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的公共雕塑

所谓“公共”，是指设计给大量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在室外观看的东西。期望这些人具有品味或批判性，是不公平的。恶俗的公共雕塑指的是寻常的三流作品和矫揉造作之作，也指平民当成社区或州政府赏赐的大恩惠毕恭毕敬接受下来的有问题的东西。最好的例子是自由女神像，这个雕塑是全体美国国民仰慕庸俗作品的典型表现。那把切实点燃了的火炬带着伪写实主义的新奇特征，总能令恶俗爱好者们欢欣鼓舞。约翰·古岑·博格勒姆在拉什莫尔山的雕塑，因炫耀的尺寸、不恰当，以及整组作品粗劣的新埃及式臃肿，轻松成为仅次于粗俗的自由女神小姐的东西（见“恶俗语言”）。

除了为美国的巨大化作风——没有质量，至少要有数量（见“恶俗酒店”、“恶俗工程”和“恶俗大学”）——作了一次贡献，博格勒姆昂贵无用的作品那毫无想象力的表象，还颂扬了公众艺术鉴赏力向俗不可耐的倒退（见“恶俗物品”）。无论从哪个角度、隔多远的距离看，那四颗巨大的头颅都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打倒现代主义！”，这受到了没受过文化教育、忿忿不平的人们的欢迎。虽然这一信息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viet Realism）的地道说法，但似乎也是针对我们国家的土包子们说的。

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那尊硕大的约翰·F·肯尼迪“镀金”头像（见“恶俗建筑”），尽管并不摆在室外（因为头像所在的大厅大得夸张，才使它看上去像在室外），也属于恶俗的公共雕塑，它们都企图凭借巨大的尺寸轻易赢得公众的敬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纽约世贸中心）。无论从尺寸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看，那尊硕大的肯尼迪头像都能媲美于坐落在费城一个消防站外、10英尺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头像。最有趣的是，砸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数以万计的硬币都是由天真的学童们捐赠的。

若非十足愚蠢，我们就不会在欣赏完这些巨大的人工制品后，又去欣赏更逼真的、真人大小的雕塑。我脑海里浮现出J·苏华德·约翰逊这个名字，他专门创作与蜡像馆蜡像相似的青铜人像，人像的着装风格完全是20年前的。“逼真”就是他的目标。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人坐在长凳上读青铜报纸，或举着青铜雨伞招手叫出租车，约翰逊希望他们看上去就像真人一样。说到自己创造这些空虚的模拟物的意图，约翰逊说：“我喜欢听到人们说‘多真实的人啊！……'”问题在于约翰逊指的“人”是哪些人。是真正的文明人，还是六岁的愚钝孩童？

是粗俗的具象主义还是肤浅的抽象主义造就了最拙劣的公共雕塑，这是个问题。抽象雕塑作品矫揉造作的名称常常表明了恶俗那不容忽视的存在，这些名称会令活泼的年轻人做出粗鲁的模仿。某所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两根高达50英尺的倾斜的管子，管子的直径有10英尺，上面涂着浓淡不一的红色和橙色，这两种颜色的冲突很明显。创作者将其命名为“盟约”，学生们则聪明地称之为“决斗的（月经用）卫生棉条”；在纽约，雕塑家巴纳德·罗森塔尔（Barnard Rosenthal）的“五合一”雕塑（Five in One）从当地人那儿赢得了“一大堆生锈的帽子”的“美名”；而理查德·塞拉的“倾斜的弧”（Tilted Arc）则被说成是“那堵操他妈的丑墙”。看了这些恶俗的雕塑，比较智慧的观众就会产生一个与以上现象紧密相关的道德问题，即：虽然这种汪达尔人作风很不恰当，但公共雕塑并不属于公众的职责。据说一群既有品味又有判断力的人自称为“艺术突击队员”，他们的使命是破坏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可能的话就将其彻底毁灭。一位考虑加入该团体的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决定不加入了，他这么做并非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出于艺术考虑。他说：“汪达尔人作风解决不了问题，糟糕的雕塑损坏后只会更糟糕。”

一名当地的观察者如此描绘他所在的城市：

尽管导游手册总喜欢指出费城比美国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艺术作品，他们却很少提及这个更重要的信息：费城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不仅糟糕，而且绝对是令人难以忍受地糟糕。

（如果这位观察者能再加把力，眼看就要抓住恶俗的精髓了。）费城市自豪地展出的一件展示品被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为“20世纪独一无二的最差劲雕塑”，真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直到那时，那堆恶俗公共垃圾的一位制造者才坦白道：“雕塑是我上学时学得最差的科目之一，我对它一点感觉都没有。”

大学、公司和市政当局制造、安放公共雕塑，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想比美第奇家族还要美第奇。但有一样东西注定会消失，那就是品味，就像雕塑家身上注定会消失的才华一样。公众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消失——嘲讽和反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