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政府、商人与经济
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紧密的城乡关系后，哪里还会有威特所描述的专制政府呢？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传统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5.1 政府与经济
帝国的政府以轻税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收入。由于拥有广大的版图，当某个管辖区域出现了财政赤字，其余的管辖区就会帮助其缓解所遇到的困难。帝国不需要向商人课以重税，反而常常是让商人们毫无干扰地经营自己的生意。通过稳定的收入，国家保留着自己的粮库，以帮助救济饥荒（Wong,1997:132-139）。通过发行铜币和保有粮库，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物价。此外，由于兴建水利设施、鼓励种植新作物以及发展运输途径，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连接中国南北方的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建成于隋代（581—618年），并在元代（1206—1368年）得到了改善。在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时期，打通了三峡以连接长江的上游与下游（Bai,1937:101-102）。
邮驿制度从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开始，到元代（1206—1368年）达到鼎盛。帝国的马路在秦代开始修建，仅供君主使用。邮路则可以为百姓服务而且距离更长。在清代，总共有1956个邮局，邮路达8万里。每个省都有数百至上千个分局。每个邮局都设有驿站，主要为官员或军队服务。平民的通信必须经过那些可能会使用这些邮路的朋友、信使、轿夫或行者来传递（Cheng,1970:37）。
1.5.2 政府与商人
《史记》和《汉书》记载，在汉代早期，政府为商人订立了几项限制：商人不得为吏、不得名田、不得乘骑车马、不得穿着华丽衣服以及重其租税。这些往往被用来概括历代中国政府对待商人的政策。事实上，即使在汉代早期，这些政策也并未真正实施。人们注意到，历代官员都在私下涉足商业（Wang Xiaotong,1965）。
杨联升（Yang Lien-sheng）与艾蒂安·巴拉兹（Etienne Balazs）认为，历代对于商人大抵管制与利用并施。在管制方面，政府往往要求商人彼此互保，而商人则拥有自己的特殊家庭户籍。但是，从唐代（618—907年）开始，管制就非常松弛了。政府不再依靠行会对商人加以管制。商人可以通过捐纳来赢得官位，而政府公款可以存到商人的店铺里挣得利息。有些政府专卖事业也发包给商人获取利润。在隋（581—618年）、唐（618—907年）和辽（907—1125年）时期，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从政。在宋代（960—1279年），商人本人不得进入官场。明代和清代（1368—1911年），盐商子弟拥有特殊的名额，允许其中一些人参加科考，商业税负降低，商人地位获得改善（Yang,1970; Balazs,1970：第4章）。
清代官僚与商人间的共生关系将中国的传统商人与亨利·皮雷纳所称的在欧洲扩张进程中出现的自治城市商人区别开来。在顶级的行会中，是那些跨越台湾海峡做生意的商人们，清代时这些商人来自于福建，有些则来自于福建官宦之家，或者有家庭成员位居四川总督和广东、广西总督这样的高位（Lin,2001:131-132）。晋商的出现与乾隆年间的十大战役所需的军需物资有关。从太平天国初年开始，汇兑银行就开始在各省进行国家收入的分配（Lin,1998:68-70）。
1.5.3 政府与市场
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820—1850年中国出现的货币危机全方位、深入地揭示了中国专制的政府间结构或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歧。在这次危机中，政府发行的货币——铜币相对于国际市场通过商人而提供的银质货币贬值了大约一半。在皇室与省级官员之间进行的政府间讨论中，关于使用更多铜币来取代银质货币的建议因省级政府的拒绝而搁置。
政府发行的铜币从现代意义上来说并非国家货币，它们是由各省发行的，主要在省内使用。在19世纪初，同样价值的铜币比银币要重240倍。因此铜币很难代替银来进行长途贸易。各省的铸币厂发行他们所铸造的铜币以便用铜来支付士兵的薪水。此外，各省铸币厂还用铜币来支付政府购买的某些民品或服务，因此促进了铜币流通。官价是1两白银等于1000文铜币。但无论如何，白银与铜币的市场兑换率在此期间从1∶1000上升到了1∶2500。逐渐地，士兵和百姓都拒绝接受支付给他们的铜币了。
政府需要花费白银来铸造铜币，以及从遥远的中国西南或日本来收购铜。随着对铜币的需求增加及其价值的下跌，用来制造铜币所需要的白银达到四倍于所铸铜币能兑换到的白银的价值。由于清朝政府没有能力收集信息并对浮动的兑换率做出反应，因而就不能以市场兑换率取代1∶1000这一官方兑换率。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中国帝制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清朝只好选择关闭大多数的省级铸币厂，或者发行更少的铜币。
成书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盐铁论》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干涉主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象征。在1820—1850年的货币危机期间，由于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对市场的无能为力，因而有关市场对政府的主导作用的理解与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著名人物魏源（1794—1856年，进士，曾担任佐幕、知州等官位）曾建议政府允许普通百姓开办银矿，并称，“私人矿产早在1133年即与政府经营的矿产并存”。魏源的历史回顾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在帝制中国，针对像矿产这样的战略资源，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Wei, 1878:14卷36a-b页）。
用于零售贸易的铜币大多在标准集市区域使用。由于铜币是由政府发行的，因而正如许多早期研究所表明的，皇权所能达到的最低层次不是地区一级。铜币的供给仍然影响到了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银币大多在城市中使用，而由城市中的银铺确定的银铜币之间的兑换率，则会影响到农村地区用以支付依据银币所确定的税负的铜币的数量。因此，国家和社会都处在掌握着银币的商人们的控制之下（Lin,2006：简介，第1、3、4、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