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渐入中国社会——《北华捷报》所见

从《北华捷报》和《申报》的报道来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地方，光绪中叶以前的圣诞节还局限在外侨社区。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外侨社区的扩大，圣诞节对华人的影响也随之增强，外国文化对中国的渗透以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也都有了提高。清末、民国时期圣诞节在上海等城市的流行情况可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些材料主要来自《申报》等中文报刊。《北华捷报》对圣诞节在中国社会中的情况也有报道，虽然不及《申报》那样丰富，但是也可以从他者的角度提供一些补充。

1898年圣诞节，上海的英国教会机构特意为150位中国贫穷人家的孩子举行了一场圣诞联欢会，会场特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上面缀满了闪闪亮的电灯，圣诞老爹为每位孩子准备了礼物。中国的孩子们显然对这个老人感到非常陌生，在他出现的时候都默默无语地看着，当圣诞老爹开始叫唤礼物上所粘贴的名字时，孩子们才骚动起来。很快，他们就喜欢上了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他们围着他，伸手去触摸他穿着的红色长袍。

庚子事变当年，中国青年会特意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圣诞节晚会，会场用冬青树枝等装饰物点缀，有152人参加。美国传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y Goodrich）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并致辞，四个致回敬词的中国人中有三个毕业于美国的大学，有趣的是，中国人讲英文，而外国人却讲中国官话。颜惠庆（Mr.W.W.Yen, B.A）以“圣诞节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mas）为题作了演讲。音乐是当晚的亮点，圣约翰大学乐队演奏了六首曲子，青年会自己的乐队用六种中国乐器演奏曲目，音乐自然是悦耳动听，最后到场者用中文齐声高呼“干杯”来相互祝贺节日。德国青年会也借中国青年会的会场举办了一场圣诞庆祝会，形式与中国青年会的晚会相似。虽然同是教会机构中的人，但是中外人士聚集一堂，以娱乐的方式庆祝圣诞节，毕竟还是一种突破，与《北华捷报》同一版面上所报道的教堂圣诞弥撒活动肃穆庄严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04年圣诞节，就读于江西九江教会学校的中国孩子们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同文书院（William Nast College，后改称南韦烈大学）和女子寄宿学校（Girls' Boarding School）都做了精心的准备，讲台和会场均用冬青树枝装饰，并有缀满蜡烛的圣诞树，演出的节目主要是唱歌和背诵诗歌。学校向中国学生家长和教会成员发放了入场券，由于不请自来的人太多，校方不得不在中午时分就关闭了校门，无票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可见学校举行的圣诞节活动在当地中国人中还颇有吸引力。有些年纪大的中国人看到这样欢乐的场景，埋怨外国人为什么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过节。九江的外国社区也受到邀请来参加学校的活动，尽管他们自己也有圣诞节派对。

上海的礼查饭店（The Astor House）和蜜采里饭店（The Hotel des Colonies）在1904年圣诞节期间生意兴隆，前来庆祝的人们满堂满座，体现了真正的圣诞快乐风尚（Yule fashion）。礼查饭店平安夜和圣诞日之夜的客人都在三百多人。蜜采里饭店则将餐厅装饰成宫殿一般，乐队的演奏极为美妙，晚宴结束之后，圣诞老人登场，他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新闻中并没有提到究竟是哪些人到这两家饭店去过圣诞节，其中肯定会有一些中国人，因为上海本地的买办阶层一般都是热衷西洋娱乐的，而且他们一般都喜欢到这两家饭店玩乐。20世纪初，至少在上海，圣诞节已经越来越为中国人所知，也有许多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圣诞节的活动。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东方速写》（The Eastern Sketch）在1905年圣诞节前发行了它的圣诞号，这期杂志的封面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画的是圣诞老爹和中国龙（Chinese Dragon）手挽手走向外滩的场景。杂志的第一页还有一个黄头发的少女祝大家圣诞快乐，此外还有圣诞铃铛的画面。《东方速写》是一本英文画报，读者对象自然主要是外国人，英国的圣诞老爹和中国龙手牵手走在租界的街头，这场景一定会让周刊的读者有点吃惊吧。第一页祝贺大家圣诞快乐的少女是“一个头发非常黄的少女”（A very yellow-haired maiden），她很可能是一个中国少女。可以想见，这期圣诞号里应该有关于中国人与圣诞节的文章。英文杂志出圣诞号并不奇怪，但是把象征中国的龙的形象摆到封面上肯定表明编者有所意指，有可能是编者观察到圣诞节已经被一部分中国人接受，或者是编者希望圣诞节被中国人接受。

