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7 1946年9月15日 安阿伯——北平

今天我很兴奋，我搬进宿舍（Mosher Hall）了。我住的是双人房，同房也是中国人，刚巧和我同船来的，也是Barbour Scholar。本来我要求将我派到和美国人同房，因可免得一天到晚说中国话。可是不知怎么还是让我和中国人在一起。其实我当然愿意和中国人同房，并且是认识的。至于说话，再想一想也无大碍，我们整天在外，也只有吃饭睡觉才回家，晚上回房能见到中国面孔，说说家乡话，也有一点“家”的安慰。蔡淑莲是福建人，又是一位老前辈了。学化学，曾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过几年助教，是那种中年未婚的教会妇女型，虽然在社会上也混了多年，却没有那种精明干练不可一世的神气，相反是有点胆小，处处希望有人做伴。今天她出外过周末了，明天回来，就搬进来。她还不知道是我和她同房，知道一定高兴。

明天起就开始一星期的注册了，从此我将紧张起来。一个月过得太懒了。我把英国文学史温习了一遍，其余时间多半就看报和看杂志了。这里没有人可以谈谈，就只好从报纸里找同感。越来越觉得政府报如《纽约时报》之类没什么道理，连稍微左倾的《论坛报》和《下午报》都不够劲儿。现在我必须看真正的共产党报《工人日报》。倒不一定是我同情美国共产党。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东西了解并不深，只是整个把那空洞的理论搬过来。而且美国距离共产主义的成熟期还远，人民不需要，他们也就不能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我看它，只是因为它不像其他报纸，专替政府无理的行动做辩护。《工人日报》有点幸灾乐祸的态度，恰恰满足我的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比方这次海员大罢工，反抗稳定薪水案，我就恨不得它闹大些。美国政府实在可恶，而最可恶的是国务卿贝尔纳斯那老家伙。其实不必恨他，他不过是反动头子杜鲁门的舌头。前天亨利·华莱士在纽约“人民政治行动大会”演讲，大骂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说不应该牵着英国的衣角与苏联作对。于是各报纸就如临大敌，刀枪齐下了。为了华莱士曾声明讲稿曾得杜鲁门“完全赞同”，于是老杜也成了被质问的标的。“究竟美国的政策是什么？”我正在想，不是这老头儿糊涂，就是他有意放下屠刀，洗手做人了，谁知昨天的报纸劈头就是“杜鲁门否认他曾赞助华莱士的演讲，只是赞同议员有自由演讲权”！原来如此，只怪华莱士耳朵不灵，连累总统大人遭这么一个小风波！

美国政府是愈走愈反动，愈变愈昏庸。但美国人民却不乏明白人。可惜的是他们为数过少，没有力量。我不记得告诉过你没有，国际中心有一位给外国学生补习英文的Mrs. Grollman，生得矮胖难看，却具有一副清晰头脑。她不赞成共产党，她反对苏联的独裁，但她以为美国却不能不和苏联友好相处。“美国现在有什么呢？就是一颗原子弹。可是几年后，苏联也能自己制造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她认为政府是错误的。“美国不应干涉中国的事。”另一位老头子说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反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党，他们是实行孙中山主义。我是孙中山主义最忠实的拥护者。中国共产党只是这个名儿叫错了。”当然我不能怎样认真地去考虑他这话，他对于中共的估计未必正确。但由这些人口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并不是完全站在他们政府一条线上。

看到妈妈从重庆给你的信，我放下了两重心事。一是妈妈到底离开乐山了，另外就是她并没有为我们的事不高兴，假如那样，她就不会写信给你了。原来她一直不给我信还是因为没有收到我的信。顾耕，不瞒你，有几天我常常梦到在家里，梦到爹妈对我冷淡，有一次哭着醒来。但你不许为这难受。不许再说你扰乱了我的安宁。我爱你胜过一切，我宁愿拿人世间所有其他的快乐来换你。没有你，任何快乐对我是空的。我现在渐渐觉得妈妈是很喜欢你，以后等她知道我决定了你时，她会由我的缘故而更喜欢你。所以妈妈方面大约不成问题。至于爹爹，我不知道他怎样想。但我知道他绝不会干涉我的事。假使他心里不满意，我却不当一回事，因为我早看到，他所中意的人我不会喜欢，而满足我的人不一定也能满足他。

你在北平奔波努力居然有了可观的成绩，真正不错。假如你能完全解决了妈妈的生活问题，以后你就自由得多了。我决定汇你一百元，由此汇到纽约中行的汇票已开好，只等中行回信告诉我多少汇水。你别生气我不得你同意行事，我仔细想过很久。你也许宁愿自己去挣扎，是的，我并不想你过舒服一点的日子，而且就是希望，这数目也不济事。我的用意是你拿着它，心理上可以有一点保障。你可以尽可能不动它，假作没有它，仍旧做你自己的种种打算。但万一哪天环境逼你太甚时，也许它可以放松一条路。说到我，这儿的奖学金足够每月食住，还余二十多元零用。如不买大项东西，我所带的钱只会放在银行里，一无用处。那天我忽然想到，我这儿把大笔的钱埋在土里，你那儿需要得那么迫切，我岂不是个猪！顾耕，告诉我，我可以再多汇点儿给你吗？假如这次成功，以后随时可以做。汇水并不高，大约每百元一元多。

上星期我给一个美国男孩教中文。其实哪里是教，就是照书念给他听。这孩子早已会日文，所以中国字全认识，只不会念。这工作颇费力，又枯燥无味。但我很愿意帮他。这是个好孩子，生得很秀气，态度文雅端庄，一点不像美国男孩子一般的粗鲁轻浮。他还会德法意西等文字，也略学过一点俄文。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中文，他说想到中国去教英文。我发现他学语言的能力很高，可是还未看到有什么不平凡的思想。假使我和他再熟点，我想除了中文外我还可以教他一点别的东西——如他想知道中国。

你需要什么东西？计算尺？书？邮寄很方便，等妈妈到了武昌，我要开始寄一点小物件。据说一元以下可不上税。

钟达、幼殊、安姐信全收到了，我并不孤寂啊！知道吗？幼殊和钱吹了，换了陈（鲁直）。这真出我意料之外。但我并不以为憾，比起钱，陈似更是“人才”，虽然钱显得诗意一点。安姐，我觉得她在思想方面已有点转变，不知是否在上海时受我们的影响。她劝陶家订《文汇报》，引起公公大大的不满。幼殊也在陶家住过几天，而她是很懂得如何循循善诱的。对于安姐，我怀着很大的希望。

在这里，我和王承书一天天地好起来。在思想上，在为人上，我发现她和我们接近，只是缺乏艺术气质。生活方面，她是一位不具一分女人气的女人，但她显然以大姐的态度关怀我的一切，处处替我想得周到。她的硬性，使我从不做什么感情的表示，但我们彼此明白互相在器重着，信任着。这种性格，一旦你得到她的友谊，你可以保障永不失去它，只要你自己不落后。今天下午她离安阿伯去波士顿找她丈夫，两周后回来。我送她上火车。看着火车远去，我独自走回宿舍，心里感到异常安静。

我的地址改在Mosher 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