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鸦片的走私基地：热河

任何一种商品被政府垄断后，就会形成垄断价格，有垄断价格就会出现市场差价，形成黑市交易，黑市交易必然伴随走私活动。伪满洲国的鸦片采取集中种植、强制征收和分配消费的连环垄断制度。罂粟种植没有自由，生鸦片交易失去公平，熟鸦片的零售被当局强制抬高，这样，在鸦片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很大的差价。鸦片黑市价格按两计算，1943年前后在热河农民家中收买一般为伪币30元左右，进入相邻省区可以卖到60～70元，运到奉天、北京和新京可以卖到150元，运到哈尔滨可以卖到180元。巨大差价导致黑市交易盛行，导致产地与消费地之间逐渐形成走私路线。

鸦片由于体积小、价值大，走私十分便利，容易获得很大利润。鸦片走私可以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最方便的是铁路，其次是汽车、马车和各种代步工具。利用铁路走私，毒品贩子往往与日本籍铁路职员相勾结，从承德、平泉、叶柏寿和朝阳车站登上火车，将鸦片随身带到锦州和奉天等地。有的走私者继续乘船南下，前往山东。协助鸦片走私的人员，每人可以抽取4～6元的风险费用。铁路走私，需要将鸦片隐藏在各种器物中：有的人把鸦片装进避孕套，吞入肚中，带到目的地；有的人把动物作为载体，将鸦片藏入其腹腔；甚至有人利用死婴偷运鸦片。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走私与缉私互为依托，没有走私就没有缉私。毒品走私者与缉私人员斗智又斗力，总是千方百计把缉私人员拉下水。毒品贩子被查获之后，根据查获地点和查获人员的多少来行事。如只有一位缉私人员，且地点比较隐蔽，便会拿出一半鸦片或者相当的价钱来摆平。如果缉私人员较多，便将走私的鸦片全部交出去，以逃避惩罚。缉私者从毒品贩子手中拿到的“缄默费”通常多于履行其职权所得到的薪水，为了私吞和分赃，便会把走私者放掉。在这个战乱时代，没有几个警察能够依靠良知和诚实抵御住收买和贿赂。利用汽车、马车和各种代步工具运输鸦片，目的地通常是华北地区，由于数量较大，往往需要武装押运。

鸦片走私以其产地不同而有“西土”“东土”之分。“西土”，指的是由热河流出的鸦片；“东土”，指的是从朝鲜输入的鸦片。“西土”从热河走私出境的具体路线有如下几条：

从八里罕（喀喇沁中旗）出发，经三十家子、青龙，然后进入河北；

从隆化县起程，经过兴隆县进入河北；

从围场县起程，经过丰宁、虎什哈，然后进入河北石匣镇；

从赤峰出发，经过开鲁、礼泉，到兴安，进入蒙疆；或者经过乌丹、大阪上、林东，到兴安，进入蒙疆。

“东土”进入东北地区的路线是，经过图们江、通化等地，流入奉天、四平、长春、哈尔滨、北安、黑河和佳木斯一带。

冀东与热河之间的鸦片走私在1935年已经形成固定的路线。1939年以后，走私规模越来越大，在走私旺季，每个月经长城苇子峪口、河口、白羊峪口和龙井关等南运的鸦片有370000两。在走私的人群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在这条走私线路上，鸦片一般先运到唐山，再转运到塘沽，然后到达天津。

热河既是伪满洲国的鸦片生产基地，也是向华北地区走私毒品的基地。根据伪禁烟总局1944年的估计，热河年产鸦片1000万两，其中伪政权收买470万两，剩余530万两。在剩余的总数中，减去当地农民私吸的100万两，省内消费200万两，流向省外的约有230万两。根据伪保安局的调查，数字有所出入：鸦片的生产量高达1400万两，伪政权收购了将近500万两，在剩余的900万两中，有300万两被本省烟民消费掉，大约有600万两鸦片由毒品贩子走私出境。按当年境内鸦片每两伪币60元计算，走私价值36000万满元。