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圣诞节早已不再是外侨独享的节日，它的慈善、娱乐都已经深入部分城市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甚至在成都这样的西南内地城市，外国人也借着云南起义纪念日的机会展示圣诞节的社会功能。1920年圣诞日这一天，外国人在成都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帮助穷人的慈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美国俱乐部的主席泰勒博士（Dr.Taylor）倡议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北方旱灾饥民，英国的机构也积极参与。外国人的举动也带动成都人的慈善意识，他们也在圣诞节前后数次开会，组织赈济灾民。圣诞日这一天在成都还举行了一场婚礼，青年会的埃尔先生（Mr.Earl）和在当地加拿大学校教书的玛瑟乐丝小姐（Miss Marcellus）在装饰着冬青树拱门、圣诞铃铛、梅花和金橘的圣诞场景中喜结连理，礼毕，他们坐上撒满彩纸和大米的轿子前往他们在满城的新家。梅花、金橘以及大米、花轿是中国风俗的元素，它们与西方圣诞节的装饰物一同为这两位来自西方的新人见证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

上海华界的市民在文化娱乐形式上也向西人学习，他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合唱团（Chinese Community Chorus），经常面向市民公开演出。1919年圣诞节，这个合唱团在市政厅公演，吸引了一千多人前来观看，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对外侨而言，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如此多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感兴趣是很令人瞩目的。这一年圣诞节，位于上海河南北路的神圣家庭修道院（Holy Family Convent）为中国的穷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慈善活动。活动现场设立了一棵圣诞树，四周堆满了各色礼物。圣诞树的一侧张挂了电影银幕，放映有趣的影片。来自葡萄牙的乐手演出了一场音乐会。到场的男女老少有270人，大家都分到了礼物，大多是被子、衣服等实用品，孩子们自然还有玩具可得。现场还支起了二十张长桌子，摆满食物供大家享用。

1922年圣诞节，上海出现了第一棵社区圣诞树。这棵具有公共性和慈善性的圣诞树设在租界内的板球俱乐部前，圣诞树上挂满了彩色灯泡，树下堆了大量的礼物，这是专门为在码头工作的中国穷人准备的。圣诞礼物是一篮篮的蔬菜、烤肉、腌肉、火鸡、水果、糖果盒、保暖衣、玩偶和玩具等等，所有礼物来自上海的各个慈善机构。市政乐队（The Municipal Orchestra）演奏了圣诞颂歌，另外还有合唱演出。这样的公开活动无疑展示了圣诞的慈善精神。以慈善为主题的圣诞精神正是英、美维多利亚时代圣诞节的一个特色，它被称为“颂歌哲学”（Carol Philosophy），即把宗教和世俗的庆祝融合进一种慈善的博爱模式（Humanitarian pattern），它谴责个人的自私，颂扬兄弟情谊、友善和慷慨。这种颂歌哲学通过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英、美圣诞节，以至于有人认为现代圣诞节是狄更斯创造出来的。圣诞节的慈善主题与19世纪的社会境况有关。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的不断膨胀，城市棚户区的贫困、高死亡率、犯罪和社会不公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现代城市病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比19世纪的英、美城市更加严重，所以，教会以及一些社会机构于圣诞节期间在中国的大城市展开慈善活动，也是在中国发扬颂歌哲学的好时机，这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圣诞节产生好感的一个原因。

在上海，最能体现这种圣诞颂歌哲学的是“人力车苦力圣诞基金会”（Ricsha Coolies' Christmas Fund）。这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3年，由苏格兰人玛达生（George Matheson）组织，也叫做“上海人力车夫福音会”，全年对穷人展开救济活动，每年圣诞节的慈善活动最为隆重。《字林西报》后来也参与这一慈善基金会的运作，并以报社的名义向读者征求捐款。1925年圣诞节期间，该基金会在狄斯威路（Dixwell Road，即现在的溧阳路）和阿拉白司脱路（Alabaster Road，后来改称曲阜路）各开一个会场，向上海的人力车夫和其他穷苦的劳动者发放食物和衣服、日用品包裹，活动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3日，共15天。在15天的活动里，以平安夜人参与的人数最多，参加晚会的中国穷人都尽量穿戴整齐，脸上泛着愉悦的神情，只有不时的咳嗽声表明了他们生活的艰辛。有一个人力车夫站起来发言，他的话很能反映圣诞颂歌哲学对底层城市贫民的影响，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代表10万从事辛苦的拉车活儿的兄弟们，感谢你们所有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字林西报》和报社的人以及所有慷慨的人们，感谢他们每年辛勤的工作……我们不仅得到了食物和衣服，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满足。我们得到如此多的帮助，言语无法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无以为报，只有从心底里说出我们的感谢，上帝保佑你们！”

