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短长录（一）

“大跃进”时期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说中心，唱中心”，把文艺降低为时政宣传的工具。当时又有浮夸作风，大搞群众性创作运动，人人写诗，人人画画。

当时，评弹是怎样“大跃进”的呢？我们苏州大部分演员仍在书场演出，说原来演出的书，包括传统书和二类书。发动他们搞创作，主要是让大家写开篇，配合政治进行宣传。写了开篇，有能唱的，就在他（她）们演出的书场，在说书前加唱。本来是要加唱开篇的，现在加唱新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一个集镇，有几家书场，演员多，就联合起来，利用不演出的时间，到工厂、田头、街头宣传演出。大家创作了短篇，有两三个节目，加演星期早场，或在日夜场演出之间加演中场。在书场演出都是要买票的。只抽少数人，主要是已经参加评弹团组的人，他们去书场演出，组成小组，从事创作并宣传演出。有短篇，也有开篇。如果写了中篇，还可以到书场演出，这也要买票。总之，不到书场去演出，从事宣传创作、演出的，只是少数人，在演员总数中比例不大。

所以，虽然搞得很热闹，好像声势很大，但没有感到有什么长短矛盾、长短之争。新作品艺术质量差，被说成是白开水，为扶持创新，这也不以为怪，因为是政治任务。

在“大跃进”中，在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运动中还有一种浮夸的风气，当时有人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消极的浪漫主义。使我们对这种消极的浪漫主义警觉起来的是陈云同志的提醒。1961年春，我先后收到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的杨乃智同志和毛崇璜同志的来信，说最近陈云同志在杭州听到王月香唱的一则开篇《睏仔一惚醒转来》，唱词中说亩产粮食多少斤，桃子怎么大，西瓜怎么大，都反映了“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这种作品在听众没有水果吃的时候唱不合适，希望我们注意改进。接到信后，我们非常重视，对当时唱的新开篇普遍检查了一次，做了改进。这件事对我们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

在创作运动中，有大量的开篇，我们曾选择一部分进行推广，印发给大家唱。印发开篇这件事由我主持。这件事对我来说倒是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不熟悉苏州音的韵，所以总是找来两个同志合作，看能不能唱或改动。我不动手，只是学习。

当时也知道，在过去的资料中，记载着评弹界的长短之争，言辞很激烈。甚至说，长短之争是方向问题，是文艺是否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还听说，有演员因为说了评弹要以长篇为主，被错划为右派。可能在中篇演出多的地方，长短之争明显一些。我刚接触评弹，而且在苏州的环境中书场里很少演中篇。很多演员尚未被组织在集体之中，只是靠演出收入养活自己和家小。即使已经组织在集体中的演员也仍靠演出收入维持生活，因不拿国家的钱，所以不可能不到、少到书场去演出,也就不会有少演、不演书场的想法。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现在，国家给评弹团很多钱，有了钱才有可能让一部分演员不演出、少演出，不去书场演出，只演一些可以得奖、可以得“名”的场次，而且“名利”双收。

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调整文艺工作的政策，我们认识到虽然搞了不少新作品、小节目，但是质量不高，很少演出，也难以被保留，这不是浪费人力物力吗？而领导的精力、创作骨干的力量都用在了这方面，对书场演出、演出的书目不关心，对大部分演员的演出和艺术方面也是不关心、少关心、缺少帮助。所以，我们认识到应该下决心改变，使20世纪60年代初的评弹工作有所改进。在书目建设上，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1）整理传统书目。一方面是动员大家动手，整理提高自己演出的传统书目。随着多数演员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批青年演员文化、乐理水平的提高，传统书目的思想、艺术水平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提高。另一方面是重点抓几部书，一面整理，一面总结；总结经验，推广到面。

其中一部是传统长篇弹词《珍珠塔》。以朱霞飞同志为首，组织一个小组集体讨论，一面整理，一面演出，听取听众意见。我参加过小组的讨论，以听为主。为了解故事全貌，感谢汤乃安同志把他珍藏的手录本借给我阅读。一面看，一面做笔记，结合在讨论中听到的意见和一份调查提纲，我写了一篇论文，即《试论弹词〈珍珠塔〉》。这篇文章我曾给整理小组的同志看过，后来《江苏戏曲》要求发表，当时陈云同志建议，为了推进不同意见的讨论暂不发表。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才经修改后把它发表（我曾另外为《江苏戏曲》写了一篇论锡剧《珍珠塔》的文章）。

在苏州小组进行整理的同时，上海也有一个小组进行整理工作，都是在陈云同志的推动并指导下进行的。两个小组因认识有所不同，整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陈云同志听了两个小组整理演出的录音后，曾经说过，《珍珠塔》反对人情势利是得人心的，对方卿不能用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评判。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是在情理之中的。在我写的论文中，虽然充分肯定了该书对人情势利的揭露作用，但在对方卿的批判中也有苛求，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当时“左”的思想。《珍珠塔》虽然经过整理，但后来仍大体按原来的路子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左”的观念，对当时所有正在演出的传统书起了一个很积极的作用。传统书可以按原样说下去，可以逐步整理提高，传统书还有积极作用。而且这也鼓舞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艺术资料记录、收集工作，增强了老艺人的信心。

