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调查研究简史

社会调查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古埃及和古中国的行政统计调查。传说中国古代大禹治水划九州时就进行过人口调查，查明当时的人口数为13,553,923人。中国历代王朝都专门设置有关机构（如户部），负责掌握户口人丁数、田亩数等。

历史上的社会调查按其目的可分为三大类：（1）行政性调查；（2）实用性调查；（3）学术性调查。行政性调查是为治理国家服务的，其历史几乎和国家一样古老。它包括古代的人口统计、近代开始发展完善的国家统计工作，以及现代的部门社会统计（如工业、农业、户籍管理、国土、资源、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等）。实用性调查泛指以社会事业或社会改革为目的的调查，它是从18世纪开始发展的。学术性调查则是直到20世纪才发展起来，它的目的主要是构建或验证理论，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其实用性，因为许多学术性调查都是由实用目的派生而来的。下面主要介绍后两类调查。

一、近代社会调查研究（约18世纪—20世纪初）

这一时期的调查内容较为繁杂，多为实用性调查，如家庭调查、生活调查、工业调查、犯罪调查以及后来的舆论调查与市场调查。

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从而促进了经验社会调查的发展。初期的社会调查多以社会管理和社会改良为目的，因此有些人指出，社会调查的兴起源于对“社会病态”的诊断与治疗。近代社会调查最为发达的是几个工业化最先发展的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等。

（一）英国

经验调查在最先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开始得最早。早期以了解国情为目的的调查除去前面提到的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1690）外，还有伊顿爵士的《贫民的情况》（1795）和辛克莱爵士的《苏格兰统计报告》（共21卷，1791—1799）。前者询访了许多教区牧师，并填写了43份各类工人的详细家庭预算，这可算家计调查的一个首创。后者发动了宗教界人士为调查人员对苏格兰881个教区进行了普查，内容包括地理、矿藏、各教区史以及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与死亡率、自杀与被杀、失业等等项目，这些项目被编制在有116项内容的调查表中。辛克莱的这一庞大调查表对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影响很大。

早期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调查主要有霍华特的《监狱的状况》（1777）和《关于欧洲主要监狱医院的报告》（1789），他的调查促使英国下院通过了改革监狱管理制度的议案。此外还有1832年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创始人凯·夏特沃斯所作的关于当地工人生活质量的调查，该调查成书名为《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生活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凯·夏特沃斯后来当选为《济贫法》起草委员。

另外，自1801年起，英国就实行经常性的人口普查，每十年普查一次。这也是英国经验调查发达的又一例证。

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调查要算是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1840—1916）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了。这位被称为经验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学者从1886年始，苦心奋斗18年，写成了拥有17卷本之多的鸿篇巨制。布思本人原是个务实的造船业企业家，在亲眼目睹了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变之后（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工业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贫苦工人的悲惨生活），他决定开始规模宏大的社会改良研究。布思是位实事求是的实干家，他只承认“合乎科学的事实”，并努力探讨“事物的本来面貌”，他曾一度深入普通家庭生活过。布思的工作遍及整个伦敦。他将伦敦划分为50个区，依5个不同标准排列：贫穷率（伦敦的贫穷平均数被定为30.7%）、人口密度、出生率、死亡率、早婚率。而居民被划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也是与这50个区相对应的。为了区际比较，布思制定了综合指数（根据上述五标准的平均值得出），并对50个区用不同色彩在伦敦地图上画出，形成一幅直观的社会世态生活图。

英国政府依据布思的调查报告，于1908年颁布了《老年抚恤金条例》，实行了失业保险，并规定了重体力劳动的最低工资限度。由此，布思成为英国通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20世纪初，英国的朗特里（B.S.Rowntree）继承并发展了布思的方法。他从生理学和营养学中的“体力效应”出发，提出了维持这种“体力效应”的最低工资，从而为制定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尤尼（G.Udny）等人还依据布思的调查资料作过多因回归和复相关分析。

（二）法国

法国的经验调查发源也较早，除前面提到的A．凯特勒有关犯罪及“道德素质测定”的研究外，较著名的还有黎伯莱（Frederic Le Play,1806—1882）的家庭调查。黎伯莱原为一矿山工程师，并曾一度是西欧各国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著名组织者兼顾问。家庭问题最初只是他游历各国时的一种“业余研究”。后来才上升为他的主要兴趣。黎伯莱认为家庭观察较为简单易行，可为归纳推理提供可靠资料，大大优于单纯的抽象思辨。他深信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是社会的各种特点及各种安定或动乱的种子的发源地。他向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研究300个以上属于不同居民阶层的家庭，不仅要研究各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研究每个家庭成员的感情、情欲以及一般的理性生活和道德生活。据他自己说，撰写每一家庭的专题论文都要求他“至少一周时间，有时要整整一个月时间”。黎伯莱相信，通过调查家庭的收支情况可以获得有关家庭结构和功能的确切资料，并可为家庭的比较和分类提供可靠依据。比如，一个家庭的伙食开支比重较高说明生活的窘迫；而用于饮酒和娱乐方面的开支过多，则意味着精神上的颓废和对文化教育的忽视。黎伯莱历时20年的调查最后编写成书《欧洲工人》（1855），该书后来扩充为6卷。黎伯莱调查的意义在于，家庭研究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理解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功能变化，从而对社会改革进行预测。