由于对华北贸易年年入超，伪满洲国欠华北相当数量的金钱，1941年欠款达到2亿元。伪华北政权要求伪满洲国支付粮食和其他物资，由于长期供应日本对华全面战争，伪满洲国早已国穷民贫，不仅缺乏资金，也缺乏物资。1941年7月，关东军鉴于热河每年有数百万两鸦片走私流入华北，数以万计金钱消失在黑市，企图操纵鸦片走私。关东军第四课秘密召集企划处参事官池田金人和经济参事官夏目忠雄等人进行充分研究后，拟订了具体方案，经关东军司令梅津和参谋长吉本批准后开始实行。“对鸦片走私者进行秘密保护，叫他们把销售鸦片的款项贮存在华北，在满洲国内支付相等的伪满国币，用此办法秘密地收回华北联银券。”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中满少佐，由张墨林具体执行。根据第四课长黑川大佐的指示，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予以配合，即用伪满国币支付张墨林收回的联银券，并通知治安部长给予配合。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如果张墨林及其同伙因走私鸦片被警察逮捕，应立即通知有关机构予以释放。

为了启动这一计划，关东军方面由第四课课长黑田大佐与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共同签字，向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新京支店暂借500万满元，交给了汉奸张墨林。1941年7月，张墨林携带500万满元前往热河执行这一秘密任务，即收购私人存土，然后运往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为扩大战争换取急需的物资。张墨林本应秘密行事，却有恃无恐，到了热河后竟然公开宣称自己是个通天人物，开始高价收购鸦片，扰乱了傀儡政权的鸦片正常收购。不到两周时间，张墨林的行为即遭到伪热河省烟政厅的强烈反对，关东军不得不将其召回。根据经济部参事官夏目忠雄的推荐，关东军又派出安藤道夫继续执行张墨林的使命。安藤道夫秘密到达热河后，深居简出，主要利用当地的毒品贩子为其收购了10万两毒品。经过古海忠之、夏目忠雄、池田金人和安藤道夫的共同密谋，将这10万两鸦片以每两35元的高价出售给上海的宏济善堂。

傀儡政权看到了安藤道夫的成功，借鉴其经验，立即在承德组织了裕东公司，专门负责收购农民手中的私存鸦片。由于关东军和傀儡政权的纵容以及支持黑市交易，其他毒品贩子也活跃起来，鸦片黑市交易很快就形成了喀喇沁中旗八里罕、瓦房街和赤峰县城三个走私集散地。不同团伙间为了争夺鸦片利益，陷入结盟、破裂，再结盟、再破裂的怪圈，纷纷扰扰，无休无止。

