能为大多数科学家所共同接受。此外，从库恩所划分的阶段看，人们能认识到目前社会科学尚处于前科学阶段或科学革命阶段。
下面我们简要总结一下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演进。首先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孔德提出“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当马克思把认识的来源置于经验世界之上时，那种依赖思辨与玄想，依赖古代圣贤语录的社会哲学的研究方式便终结了。孔德的实证思想和马克思的研究实践把社会研究引入了现代科学阶段。当然，孔德的实证体系有其自身的弱点，人并不是原子或分子，人有意识、有个性，社会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对待原子或分子那样对待人，他不仅要研究人的行为的外部逻辑，而且还要考察其行为的内部逻辑。于是在反实证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社会研究方法论有了进一步发展。M．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指出，对人性的理解是每一位社会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然后是波普尔，他提出，仅有经验观察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应在发挥自由想象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思想同后来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阐述的主题思想相呼应。波普尔所提倡的科学研究的“试错法”在社会研究领域得到发挥。凡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应实证，而某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又要求理论本身具有可证伪性（testable），以便能通过经验调查来检验。这样社会理论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有时甚至理论的突破有赖于调查方法的发展。单纯凭主观想象而提出一套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最后是库恩的“范式”理论，他指出，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所以，不仅要对研究发现——即理论——进行逻辑检验，而且还要考察影响研究模式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与社会学现象学派注重实际的社会环境与个人境遇是一致的。库恩的观点使社会学家认识到，社会学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社会研究方法论是不断发展的；不存在任何凌驾于科学实践之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或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