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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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灶家老爷:“来者”与“去者”

图1-5、图1-6分别是《北华捷报》1924年12月13日和1925年12月12日圣诞节增刊的头版。在1924年的版面上,身着满族服装的老人表情凝重,拄着拐棍,看起来步履艰难,他身边的孩子则眉开眼笑,双手举着灯笼,上写“恭禧”二字。灯笼的另一面很可能是“圣诞”二字。我们无法得知此画的作者究竟要传达怎样的意思,既然是为圣诞节增刊而作,祝贺节日快乐是自然的,孩子的表情和灯笼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图1-5

图1-6

1925年圣诞节增刊的这幅画虽没有祝贺的意思,但是描绘一个中国女子和她的盛装头饰,也表明编者试图把圣诞节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在这期圣诞增刊中有一篇主题文章,专门探讨了圣诞节的起源问题,其中就有关于中国的内容。作者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在讲到德国圣诞节传统的时候,特别指出德国人在一年结束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然后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如果某家在这个季节没有做到,他们会遭到“家神”(The household gods)的惩罚,“在这个季节,上天在地上的神祇是令人敬畏的,就像中国人在过年时敬畏灶神(Kitchen god)一样,因为灶神会把家里的好事和坏事都向上天报告。”在讲述圣诞老人的来历时,作者没有提到圣·尼古拉斯是孩子和水手的保护神这个公认的历史传说,而是强调尼古拉斯也是家庭保护神和火神,他在圣诞节代表太阳来到人们的家里,进入的通道是烟囱。所以,尼古拉斯实际上是家庭火种的人格化神(A personification of the household fire),与中国的灶神相似,体现的也是一种“火的崇拜”(Fire worship)。“圣诞老人是我们祖先的火炉之神(The hearth god of our ancestors),他们向他讲述各种琐事、表达各种愿望,把站在火炉近旁的小木偶的帽子涂上红色——圣诞老人至今仍戴着。中国的灶神也喜欢靠近火的位置,中国人相信他听得见家里所说的一切,因此要在新年来到之际用饧糖堵住他的嘴,不要让他报告家里不好的事情。”Rodney Gilbert. Whence Came Christmas?—A Festival Observed by East and West Alike: The Derivation of Its Attendant Observ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25.12.12.

罗德尼·吉尔伯特想要证明的是,中国古代通过中亚的月氏(Yueh Shih)以及匈奴人与西方发生了关系,而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东西方的节日都有相似之处,一年四季各有大致相同的节日。不过,由于西方古老的春、夏、秋、冬四节大多经过了基督教文明的转化,因此与东方的节日产生了差距。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新年就是冬节,与冬至有关;中国的清明节类似于基督教的复活节,两者都是春天的节日;中国的端午龙舟节(Dragon boat festival)与印欧(Indo-Germanic)的仲夏节(Midsummer holiday)相似;而中国的中秋节正好在秋分与西方的秋收节(Surviving harvest festival)之间。罗德尼·吉尔伯特认为,中国人的年节从冬节改到如今的日期,其实是忘记了这个节日原来与火、太阳的关系,也就是失去了雅利安(Aryan)传统的特征。在作者看来,由于历史的隔膜,中国人不了解圣诞节与西方冬(至)节的关系,因此把它叫做“外国冬至”(Foreign tung Chih ),而实际上,中国的年节和冬至节都与西方的圣诞节一样,在古代是同源的。虽然我们对罗德尼·吉尔伯特的考证不能完全相信,但是,正如《北华捷报》的编者在按语中所指出的,这篇文章提醒了西方人,他们的圣诞节和新年的传统与太阳崇拜有关,也许与中国新年的灶神有着某种联系。

一般中国人对这种学术性的节日探源也许不感兴趣。不过,也有中国人对圣诞老人与中国的灶神感兴趣,试图对这两个老人作一个对比。

对小孩子而言,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外国有圣诞老人,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有人答曰:我们有“灶家老爷”。在一篇名为《圣诞老人与灶君菩萨:一对打拉酥》的文章中,作者从圣诞老人和中国灶神的一“来”一“去”现象,阐发两位老人的诸多不同之处:

