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书

学习业务、学习评弹，读书是重要途径。看戏、听书，要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向别人讨教、听别人讲，要有互动的时机。但随时随地可以读书，只要有时间。我到文化局工作以后，抓紧读书，学习文化业务，规定自己每天读书时间不能少于一小时，总能完成，而且超时。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所以看书的时间比别人多。

看书的同时动手记笔记，做卡片。目的一是收集资料、史料；二是帮助记忆，经过归纳，使其条理化，便容易被记住；三是记下心得、体会。卡片的内容为：一为评弹史料；二为评弹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基础知识；三为苏州文艺人物名录。“文革”前所做的卡片基本没有散失。其中，第二类即基础知识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文艺的各个门类逐渐熟悉，各种专业书看得多了，这类卡片的作用小了，就被淘汰了。第三类还保存着，因为是顺手摘录，不是刻意收集，所以比较零碎，不规范，面不广，至今未发挥作用。

第一类有关苏州评弹史料的部分，今已编成《苏州评弹旧闻钞》。其经过有个曲折的小故事。这部分卡片在“文革”中受到“审查”，但又很偶然地回到了我的手中。1967年春，“武斗”告一段落，我回到机关，奉命清扫场地。“武斗”中，有人把办公室的橱柜、办公桌搬到室外筑工事，橱柜及桌内的东西散落一地。就在乱纸堆中，我发现了我的那一包卡片，就把它藏起来，重又带回家了。

如果没有这样一起偶然事件，会不会有《苏州评弹旧闻钞》这本书呢？按后来恢复工作后的状况，可能已经没有时间再收集到这么多资料了。从“放卫星”告吹，我开始注意摘录资料卡片。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后，业余时间有保证了，便看了很多书。感谢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资料室的同志给我方便。日积月累，到“文革”开始，已经有几百张卡片。1967年这些卡片回到我手中后，一放就是几年。很长一段时间，我被关在“牛棚”里，有时间，但没有书看。我尽力看了《资本论》《马恩选集》《列宁选集》《鲁迅全集》等书，没有书看的时间还是很多。为消磨时间，我做了不少专题（毛主席）语录，不过都没有用处。后来，我买了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学英语，从“牛棚”里出来后我居然能看《北京周报》了。一出“牛棚”，可看的书多了，英语也忘掉了。

1975年，我生病了。医院的一位心脏科主任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似乎将要不久于人世了。我虽不完全相信，但想到这包卡片，要整理出来，使之能用，留赠后人。因病在家，有时间，就再找点资料补充，主要是分类、编号，写按语，于1976年完成。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曾经向赵景深老先生借过书，所以请徐希博同志带给赵老去看。赵老读后，给予我很高的评价和很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将之面世。

在《赵景深日记》（日记报社编印）中有记载，赵老自1976年11月17日开始看这份资料，到第二年2月看完。他一面看，一面记下一些意见。他说这份资料搜罗宏富，好多是他没有见过和收藏的，读起来“颇感兴味”。他没有看完就写信给徐希博谈读后感。他提了意见和建议还给我，还让赵易林编了一份索引。赵老的肯定使我相信这份资料是有用的。

赵老还为本书写了序，而且是他主动写了寄给我的。我因为未定是否能出版，所以没有想到请他写序。他在序里称该书为鲁迅的《小说旧闻钞》的姐妹篇。我认为，是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的体例，仿照他的体例编的，所以请赵先生改掉了这句话。这件事已记录在《评弹书简》一书中。

粉碎“四人帮”后，省文化局周邨同志和省剧目工作室杨正吾同志听说了这份资料，决定将《苏州评弹旧闻钞》纳入江苏戏剧研究资料丛书内出版，并经章品镇同志推介，198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又由古吴轩增补出版。初版为928条，经过查找原著，将部分转引的条目合并，所以人民版为546条。而增订本增加了一部分条目，所以为758条。

图3-1 1984年11月与赵景深（左）在苏州参加吴梅学术讨论会

我收集评弹史料，是为研究苏州评话、弹词的历史。本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有位编辑曾建议，书名是否不用苏州两字？我想他是为了不要限制读者面。我解释说，本书资料以评话、弹词为主，而且重在探明史料与苏州的关系，如方言、地点、人物等各方面，地名提示研究的深度，所以没有改。

我对苏州评弹史的研究，在该书出版以后已有进展，但进展不快。对评弹史资料的收集，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苏州评弹旧闻钞》的资料收集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公开的资料多了，见到也比较容易，可能会发现许多新的资料，希望有一批新的资料出世，以推进苏州评弹历史的研究。听说在唐力行老师的主持下，将有一批新的资料出版，很高兴。

《苏州评弹旧闻钞》的成书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上面已经讲到，赵老对本书价值的肯定，使我信心倍增，抓紧整理使其问世。20世纪60年代，赵老到苏州来考察戏曲研究室所藏的戏曲资料。他是研究戏曲、曲艺的史家。恰逢苏州市戏曲团体在集训，便请他作了一个明清戏曲史的报告。他还进行了一次苏州评弹研究的座谈。跟他熟悉以后，我多次向他借阅资料，赵老总是慷慨同意，还给我介绍别的资料，热情相助。如阿英的《女弹词小史》，因抗战爆发未能出版，他把所藏的排印稿本借给我用。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有问必答。《苏州评弹旧闻钞》的稿本，我先寄给他看，他不但热情肯定，而且主动帮助校对，还写了序言。老一辈学人对事业的热心，可敬可佩。

路工同志从宁波天一阁抄寄给我一条未刊的稿本资料，从北京也曾抄寄两条罕见资料给我。在他收集的竹枝词中，也有稿本资料，都是很珍贵的。路工同志长期研究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他不是苏州人，但对苏州的文学艺术、苏州的藏书很熟悉，很有研究。他经常来苏州，所以我和他熟悉。他曾计划写一本昆曲史、一本弹词史，均未完成，十分可惜。

图3-2 1995年在笔者家中与路工合影

1975年，我在病中整理资料，要找一本《东京梦华录》查对资料，到古旧书店问臧炳跃同志是否有此书，他当时没有。不久他觅到一本，版本很好，给我送到中医院来。真是雪中送炭。还有江澄波同志，也经常为我抄录资料。邱肖鹏同志在北京开会，我请他找人抄了一条资料。为我抄录过资料的还有几位同志。本书出版前，为我做过资料校核的有洪子元、叶瑞宝同志，还有我的儿子周汉平。

我在摘录评弹史料时，顺手抄录了一批苏州竹枝词。后在路工同志处见到他藏有一批手抄的竹枝词集录本，全国各地都有，我就把苏州部分借来抄录了一份，“文革”后先后由段炳果、黄越萍两位同志补录、校订、编辑成书，后由百家出版社出版（《姑苏竹枝词》，2002年版）。在此过程中，江澄波同志也抄录提供了一批竹枝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