在法国与黎伯莱同期的还有帕兰·杜卡特列（Parent Duchatelet）的妓女调查和维莱梅（Villerme）的纺织工人调查。杜卡特列的调查编写成两卷本的《巴黎的卖淫现象》后曾轰动整个欧洲。维莱梅的调查对于制定“童工管理法”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德国

与英、法两国相比，一向以重思辨著称的德国在经验社会调查上开始得较晚，而且主要也是受前两国的影响。比如恩格尔（E.Engle,1821—1896）的家计研究便是一例。恩格尔原本同法国的黎伯莱一样也是矿业工程师，他后来同黎伯莱的会晤对其学术兴趣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恩格尔的研究还受到凯特勒的影响。他后来在比较了黎伯莱与凯特勒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即收入水平越低，家庭越穷，用于伙食开支的比重就越高。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沿用这一“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为剖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并出色地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从事实资料中抽象出理论认识，例如，他曾借鉴凯特勒的“平均人”概念对产业工人进行了分析。恩格斯曾长期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进行实地调查，“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19世纪的许多经验调查研究都是由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完成的，他们是斐迪南·滕尼斯、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古斯塔夫·施穆勒等人。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产业工人的心理生理状况、劳动生产率及企业发展关系进行过调查。这一调查虽因工厂工人拒绝合作而未能完成，但该项调查的方法论本身就具有学术意义。后来韦伯将调查总结成《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生理问题》一书，作为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导论。

（四）美国

美国一向保持着学术的经验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传统，其社会调查的成效较好。美国在20世纪初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匹兹堡调查和春田调查最为著名。

1907年进行了著名的匹兹堡调查。当时正值匹兹堡城的钢铁业飞速发展，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工业化进程必然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该调查针对工资、劳动立法、工人家庭生活及女工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后共汇集成六大册调查报告（1909—1914）。这是美国第一个有系统的大型社会调查。其后，另一大型调查是“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1914），该调查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颇有影响。春田市位于美国南北中央，是一典型美国城市。这次调查是应当地居民的要求而展开的，旨在改善市内的公共事业。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工商业、市政管理、公共卫生、居住条件、娱乐场所、治安等，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具体建议。结果不仅达到了改善公共事业的目的，而且还在大范围的宣传中使群众对该市有了新的了解，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自己城市的市政建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的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尚缺乏理论的指导，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社会当时的尖锐问题，如贫困、犯罪、居民生活状况等。这些调查虽然起到了相当大的治世之功，但其调查本身却难以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尽管如此，这些经验调查还是为今后的社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和翔实的调查资料。没有经验调查作基础，后来的学术性研究也是不可能的。

二、现代社会调查研究（20世纪初—）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即学术性调查研究是以迪尔凯姆的《自杀论》（1897）为开端的。

（一）《自杀论》的意义

《自杀论》标志着社会研究进入现代阶段。《自杀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自杀现象的精辟论述，而且还在于：（1）它是孔德实证主义思想在社会研究中第一次得到完备的经验的体现。《自杀论》证实了迪尔凯姆关于社会事实独立于个人之外的说法。（2）《自杀论》是理论与经验结合的首次范例。因为以往的社会研究或是理论缺乏经验检验，或是经验调查缺乏理论指导。（3）《自杀论》促进了社会研究从单变量的、描述性的研究转向多变量的、解释性的研究。（4）就研究方法而言，迪尔凯姆首先将“多元分析法”引入了社会学。“多元分析”是指利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计算和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为如何利用统计资料、如何从经验现象中概括出理论认识提供了范例（详见附录案例一）。

（二）经验社会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重心移到美国。可以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美国的社会调查息息相关，尤其是从二次大战以来的情况看更是如此。

20世纪初期，在美国的社会问题中，移民问题和城市问题是很突出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托马斯（W.I.Thomas,1863—1947）、帕克（R.E.Park, 1864—1944）等人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在移民问题研究中，托马斯与美籍波兰学者兹南尼斯基（Floriam Znaniecki）选取了几百个样本，使用文献法和个案分析法，将移居美国的波兰农民与波兰本国的农民作了对照研究，并写成《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20）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社会学个案研究的经典范例之一。芝加哥学派还在布思的影响下，并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城市的贫民、种族、区域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实地研究，开创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运用到现代城市。