送灶是送灶君菩萨上天;圣诞老人下凡,一个来,一个去,这是不同之点。

菩萨有轿子坐;圣诞老人要劳他自己的一双脚,一个惬意,一个辛苦,又是不同之处。

圣诞老人的光临常在深夜,从烟囱里钻进来;灶君菩萨上天,虽不知他从后门出入还是从客堂里走,但他终年与烟囱相伴,从烟囱里上去是唯一的快捷方式。

圣诞老人来的时候,带些糖果给孩子吃;灶君菩萨上天的时候,人家要他说几句好话,请他吃糖元宝。圣诞老人只出不进,灶君菩萨只进不出,圣诞老人肚皮大,菩萨气量小。

圣诞老人穿着一件红布白毛的袍子,在漫天雪中,驮着大包裹,像逃难的光景;灶君菩萨穿着黑衣服,虽不及圣诞老人富丽,可他看守灶头,如同住在水汀房,实在用不着穿大衣。灶君上天的时候比圣诞老人神气多了,上天不到十天就要回来;圣诞老人终年住在天上,只在“外国冬至”这一天到人间来。

结果如何呢?

倘若我国废除阴历,改用阳历,维持灶君菩萨的地位,同时又学外国人的样,在圣诞节也同圣诞老人亲善一下,那么他们两位老头儿,一去一来,狭小的烟囱里,会不会碰头,挤得大家走不过?圣诞老人的临时公馆,不用开旅馆租公寓,就住在灶头上的灶君府上便了。这样叫做“中西合璧”,是最摩登的办法。孩子们听了道:“灶君菩萨,不及圣诞老人讨人喜欢。”我道:“这由于灶君住在人家灶头上,时间太长,不出一个铜板的房钱,所以大家憎厌他。圣诞老人很识相,住一天就走,还要带糖果来,故而人人欢迎。”歪嘴:《圣诞老人与灶君菩萨:一队打拉酥》,《艺海周刊》,1939年第11期,第7页。

小孩子听了这样的对比,很自然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也许就是《北华捷报》所画的那个喜笑颜开的孩子恭喜圣诞节的简单理由吧。

圣诞老人和灶神所代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在“摩登”时代相遇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多少有些尴尬。圣诞老人是受人欢迎的“来者”,灶神是遭人嫌恶的“去者”,一来一去的形象体现了在中国都市里发生的文化变迁。对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并且接受了现代文化的中国人而言,灶神代表的是中国旧历年文化,是中国落后传统的象征,显然与中国的现代化格格不入,早就应该在封建帝王退位的时候退位了。1912年清廷宣布退位的那一天适逢阴历年底(腊月廿五),《申报》刊登了一篇戏拟的《灶君退位记》,其中有一段是他的“退位诏书”:“朕以衰年诞膺大灶,利人民之迷信,逞酒肉之酣嬉,黄羊白术,可伶邀福之心;黄纸朱书,尽是蹈空之语。方今民国崛兴,朕躬倒灶,在天既无言职,在地难享祀典,惟有勉顺舆情,引辞宝位。”后面还有如逊清皇室那样的“优待条件”。钝根:《灶君退位记》,《申报》,1912年2月12日,第8版。圣诞老人虽然只在圣诞节时才出现一次,但是他没有宗教意味,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他是慷慨、爱心的代表。很多中国人对圣诞老人寄予厚望,希望他消除中国的军阀混战、贫富不均、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希望他见证中国由专制而共和,最后进入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详见第二章)

