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评弹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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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习评弹

我到乐群社开会,是1957年七八月间的事。9月到文化局报到。到机关工作,已经是那年10月了。到了机关,因为我当时是党组书记(副局长),由我抓运动,业务由范烟桥(文化处处长,1958年改文化处为文化局,局长为谢孝思同志,范老调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主持。范老很有责任心,他主持会议,虚心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能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安排。他为人和蔼可亲,是一个忠厚长者。范老离开文化局后,因为筹备苏州市博物馆,我经常和他见面。听他讲苏州历史,深受教益。最后一次和范老见面是在“文革”中,永义淮剧团因被调往苏北,便在“文革”中造反,要求回苏州。开批判会时,在会上见到范老,我当时想,这与他何干?剧团迁移时,范老已不在文化局,他说迁移为“迫害”,实是好心,是为剧团人员们的生存着想。当时要我签字,让他们回苏州。我说,我已被革职,不签。散会后,老艺人对我很客气,“革命”只是借口而已。文化处改为文化局后,钱璎同志也来局工作,她任党组书记。开始我分管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业务管得少。后来,我分管戏曲、评弹,渐渐转向以抓业务为主。

从1958年到1959年这一年多时间中,我主要分管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同时抓一点业务工作。其中,有一段时间,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我成日成夜在工地上,几乎没有时间抓业务。在工地上,我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共产主义之路》,走知识分子和劳动结合的道路。当时到已经出铁的单位学习,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烧,炼出铁来。其实我连铁的分子式也不知道。在工地上,我买了几本炼铁的书在看,洪波同志来检查,看见我在看书,便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是边干边学。但土高炉是测不出炉温的,要看火的颜色。终于出铁水了,但事后,人家告诉我,那个铁连元钉都不能做。这种“大跃进”,盲目性太大了,事后觉得可笑,当时是非常认真的,有点虔诚。但身体受损,胃出血,留下了胃病。

图2-1 1989年在苏州光福与凡一(中)、钱璎(右)合影

那一阶段,抓工作,我分管戏曲、曲艺。我去抓炼铁,由钱璎同志帮助抓。首先是宣传工作。“说中心,唱中心”“为中心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要讲到。我在这里,先讲一点,即在工作中如何学习业务,以及逐渐了解评弹的经过。这种学习,对我来说十分必要,也符合党的要求,干部要又红又专。我就零零碎碎地讲一些。

(1)收集阅读各种资料。我到文化局后,即请机关里几位老同志帮忙收集了一批资料。其中,有关苏剧、苏滩的介绍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评弹方面的资料,大都是光裕社的资料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文章。我读后,请范老选择其中较有价值的部分,编成《评弹研究资料·第一辑》。

(2)阅读文件和文艺理论的基础性著作,以及马列文论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并在看戏、听书的同时,看剧本、脚本,做笔记。

(3)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向演员和老艺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虚心学习,勇于求教。在听别人讲话时,注意不要打断他们的讲话,让别人觉得你有学习和听取意见的诚意。这点很重要。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别人认为你学习是虚心的,说错了也会原谅。

(4)看戏、听书、做笔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看滑稽戏时,曾留心把观众发笑的地方,在剧情说明书上打个记号,而后整理、研究观众发笑的原因,以备归纳。这很有意思。“文革”中这部分笔记已经散失,很可惜,因为欣赏的第一感受很难重找。

(5)学习做一点实际工作。如写新闻报道、知识介绍和演出节目单的剧情介绍等,参加曲联艺术组的活动,参加写《评弹口诀》等。后来,独立写了《试论弹词〈珍珠塔〉》《〈孟丽君〉的矛盾》《谈苏州评弹赋赞》等。

图2-2 潘伯英

更重要的是,布置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效率和业务水平。但政策时有失误,在“左”的思想、政策的控制下,工作失误很多,而自己又认识不到,错了也不知道。经历“文革”后,教训深刻,变得聪明一点,渐渐认识到“左”的危害。