20世纪20、30年代，应经济、政治的需要，美国出现了大量舆论调查和市场调查。这些新兴调查因竞争的激烈（产品竞争和候选人竞争等）而大行于世。于是，一些专职调查机构便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1901—1984）1935年创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该调查机构因1936年准确地预测出罗斯福当选总统而名声大振。民意测验并非20世纪的产物。马克思就曾于1880年拟定过一份《工人调查表》，共有100个问题，公开载于《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问卷发行量为25000份。但与19世纪不同的是，现代的民意测验一般是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完成的，否则工作量将大得难以应付。近几十年来，计算机业迅猛发展，美国的舆论调查业也是一派兴旺。除盖洛普事务所外，还有哈里斯、赛林格等六七家全国性大型专业机构。据统计，美国1978年仅花在舆论业上的资金就多达40亿美元，可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三）社会统计调查模式的建立

我们今天所运用社会统计调查以及变量关系分析方法的最后成熟，应该说是与两位美国社会研究方法大师分不开的。他们是斯托弗（Samuel Stouffer, 1900—1960）及其稍后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

斯托弗早年就读于著名统计学家卡·皮尔逊和R.A．费舍尔门下，并受到了严格的统计学训练。这一点可象征性地说明统计学在他今后的社会研究中的意义。斯托弗的研究主要有：美国黑人地位的研究（30年代）、美国士兵的研究（40年代）、移民方式的研究（40年代），以及在麦卡锡时期的政治民意测验（50年代）。他所研制的研究设计、抽样方法、问卷设计以及分析逻辑等已成为目前广泛应用的社会统计调查研究的模式。

与斯托弗一样，拉扎斯菲尔德也是一位对社会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他在斯托弗等人的《美国士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统计分析的“详析模型”（详见第十六章）。此外，他还组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在后来的美国应用研究界起主导作用的年轻人。他与其门徒的理论和方法被社会学界称为哥伦比亚学派。

（四）当代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数理化倾向日趋明显。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同时，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采用路径分析等方法所作的《美国职业结构》（1965）的研究对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伯特·A．西蒙在组织管理研究中采用了决策论和计算机模拟方法，从而推动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组织理论的发展。此外，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想以及网络分析技术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注重了解个人与社会行为的主观意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发展。如现象学方法和民俗方法学，前者是通过精细的观察与描述来揭示人的社会行动的实际产生过程，后者是运用实地观察、主观理解和语言分析来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规则或方式。此外，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又开始兴起，它们强调要利用现代更丰富的文献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

数量化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都表明，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不断改进其研究手段，并力图更深入、更科学地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

三、中国社会调查发展简史

在中国，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经验科学传统，没有一种科学逻辑作为方法论，同时也不注重发展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僵化、官僚士大夫的“清议”之风，加之连年战乱和封建割据等因素，使得社会调查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成熟的体系。

尽管科学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但我们还是能在这有限的发展史中找到不少优秀的社会调查范例。学术界早期的社会调查有许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如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C.G.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生活的调查，以及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B.Burgess）等人仿照美国“春田调查”所作的《北京——一个社会的调查》（1921）等。中国人主持的社会调查最早的是陈达对北平成府村居民和清华校工所做的生活费调查（1923）。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究其原因，应当说是中国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急剧的社会变迁、深刻的社会矛盾、大量的社会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加以诊断和解释，以求救国之路。学者们从了解中国国情入手，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广泛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及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的社区研究的杰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后一调查在中国社会调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景汉在调查中采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使用了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亲自设计了314个统计表格，初步建立了中国农村调查的统计指标体系。他还将这些调查的方法与经验概括于《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一书中。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调查（1927—1930）采用了参与观察法，他深入监狱和牢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资料分析中将案例分析和统计资料分析结合起来（详见附录一之案例四）。在经济领域，陈翰笙领导的对无锡、广东、保定三地区的大规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1929—1930）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农村社会起了很大作用，并直接促进了30年代社会问题调查的广泛开展。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也有了发展，其中，王同惠（费孝通的前夫人，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献身）、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1934）在民族研究史上留下了感人的一页。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较著名的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调查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等。

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的另一标志是，建立了专门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机构，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陶孟和、李景汉主持的北京社会调查所（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陈翰笙主持的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属“国立中央研究院”）、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调查所。

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本人就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观点以及他所总结和倡导的“深入实地”、“召开座谈会”、“解剖麻雀”、“典型调查”等工作方法对于社会调查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等调查报告以及《调查工作》（又名《反对本本主义》,1930）、《实践论》（1937）、《关于农村调查》（1941）等理论性文章。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40年代组织了对陕北地区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大批调查报告。这些调查为认识中国社会、制定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

5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性调查研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值得一提的只是少数领域的进展。如费孝通对“江村”（即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追踪调查，他于1957年、1980年重访他1935年调查过的“江村”进行实地考察，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丰富资料。此外，社会调查研究在民族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5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重大发展是建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统计调查系统，它能够有效地为政府行政管理提供详细、全面的数据资料。虽然在某些时期其数据的可信性令人怀疑，但全国性统计机构的建立改变了以往在基本国情调查上的落后状况。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4次成功地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就证明这一点。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促进这一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转变时期，社会变革与社会变迁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村发展问题、城市问题、体制问题、文化观念的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