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主义

Chomsky的理论构成了理性主义学者的主要方法，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语言结构作为生物遗传的一部分出生时就已存在，因而理性主义有时又被称为“内在”论或“天生”论。

（一）理性主义关于第一语言习得的基本假设

根据理性主义者的说法，所有儿童出生时就具备语言习得的特定倾向，这些倾向被认为在基因中得到编码（Chomsky，1989：28，2007：77；Pinker，1994：322）。Chomsky最为人所知的语言习得模型是原则和参数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每个儿童都拥有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由原则和参数构成，它伴随童年期而发展直至成为一种特定语法。儿童使用语言输入材料（原始的语言数据）来发现这些正确体现了其语言特征的参数的设置。换言之，语言证据促发了习得并对这一过程具有塑造效应（Chomsky，1989：32）。一旦儿童正确设置了被称为“普遍语法”的所有参数，他/她就已经习得了这种语言。比如，所有语言都有主语，这是原则，即自然语言的共同基础；但主语出现的强制性要求在不同语言中不一样，也就是语言之间有一个可以变化的参数，这个参数允许有的语言出现零主语，而有的语言不允许出现零主语。具体来说，英语的“零主语”参数设定为“关”，汉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设定为“开”。这些语言的儿童在接触到母语后根据语言事实来进行不同的设定。

Chomsky认为只有内在的语言天赋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语言习得的速度和复杂性（Chomsky，1959：57），内在的语言天赋在生理层面表现为大脑内的“语言器官”。在理性主义方法内，语言习得明显是一种“出现”在儿童身上的事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很主动，除了要基于输入材料进行参数设置外（Chomsky，1989：139）。因此，Chomsky比较了人类语言器官“和生物身上其他为人熟知的器官”（Chomsky，1989：223），他更喜欢讨论“生长”（growth）而不是“学习”（learning）（Chomsky，1989：134）。Chomsky只在受限制的语境下使用“学习”这一术语，即用来说明不规则形式的学习时（Chomsky，1989：238），另外，有时用于词项的学习（Chomsky，1992：8）。因此，学习词项被认为主要是将输入材料中感知到的标签映射到大脑中预先存在的概念上去（Chomsky，2001：134）。

（二）理性主义对刺激贫乏论的呼吁

为了给底层的内在普遍语法的强假说提供支持，理性主义者提出了一些论断，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刺激贫乏论的呼吁（Chomsky，1989：44—53）。刺激贫乏论要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儿童接触到的原始输入材料与其最终获得的语言能力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原始的输入材料有如下特征：“首先，原始语料输入中的一部分有缺陷。成年人在与儿童的谈话中，因为思想不集中或情绪不稳定，会说出声音含糊、语音不准、语调变形的句子，口误、说半截句子而改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语言缺陷的人，如口吃的人发出的声音也会出现在儿童的原始语料中。其次，原始语料中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甚至是家庭内部成员，有可能说不同的方言乃至不同的语言。由于不同的方言或语言在语音和语法方面有大小不同的差别，儿童必须对语料输入进行筛选，这就增加了习得的难度。第三，原始语料输入是有限的。儿童在语言习得期间听到的语料是有限的，而且由于记忆和其他认知因素方面的限制，他们能够理解并用于构建母语语法的句子就更少了。第四，原始语料有不完备性。成人语言能力中相当大的部分没有体现在儿童的原始语料中。例如，一些复杂的句型儿童在习得时可能没有接触过，但这似乎不影响他们断定这些句型是否合乎本族语的语法。”（程工，1999：47—48）刺激贫乏论认为，以上所提及的“退化”数据没有影响儿童对规则的掌握，表明儿童最终的语言知识不是靠单纯接触环境而习得的，语言刺激经验不是语言学习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的支持者将之归因于先天性因素的帮助。这种先天性因素提供了原始语料中缺损的部分，并帮助儿童筛选掉原始语料中有缺陷的部分，从而使他们最终获得正确的语法。Chomsky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帮助儿童获得语言知识的先天性因素是一种生物特性，在神经层面的表现就是人脑中的语言器官（Language Faculty），其初始状态对所有的儿童来说都是完全相同的。

（三）模块论

理性主义者捍卫模块论假设。根据理性主义，只有模块性能解释为什么语言是这样一个自动的、无意识且有效的人类能力。模块论提出，智能组织“为有其特定结构和原则的、有区别性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彼此独立地执行功能（Chomsky，1989：46）。视觉感知、音乐创造或语言能力都被认为封装为这些模块中的一种（Chomsky，1986：12—13）。也就是说，模块只具备某种高度特异化的心理能力，只对特定种类的刺激信息做出反应。因为模块之间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某个领域的进步通常并不迁移到其他领域。一个模块只需要极少的经验加以促发；激活内在结构的经验仅仅需要恰当的内容，例如成人的谈话可促发儿童对语言的习得。

支持模块化理论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婴儿在某些领域似乎有着令人惊讶的高级知识，比如我们下章将提到，新生儿就能分辨出母语和外语，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则令人惊讶地无知。第二个方面的证据是总体认知功能水平很低的儿童可能拥有某种十分突出的认知技能，比如第四章第三节会介绍的威廉姆斯综合征，该病症是一种罕见的代谢性神经发展障碍，其结果是导致智力落后；但该病症个体在语言方面的才能表现突出，尤其是对基本语法规则的掌握，通常处于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但该病症个体在记忆、计算等其他认知方面的功能则十分低下。另外来自成人脑创伤等方面的证据也表明，创伤之后可能发生非常特异的而非普遍性的认知缺陷，以失语症为例，有些失语症病人可能听理解能力完好而表达能力受损，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况；或是有些病人语法能力完好而词汇能力受损，同样地，另外的病人可能词汇能力完好而语法能力受损。这些分离提供的证据表明，不但语言不可还原为一般的认知，而且语言内部也很可能是模块的状况。

模块论反映了先天论视角，其观点认为某些特定领域的能力倾向由进化而来。来看看Spelke研究中的模块化概念，Spelke（1994）认为婴儿的知识有着领域特定性和任务特定性的特点，依照内在的模块结构而发展。婴儿的核心知识分为四个领域，分别是物理、心理、数和几何，这些核心知识被认为具有“跨文化和历史阶段的普遍性”（Spelke，1994：441）。为了丰富这些内在的核心知识结构，年幼的学习者必须与其环境互动，但这些知识的本质特征不会改变。简言之：“最初的知识可能随年龄增长自然出现，或由经验促发，或由学习过程促发，可它似乎对最初知识没什么影响。”（Spelke，1994：439）

理性主义者承认不同的模块之间有松散的联系以及一些互动，但即使是认知结构之间的互动也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设定的。语言和认知之间的互动受到局限，而且仅仅关涉到E-语言（即可实际观察到的外表化言语）（Chomsky，1977：43）。既然很严格的模块论假说是有问题的，于是Chomsky就承认有两个面向E-语言（即存贮于大脑内部的内在化语言）的接口层，“一个与声音有关，另一个与意义有关”（Chomsky，200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