年代久远了,我渐渐熟悉了评弹的过程,不过已经很难详细忆述了,只能在下面记述一些具体的事,或可了解一点大体的过程,记述一点学习的艰难和喜悦。我从帮助潘老整理《评弹话旧》说起。潘老可以说是我学习评弹的第一位老师。我到文化局工作以后,刚开始和潘老接触得不多。对他有一点了解是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时,1957年发生“光裕事件”,市委宣传部和当时的工作组向市委汇报时曾介绍分析过他。在文化局机关“整风”中,有人揭发他“对党不满”,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要被保护的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期,由我代表党组和他谈心,让他了解并认识“光裕事件”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希望他放下包袱,体会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在“大跃进”大搞创作的群众运动中,他奋力创作,又是编戏,又是编弹词,又是写评话,还写开篇。他带领一个创作组,又编又演。因为由我掌管整个评弹的学习和演出安排,在创作人员的整个安排和调配上未能尽如他意,所以他对我有点意见。但我不干预他的创作,由他做主,尊重他的意见,采取学习态度,对这一点他是满意的。所以,我们能处理好关系。后来,在创作研究方面,在合作共事中,我们加深了解,相处友好。我刚到文化局,懂得很少,虚心学习是有诚意的。我认为和专家相处,尊重其知识,尊重其专长,是十分重要的。虚心学习,是否有诚意,是不能作假的。

《评弹话旧》是我建议潘老写的艺事回忆录。他强调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写。我强调其重要性,经常催促他,要他想到就写,作为休息,随手记下,以后整理。在近日发现的半封我给潘老的信中,也有下面一段话:“我仍然建议你写一篇回忆录,题目可以是《朱少卿和他的〈刺马〉》,或分成两篇,即《记我师朱少卿》和《说〈刺马〉》,朱少卿的创造精神、钻研艺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并加以发扬,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我催多了,催急了,有一次他把一叠稿子丢给我,说我已经写了不少,你拿去看吧,看有没有用?他的回忆文章写得很生动,人物很形象,看得出作者善于形象思维的特色。我把读后的印象告诉他,希望他在文字上做点调整,使之更加条理化。他就说,那就请你帮忙吧!我把文稿整理成五篇文章,即《〈水浒〉名家王效松与何云飞》《程鸿飞和他的〈野岳传〉》《漫谈〈描金凤〉名家之一——赵家三代》《漫谈〈描金凤〉名家之二——钱家两代》《漫谈〈描金凤〉名家之三——“描王”夏荷生》,曾陆续发表,近年来收进《书坛口述历史》(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他在原稿中还写到几个人,都没有完篇,当时未整理成文,很可惜。当时总以为,以后还可以写下去,但未抓紧,不抓紧就没有以后了。我们初次合作,他表示满意,所以又有接下来的几次合作,他说,我不动手了。

整理《评弹口诀》时,他就没有动手,只动嘴,但起了重要作用。评弹“口诀”,是流传于艺人口头、对评弹艺术的认识及经验总结的概括性表述;虽然停留在经验层面上,但有不少真知灼见,是萌芽状态的规律性概括。如“口诀”云,“大书一股劲,小书一段情”,“大书怕做亲,小书怕交兵”,讲的是苏州评话和弹词这两个曲种常见的书目所写题材的不同。所以,两个曲种书目的编创及表演,各有所擅长,有所不擅长。“大书全靠劲,小书全靠情”,“坐大立小”,是说评话、弹词因为题材不同,所以在表演上对表演的方法和风格要求也有所不同。这是艺人凭长期的经验而形成的一种理念。两种形式、两个曲种是不同的。现在,有人说,评话、弹词的不同,仅仅是有唱、无唱的不同而已。难道弹词的文本、表演,只要去掉唱词、去掉唱,就成了评话?这种认识倒退了多少年?进而,有人认为,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已经合流,这可信吗?

