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947年8月 密歇根大学（第一学年）

No.46 1946年8月23-26日 安阿伯——北平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我的表停了两天，还没看医生。也许有1点钟了，可是我感到想找你说说话。夜真安静，安阿伯在8月已入仲秋意味，但听说到9月还有一度秋老虎，想也不过是纸虎。

算算看，到这里已一星期。16日上午到的，“坐”了一夜火车。这小地方真美，尽是大树，就像一座公园城市。居民只三万多，学生在平时有1.8万。现在正是暑期学校结束时，学生们在忙过一阵大考后，都纷纷离开了。此后到开学的一个月中，学校将愈显得空而大。

现在我在校外租一间Rooming house〔出租的民房〕住，四星期后可搬入宿舍。和我同住的原有三四人，一位是曾在天津汇文中学教书二十多年的老太太，Mrs. Berkey，为人可亲。另一位是亚美尼亚原籍的女学生，生得矮胖奇特，却具有一副深邃的胸襟。她们两人都待我极好，但一个昨天走了，一个今天走了。全屋只剩三个住客。那两个女孩都不大和我来往，都忙男朋友去了。于是我感到异常孤寂。虽然白天整天都钻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心里不满足。我需要一点依靠，需要一点人情。但现在谁也不理我，我也不理谁。

这样说也许冤枉了。这里结识的几个中国女学生分明对我好极了，尤其是物理系的博士王承书（或张太太）。她是完全的学者型，高而瘦，比我还朴素得多。战前就在燕京大学毕业了，可是从她一身学生气质看来，你说不出她的年龄。她是目前我愿意做友谊的初步试探的唯一对象。对于她，我敢说我已相当了解——因为她并不难了解。但明天再谈吧，我觉得我应该睡了。

 

今天是到安阿伯后的第二个礼拜天。第一个礼拜天跟Mrs．Berkey到卫理公会教堂去做礼拜。那里的大风琴和圣歌队真好，在那种和平神圣的美境中，我一心充满了你。牧师讲的什么一字没听进去。只记得偶一留心，捉住他说的一句，碰巧也就是全篇的中心。他说：“上帝要求于我们的是什么？是Justice〔公正〕。”我觉得他所讲的无非是传统的说道，没多大意思。但我真想你。记得徐家汇天主堂那次观进铎典礼吗？我挤在前面，在一度大风琴音转变成柔和悠扬时我回头望你，你也正望我，于是我们相对一笑。然后我悄悄跑到你身边来了。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很累，很饿，可是我们对于生命一无所求了。那时我不由得十分怜悯那一排排跪在前面的修女。为什么她们要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啊！让我永远恋爱吧！会有那一天吗？——当我们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我们仍旧靠着，对着秋天的太阳，对着流水，对着祖国正展开的工作，怀着惋惜，怀着热望，把担子交给下一代，然后，让我们轻声哼着，手牵手，摇摇摆摆，向那太阳下山的地方走去？

但你要摇头了，“这孩子还在做梦！”

可是，除了念书以外，我只好从梦里找一点快乐。我真是寂寞得不堪啊！安阿伯的居民，可说是美国意识的代表。他们对你很和气，很亲热，很愿意帮忙；可是当他们一听到你说你想学俄文（不说俄国文学），他们马上拉长了脸，把你看成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在我来此的第一天下午，格雷太太（国际中心负责接待新生的职员）家里的两位客人是两夫妇。那位先生在听见我说我想学俄文后，就仿佛自言自语地说：“I think all the world is turning communist.”〔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要变成共产党了。〕他这话是很无礼的。怎么学俄文就一定要变成共产党？以后，我觉得他们就不大愿和我接近了。又一次我和英国文学系的沈垚博士谈起选课的问题，Mrs. Berkey在旁听见，她似乎很难过地摇摇头：“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学俄国文学。”我当时很笨拙地解释一句：“因为我觉得俄文在将来对于中国很重要。”虽然过后她还是对我很好，那是她的涵养或基督徒的品德，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消除的暗影了。

至于中国学生，在这里的男学生几乎全学工程，女学生以学理化为多。他们可悯地仍逃不了“技术人才”的覆辙。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心，不及对于学位和汽车的兴趣。他们看来都是“好孩子”，很用功，很讲礼貌，一点不给中国人丢面子。你常听到美国人说某某中国学生“very nice”〔好样的〕，可见他们很合美国人的口味。有一次和两个女学生提到现正恶化的内战，大家都表示很心烦。一个说：“唉，也好，打吧，打完了拉倒！”另一个同意地哼了一声。你当然可以明白她们所想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叫我除了做金人三面缄口，又做什么？