其他慈善机构也会利用圣诞节的机会让特殊的人群体会到过节的快乐，比如1926年圣诞节，美国人亨德森小姐（Miss Maud Henderson）开办的孤儿院就过了一个非常欢乐的圣诞节。孤儿院的孩子们先是到一家商店的玩具部去玩，每人都获得一个玩具。五十多个孤儿还参加了上海联华总会（Union Club）特别为他们举办的圣诞联欢会。孤儿院里也举行了自己的圣诞聚会，许多人捐赠了礼物，这些礼物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孤儿院运来一吨煤作为圣诞礼物，还有一个富裕家庭送来一笔钱，当作他们孩子特殊的生日礼物。

当然，中国人对日常生活层面的圣诞节更容易接受。到20世纪20年代，旅沪外国人已经注意到圣诞节在上海已初步成为一个世俗的节日。在《北华捷报》的作者看来，中国人过的圣诞节不可能有完全的宗教意义，“很显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平安夜挤进舞厅里，并不会想到圣婴基督，这是一个外国人快乐的日子，他们也感到快乐。”所以，圣诞节随着圣诞树和它的彩灯、礼物以及圣诞老人在中国流行，中国的青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大吃其火鸡和布朗布丁，在这方面，山姆大叔（美国人）和中国人、约翰牛（英国人）一样。作者认为这样不分国别和种族共享圣诞欢乐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当人们在享受共同的快乐时，不大可能互相憎恶，这就像人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时，一般也不大会互相猜忌。

就像中国人过年重视吃喝一样，西方的圣诞节也是一个少不了美食的节日，所以每到圣诞节，上海虹口市场的生意都特别兴旺。在这个市场里，几乎所有的圣诞食品和用品都可以买到，唯一例外的是英国圣诞节传统中要用的野猪头（Boar's Head），不过，有乳猪头可以当作替代品。通过下面的一则报道，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到虹口市场圣诞节的节日销售情况。

虹口市场的清晨，各种语言嘈杂一片，喧闹得犹如远东的巴比塔，看起来生活在上海的各族人都已经接受了圣诞佳节，大家都在为过节而忙碌。市场里面，外国主妇和她们的中国保姆以及日本妈妈、中国人挤在一起采购圣诞节食品。圣诞节期间的物价当然要高一些，火鸡是少不了的，货源很充足，它们产自舟山的马鞍岛屿（Saddle Islands，指的是舟山群岛的部分岛屿，如花鸟山和嵊山、枸杞山等岛。关于舟山火鸡，详见第二章），每磅45美分。其他的圣诞食品价格是：鸡肉30到35美分一磅；鸡蛋每打35至40美分；鹅从天津和南京运来，每只售价1.5到2美元；水果，美国苹果20美分一磅，新鲜菠萝10美分一个，柠檬8美分一个，柚子25到30美分一个，南方的橘子上好的品种每磅1美元（大约10到11只）；蔬菜，花椰菜和土豆每磅5美分，或者每担5到5.5美元。此外，肉和鱼也很充足，新鲜的牛肉来自南京附近的丹阳，所有的牛都在上海市屠宰场宰杀的，有圆的印戳才能销售。至于圣诞节必不可少树木花草，市场里也有供应，产自日本的圣诞树（矮株松树）每棵从150元（中国货币）到500美元不等；冬青树每一小枝20美分；康乃馨一打2美元；菊花25美分一打；中国水仙花20美分一打；槲寄生是过圣诞节必需的，一束2美元，比以往的圣诞节都贵。

菜市场最能体现日常生活的情景，从虹口市场情况来看，圣诞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社会，虽然我们从这则新闻中无法了解到底有多少中国人也和外国主妇那样在那里采购圣诞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