在整理《珍珠塔》的同时，还有一个小组进行弹词《三笑》的整理。因为徐云志老艺人努力坚持演出《三笑》，他对改好这部书有决心、有信心。他说他喜欢这部书，听众喜欢这部书，一定要改好这部书。他本人有一个设想，而且已经做过不少努力。所以，当时明确对这部书的整理和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徐老改书。小组里还有几个说唱弹词《三笑》的演员和一个研究人员，都明确以徐云志的意见为主，帮助他改好《三笑》。经过整理的《三笑》在“文革”后恢复演出，流传至今仍有青年演员传承。《三笑》成为一部听众认可的传统书。

同时，还有一部弹词《玉蜻蜓》，也派了研究人员，一面帮助周玉泉老艺人记录演出本，一面帮助他记录艺术经验。对《玉蜻蜓》的书路，我们当时知道有不同说法，我们主张让老艺人自己决定怎么说，不要去干涉。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同志听了周玉泉说的《玉蜻蜓》，说他的演出本很好，既清理了黄色的内容，又保持了原来的书路。《玉蜻蜓》这部书，经过“文革”，后来还有人说。现在，说的人不多了，但还有人在说。让演员自己决定传统书的整理方法，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唐耿良同志在《别梦依稀》（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中记述了《玉蜻蜓》的整理，他记的是蒋月泉参加上海团的整理演出，对金张氏的分析、认识。蒋月泉的认识和其他人包括团领导有所不同。蒋月泉主张要肯定金张氏的“抢救三娘”，但其他人认为不能为金张氏涂脂抹粉。蒋想不通，在苏州遇见老师周玉泉时问他是怎么说的？周玉泉告诉他，还是原来的说法，并说：“苏州市文化局的周良同志赞同说到‘抢救三娘’时，对金张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周老师说：‘金张氏是一个四海（慷慨）的莽门（不讲理）的人，我还是照老传统的说法。’蒋月泉听了后回到上海，对我说：‘苏州是共产党领导的？’我说：‘是呀！’蒋说：‘为啥苏州共产党可以对金张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上海共产党只能有坏说坏，不能有好说好？’”（《别梦依稀》，第110页）唐耿良老师记在书上的和他口头讲的稍有不同，他口头说的是，我当时只是说，让老艺人自己决定怎么说，尊重老艺人。

那时唐耿良老师从加拿大回来，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我写信去问好，他托彭本乐带信给我问好，说暂时不能回信。他和彭本乐讲起此事，讲到蒋月泉老师说苏州共产党和上海共产党，说到我处理这件事时尊重老艺人自己的主张。

另据江文兰同志回忆，唐耿良老师也把这个故事讲给她听过，大体同上面的说法（《评弹艺术》第36集，第160页）。

尊重老艺人本人的意见，是当时商量过的。所以，两种有所不同的说法，可能后者更接近当时的实情。在当时，我还没有形成对《玉蜻蜓》这个故事的总体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评论讲《玉蜻蜓》的思想价值，此文肯定了“抢救三娘”的反封建意义，说这是金张氏的“特立独行”。这篇文章在发表前请蒋月泉看过，我征求他的意见，他笑而不答。

（2）总结创编、演出新书，包括二类书、三类书的经验教训，加工提高新编的长篇书目，推进新长篇的编演。

发动曾经创作、编演新长篇书目的演员和创作人员总结创作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组织交流，在群众性讨论的基础上苏州市文联和曲联联合召开了一次评弹创作座谈会。1963年5月，到会的演员和创编人员比较多，开了好几天会，发言、交流、讨论。现在还存有一本汇编材料，选收了五篇发言，即《创作新书的体会》（邱肖鹏）、《〈苦菜花〉改编演出体会》（谢汉庭）、《关于长篇评话〈江南红〉的创作》（杨玉麟）、《改编〈红色的种子〉的一些体会》（罗介人）、《把小说改编为评弹》（周良）。

这个阶段用力推动了长篇书目的建设，是有成绩的一个时期。如新编的长篇《江南红》（评话）、《孟丽君》（弹词）及多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现代题材的新长篇，均在此阶段出现。但是时间不长，人们的认识开始比较清楚，但很快又迷失了。

（3）这个时期根据需要编写过一些中短篇，但不多。如为了到上海演出，潘伯英根据田汉剧本编演了中篇弹词《谢瑶环》。为到北京演出，邱肖鹏、郁小庭等据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改编了中篇弹词《老杨和小杨》。为配合宣传雷锋，编演过短篇《车厢一角》（邱肖鹏）、开篇《我的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邱肖鹏）。为配合忆苦教育，编演过《一顿饭》。这些都是演出较多的新书目。

20世纪60年代初，评弹工作比较稳定，书目建设有一定成绩，但这段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