当然,灶神在那个年代并没有退位,中国人过旧历年的时候仍然要祭祀这位“家神”,可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圣诞老人胜过灶神至少在部分人看来已经是事实。到20世纪30年代,以圣诞老人为象征的圣诞节在上海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的冬至节,“昔之风俗,冬至日献袜履于舅姑,今日但知有圣诞节,不知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知有献袜乎?”黄濬:《马夷初记武林新年风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第418页。在像黄濬这样的文人眼中,这种重洋节的社会风气是国未亡而俗先亡的征象。中国古训中本有“亡人国家易,亡其国之风俗难”的说法,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确实,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不可谓不多,但最后都是中国文化风俗胜出。而现代西方国家侵入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虽然利用坚船利炮进行了侵略,但是并没有亡中国,而是在武力之后携物质、技术的优势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使中国人在利用西方物质、技术的过程中渐渐感受到西方文化风俗的力量。这个过程并没有多少强迫中国人接受的成分,惟其如此才令对文化极其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压力。除了主权意识、民族自觉之外,20、3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也是在西方物质(经济)、文化的双重压力下的反应,民族主义者视之为“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但是,客观而言,西方的物质文化进入中国很难简单地归结为“经济侵略”,从前引冯客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物质商品广受中国人欢迎是因为它们先进、好用,可使利用者得到实际的好处。而像圣诞节这样属于文化风俗上的引入,主要也是因为它给部分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娱乐方式,这在多灾多难又缺乏快乐文化基因的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对中国旧俗的衰消表示十分惋惜的黄濬也认为,“国家多故,丧乱相寻,士皆短后按剑以备急,略无岁时伏腊之娱”是旧俗涤荡一空的原因之一,难怪趋向新学的人士弃旧俗如敝履。黄濬:《马夷初记武林新年风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18页。

文化习俗需有物质作基础,才有物质文化一说,如果圣诞节没有圣诞老人和他的礼物,没有圣诞大菜、白帽蛋糕可吃,也没有圣诞舞会等物质上的享受,而仅仅作为一种教堂里的宗教仪式,我想它是绝对不会在中国流行的。比如基督教的另一大节日复活节,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罗德尼·吉尔伯特认为复活节与中国的清明节相近,近代中国人也确实曾把这个节日叫做“外国清明”大约在光绪中叶,中国人就把复活节叫做外国清明,这种说法直到抗战时期仍可在《申报》上看到。见《节期停公》,《申报》1884年4月6日,第2版;《全沪教堂今日纪念复活节》,《申报》,1940年3月22日,第8版。,但是一般中国人绝不过这个节。中国人在清明节只祭拜自己的祖先,“外国清明”与中国的墓祭传统没有任何共同点,“外国清明”除了兔子和彩蛋之外,缺乏圣诞节那样丰富的世俗享受来吸引中国人。即便如此,因为外侨大多在复活节停业放假,中国人也会借放假之际悠游数日,对商业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十尾龟》这部晚清小说对外国因素影响上海世俗社会风气有诸多描写,主人公费春泉初到上海时就见识了西式大菜、东洋车(人力车)、马车、电灯、洋房等西方事物,当他问及张园为什么那么热闹时,他的朋友马静斋说道:

上海市面都是外国人做起的,各处玩耍就不能不顺着外国风俗。这里热闹日子,一月里就是礼拜六、礼拜日两天,一年里就是外国清明、外国冬至、外国元旦和春秋两回大跑马。一切时髦的衣裳,新奇的装束,阔绰的首饰,都是从这里行出的。漂亮的人物,标致的妇女,也都是在这里聚的。[清]陆士谔:《十尾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这虽是小说家言,但是作者没有理由让他的角色凭空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到清末的时候,外国风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上海的商业性世俗生活。再过十多年以后,“外国冬至”将变为上海人趋之若鹜的狂欢的“圣诞节”,这大概也是当年英国人初到上海时所期望的情景。1850年圣诞节时,虽然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深深体味到陷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包围之中的孤独感,但是他们坚信总会有一天,在全中国的大地上将出现这样的局面:

Western commodities are use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pied, western influence felt.“使用西方的物品,复制西方的文明,感受到西方的影响。”To Our Read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5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