图书馆阅报室各种报纸都有，一个角落里摆着三四种中文报，多半是纽约来的，也有两个月以前的《大公报》。每次去总有几个中国男学生坐着看。我注意到他们主要看《民气日报》和《三民主义日报》，都是水准极低的党报。偶然也把《华侨日报》放在旁边，我想那是为了“倒看他们说些什么”。一个女学生走过来，伸着脖子往架上瞄一眼，见是《华侨日报》，扭头就走，去把那边两种报抽下来。

所以，糟糕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现状完全“无知”，就如同五年前的我一样。在他们中间，我非但不能教给他们什么，首先还得尽量谨慎，以免他们见了我害怕。

只有一次，我不会忘记的，我没想到竟在那丑陋的亚美尼亚女孩身上找到心灵的共鸣。让我下次再告诉你。

 

今天到International Center〔国际中心即国际学生服务社〕去转一转，意外地得到纽约转来的No.68。我知道你在和环境挣扎，祖国的每个老百姓都在挣扎，但他们的呼声，他们惨白的面孔达到我这儿已经很模糊了。只有透过你，我才从心里，从肉体上感到疼痛。但我还是这样不争气，在一个过于舒适的环境里发懒。我告诉你，这些日子我过得发愁。想念些自己喜欢的书吧，又时时惦着要考的英国文学和法文（在开学时我将有一次测验，通过就只念24学分的MA。否则念30学分）。可是为它们下功夫我又不甘心。不错，我还没告诉你今后读书的计划。和两位英文系教授谈过以后，他们认为以我过去的学程，我不能读俄国文学而得MA，我必须还继续读英国文学，不过他们劝我把时间延长到两年或更多一点，那样我可以从容地多选自己所需要的课。把英文系MA的requirements〔必修课〕看了一看，并不太多，我就接受这个建议了。使我高兴的，这里教俄文的一位女教授据说教得很好，至少我可以好好跟她学两年了。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俄国文学的书，阅报室里有Правда〔《真理报》〕、Известник〔《消息报》〕等报纸，可供自修，所以对于我原来的计划，不见得变动多少。你可以放心。

奇怪极了，妈妈一直没有信给我。我想不出理由来。你说她也没有给你回信，莫非已经知道了我们在上海的情形，在为她女儿的欺瞒她而伤心？真的，我知道妈妈将会怎样痛苦，如果那些消息传到她耳中。她竟因此赌气不写信给我吗？想到妈妈，就有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哀。离别了一年，她的面容声音对我都隐约了。那些遥远的褪色的日子，那时妈妈的笑容像太阳一般照亮了孩子整个的天地，那时妈妈身上的一点伤痛会直接传达到孩子的感觉中，那时在夏日的树荫下，冬日的炉火旁，一两个故事会融合妈妈和孩子的心……那些难道真过去了吗？再也追不回了吗？并不能拿“这是天律”来宽恕自己。我知道妈妈一直是怎样眷恋外祖父的。我恨自己的寡情，竟不能使自己常常想念妈妈。真可怕，在我写回家的信里，理智的成分压过一切啊！我不知道几年后回家，我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客人一般客气了。我并不在乎将来对妈妈照顾周到，假使供养晚年的父母只由责任义务与良心出发，那真太冷酷了。顾耕，告诉我，我会不会变成那样一个东西？一个不是人的东西？

 

赵元任全家在此过夏，现在已回波士顿。我去他家拜访过。这位有名的作曲家给我的印象是过于客气，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学者气甚重，不大说话，却很耐心地听别人说，没有什么表情，你很难猜出他在想什么。我想有人是生成不善与人接近，并非拿架子。他太太却相反，一位男子气的粗壮老太太，看上去年纪比他大很多，能言善道。女儿们都长得非常漂亮。在他们家坐了半个钟头，听赵太太和两位客人谈话中，似乎她们也近于自由主义派。赵博士却丝毫不发表意见。

我想这封信可以发出了，如果有答应告诉你而未履行的话，免了吧。

 

你儿时的四张照片我最喜欢那六岁的，傻得可怜。想在那胖脸上咬一口，可是，挨上去有些刺人——原来是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