发动艺人总结艺术经验,提倡谈艺传道,当时的苏州市曲艺联合会艺术组曾发动记录收集“评弹口诀”。汇总后,去掉重复的、相近的,剔除含义不清、难以解读的,把有关艺术经验的部分汇编成册、组织讨论,由潘老汇集大家的意见,作一发言。还有一部分口诀,涉及艺人的处世经验及行规道训,当时未整理,很可惜,此乃研究评弹历史及社会史的有用资料。

根据潘老的归纳,最后由我成文,经几次修订后成稿,曾经发表在《曲艺》杂志1962年第3期上。十多年后,潘老已经辞世,我又重新整理后发表在《评弹艺术》第1集上,时为1982年。

当时,我、潘老和一批老同志,还写过解读《书品》《书忌》和《说书五诀》等文章,因为一些称谓、概念不规范,是将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总不是好的学风,所以没有发表。

我和潘老的合作,还有不少是在书目创作方面。我参加讨论,主要是了解情况,学习评弹,还为他们做一点服务工作。如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州评话《江南红》的创编是由潘老带一个小组进行的。素材最早是凡一同志介绍的一位老同志仲国鋆写的革命回忆录,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苏州地下党的一段斗争历史。小组成员读后,拜访原作者,进行多次座谈,我也参加过。原作者也喜欢文艺创作,所以,他一面介绍斗争经历,一面对评话创作提出建议。当时凡一同志也很重视,多次参加座谈,发表意见。创编小组的创编迅速,很快写好提纲,到码头上边编边演边改。评话《江南红》很快受到听众欢迎,从几档一起说,发展到几十档一起演,所以有“《江南红》红满江南”之说。很快电台播出,出版社排印(未能出版)。我在小组创编演出中,参加过讨论,发表过意见,供小组自主采纳。我主要是做一些服务工作,如安排人员,帮助他们找仲国鋆同志发表在其他杂志上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雨花》和其他报纸);给他们介绍在抗日战争坚持阶段中对伪军的政策。后来,领导开始审查仲国鋆同志在地下党斗争中的一段历史。因为评话《江南红》的创编,我才认识仲国鋆同志并逐渐熟悉他。他喜欢文艺,知识面很广,为人热心。“文革”中,有一次在玄妙观广场上开大会批判他,说他是“大叛徒”,炮制大毒草。我一个人作为陪斗,和他一起站在一个摇摇晃晃的高台上,随时准备好往台下一跳,却也为他担心,因为见他太虚弱了。1964年,市委书记抓创作,指定三个同志写一个新的苏剧。两位作家不愿做傻子,敷衍了事。独他一人认真创作,编成新戏,参加在江苏的演出。可惜当时是不评奖的。斯人已去。因《江南红》使我想起关于审查干部的事。干部应该受各种审查,包括历史审查,但要审查的就是还不能定的事。为什么“受审查”本身成为罪名呢?还是因为当时人权观念薄弱。现在的无罪推定是进步。审查某一段历史,也不能全部否定一个人的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江南红》不是写真人真事,这在当时是很明确的,为慎重起见,凡一同志专门抽时间听了一遍录音。我和潘老多次商量,为避免麻烦,在努力提高作品的要求下改掉了一些真人真事的情节。作品原先也并未按真人真事改编。这使《江南红》的演出时间得以延长。

协助潘老创编书目,还有如弹词《孟丽君》的编演,将在后文中另行提到。潘老带领一个小组编弹词中篇《小刀会》,我除参加过讨论外,还给编演小组讲过一次小刀会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一方面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服务;另一方面是从中熟悉评弹,熟悉演员。

我曾经和潘老计划写苏州评弹史。那是浮夸作风,未能完成的倡议。“大跃进”中各方面都要“放卫星”,潘老与我商量要写评弹史,两人拟了一个提纲,开过座谈会。但大家都没有动手。实在是缺乏资料、难以落笔,倡议搁浅。但这件事促使我注意收集资料,凡有所得,就写成卡片,积少成多,便有了后来的《苏州评弹旧闻钞》。

除了书目创编,我还在参加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中向演员和老艺人学习。有关学习专业的努力,将在下文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