喀喇沁中旗位于伪热河省西北部，与内蒙古的坝上地区相连，此处多山，地形较为复杂，土地贫瘠，人烟稀少，适合各种非法活动者聚居，是热河毒品贩子的活动中心。在众多的毒品贩子中，谁的手段毒辣势力大，谁就能出人头地，成为最有影响的大腕人物。孔援刚是该地大地主，家产上百万，土地近百垧（1垧在东北地区相当于15亩），并在天津和唐山开设有多处当铺，万贯家产大部分来自毒品走私。孔援刚曾为安藤道夫收购鸦片，后来担任裕东公司的工作班长。1941年，他一共收购了20000两鸦片，交给安藤道夫一部分，留给自己一部分。有了安藤道夫和裕东公司这样的后台，有恃无恐的孔援刚第二年就开始大量收购鸦片并走私出境，每年走私的毒品达到数万两。他的主要走私方法是，买通铁路车站职工，利用小件行李向各处发送。有的铁路警察也承担了他的毒品护送任务。他还高价雇佣了四五十名胆大心细的农民，经常携带鸦片，在武装马队的护卫下，强行突破长城线上的白羊峪，进入建昌营，在这里把分散的鸦片集中起来，由滦河船运到唐山，再转运到北京和天津，在私家当铺或杂货店中出售。孔援刚在八里罕建有豪华住宅，围以高墙，布置家丁护院。他深知自己目标太大，为防不测，不仅有意识地疏通了与警察和官员的各种联系，而且把自己的财产秘密转移到了华北，可谓狡兔三窟。在热河的贩毒团伙中，蒋介齐和孙雅荣也相当有名。蒋介齐非常狡猾，每年贩毒数量也有上万两，随收随卖，不留存货，其毒品大多运入奉天和哈尔滨。孙雅荣交际范围非常广泛，曾为安藤道夫收购鸦片，因将大量鸦片料子掺入收购的鸦片被安藤道夫发现而被抓了起来，获释后继续进行鸦片走私。不惜一切代价，与警察和政界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瓦房街是喀喇沁中旗的另一个鸦片走私集散地。瓦房街位于三县交界处，只有200多户人家，由于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多有变更，此处划来划去，经常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加之周围多是山区，政治控制历来薄弱，农民种植作物很随意，很少受到伪政权的指定限制。这里生产的鸦片很少上缴，除了自己消费外，大多可以进入黑市交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到鸦片收割季节，毒品贩子便从四面八方赶来。瓦房街之所以成为毒品贩子的盘踞地，还得到了当地警察的保护。喀喇沁中旗警务科长王警正的家就在瓦房街，他的家族和亲戚朋友都在贩毒团伙，他们的贩毒活动自然得到王的庇护。瓦房街附近的天义火车站，上自警护队长，下至一般职员，都被王警正控制，唯命是从。王氏家族走私各种物品不仅不接受警察检查，相反，凡是运输贵重物品总是得到警察护卫。不仅如此，王警正还与日本宪兵队勾结在一起。1941年，王氏家族利用卡车运输鸦片，插着宪兵队的标志，堂而皇之地运到了奉天。凡是毒品走私比较猖獗的地方，通常都是警察与毒品贩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1943年3月的一天，喀喇沁特务股长李某得知第二天有一个贩毒团伙将通过黄土梁子，第二天上午，他带领部下前往堵截，果然发现有一个25人武装团伙正在运输毒品。由于警力不足，连忙请求黄土梁子的警察来支援。黄土梁子的警察分所长先是不肯答应，后是派了两个人来应付。不到围攻时机，两名警察即鸣枪示警，走私团伙立即进行武装抵抗，结果李某被击伤，毒品贩子全部安全走脱。原来黄土梁子的警察分所长事前已经得到了500两鸦片的买路费。

赤峰是热河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鸦片向东北地区运送的中转站，鸦片产地与消费地的毒品贩子通常在这里成交。由于买卖双方不熟悉，一批中间商于是应运而生。伪满宪兵队密探郝文彬买通了副县长，拉拢附近的警护人员猖狂走私，每年不下30000两，主要运往设在锦州和奉天的私家商号。

事实证明，毒品大量走私，既是伪政权试图加以有效控制的对象，又是关东军纵容扶持的结果。这种奇特的对立现象是由日本侵略军制订的整体毒化政策的内在矛盾造成的。

其一，实行罂粟集中种植、强制征收、集中加工和消费分配这样一整套鸦片垄断制度，目的在于实现最大的垄断利益。为了实现垄断利益，就要控制鸦片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限制私人贮藏，禁止黑市交易和打击走私。但是，低价征收与高价分配消费必然导致毒品流通的巨大差价，这种巨大差价势必造成黑市交易盛行，驱使大量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其二，日本在华毒品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加鸦片生产，扩大毒品消费市场，麻醉中国人的反抗精神，禁毒为假，纵毒是真。手段必须服务于目的。限制私人贮藏鸦片、禁止黑市交易与打击走私，只是为了保证实现最大的垄断利益，而不允许干扰其根本的毒化政策。正是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日本关东军对于毒品走私势必采取纵容的态度。

其三，垄断鸦片生产与消费造成的巨大差价，使许多鸦片被生产者隐藏了起来，尽管日伪毒品机关想尽一切办法，派出缉私队进行搜索，但效果仍然不佳。这一点，日伪政府要员是非常清楚的。为了使这批隐藏的鸦片发挥其实际效果，日伪毒品机关的权要人物绞尽脑汁思考对策。于是，默许一些特权人物利用私人身份通过黑市交易收集鸦片，走私运输出境，以筹集战争经费、平衡贸易，成为日伪政权毒品政策的一个连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