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恋人(194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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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7 1946年4月1日 上海——乐山

不要着急,我还没有走。在上海还得待上一个时期,直到你来也说不定。但我又不敢把这个希望灌给你,灌给我自己。且等吧,我们要沉住气接受那幸福或是痛苦。

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我就尽我所能等你。我所登记的船公司是President Lines〔总统轮船公司〕,据说要五六月才有船位给我。我也知道上海现时常有船走,如果拼命想法,也未见得弄不到,可是我不闻不问,只靠牢了“总统”。万一这边轮到我走了,你还没来,那就是天意。

顾耕,你不许着急,这一年你吃苦吃够了,以后就会否极泰来。我们两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再说一遍,求你不要一发急就胡乱糟蹋身体。不要以为我老在劝你保重是出于姑息之爱——我一直以为我的爱人能吃苦是我的骄傲。但最近的一个可怕的事实更增加了我为你的健康的担忧。

上次我为了能和几个最好的朋友聚首而欣喜若狂,可是这快乐被一个阴影玷污了。王瑛兰本是我们这一群中最健康的。假如你还记得我那堆照片中的一个又高又胖的圆脸女孩子,那就是她。如今她还是比我高许多,而且比以前更胖,可是,她得了一种极不幸的病。在昆明时曾开刀七次,都因手术不高明而留下病根,现在又在上海开第八次刀。医生说他从没遇到过这样严重的病例,如果能好,那是在一个半月以后,如果再不好,他敬谢不敏了。原来这种病并不是不能好的,但假如是属于T.B.的一种,就没有希望了。医生劝她照X光,我真怕照出来是那魔鬼,那真不堪设想,那就等于对这活生生的人判了死刑,比死刑更可怕,因为她将不能干脆地死去,她还有得拖,做几年的活废人。这样茁壮的青春的生命,这样卓越的智慧,清醒的头脑,真不能忍受啊!她有着浓重的西南联大气息,豁达,恬淡,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行动起来却能积极有为,奋勇前进。四年的通信里,她显然比我老成得多,我一直对她存着深切的敬意。我觉得我的灵魂依靠着她,像依靠着一位大姐姐。可是你真想不到一个倔强快乐的人会给病磨得这副可怜相。看着她,任何人都会发生一种感觉:“人类真弱。”她的圆脸露在雪白的被单外,还是那么红,那么胖,可是上面自信的光彩哪儿去了呢?她完全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天真而热切地望着我们。她渴望我们去看她,陪她,从我们去,就怕我们走。谈笑可以使她暂时忘去病,可是只要一想起,她就焦躁地小孩般地哭泣起来,喊着:“我不,我不来了……”动不动就嚷要死,不要活,和种种撒娇式的不理性的话,真叫人痛心。祈求上帝,她不是害T. B.,让她脱离这病吧。

仰兰王瑛兰、马仰兰、吴南强、刘君若、刘致学是我在重庆南开中学1941级的同班好友。马仰兰是马寅初的女儿。1946年5月初她请我去杭州她家小住。后来她们都去了美国,并在美国定居。和我因办公时间限制,只能每星期日去看望她一次。虽然规定探病时间是3至5时,我们总设法留到很晚才走。可怜她一星期凄凉寂寞,只望这一天啊!刘君若已去北平,但幸亏吴南强来了。南强这孩子素来沉默寡言,见到她也没有多少话说。在初三时她就和我最要好。可是在高中我们的感情一度疏远,我曾为这隐隐痛苦。毕业后我们又融洽了。见到她,我只觉得被感情的液汁浸软了,什么也说不出来。昨天在那美丽的4月黄昏,我们从弘恩医院出来,同走在清静的霞飞路上,那一刻心灵的颤抖是永恒的。我们性格很不相同,谁也不完全了解谁,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了解每个人呢?南强,还是那样黄黄的微弯的头发,轻轻的声音,轻轻的步子。又是一个在我生命里抹不去的影子。我不能对她表示我的感情,只把她的手捏得更紧一些。

顾耕,这世界虽丑得可怖,可也真美得出奇!

告诉你,她们全知道你,全关心你,听说你要来,都想见你。仰兰说要是你来时我已走,叫你去找她。她叫我说:“这里有你一位同乡问候你。”南强也是浙江人。奇怪,我为什么和浙江人有缘呢?她们看了你的照片,异口同声说你漂亮。真滑稽,我从来不知道你是不是漂亮。好像这形容词用在你身上很不对头。你觉得我漂亮吗?

有一件事我最觉得可怕,就是我已感觉我在受环境的包围。我一天天和受苦的人们离远了。我记得你说过一句真理:人真是下贱,永远是自己受了什么才懂得别人的痛苦。我就是受得太不够了。我深深为我这几年担心。我要你解救我这危机,时常警惕我吧。将来,我愿你带我到一个苦的环境里,让我们常和受屈无告的人类站在一起吧。不然,又是那条循环不断的上层社会的老路了。

《大美晚报》编辑徐大春是我朋友,我可以订一份送科青。《星期评论》再打听。

顾耕,这次我答应你,假如我们能相见,我们一定去合照一张相。

 

王人美到我室来了,她就坐在我对面,非常朴素,完全看不出曾经是位红影星。有一次我们在上班时忘形地大唱起《渔光曲》来,惹得同事们侧目而视。真是两只“野猫”!

出国前的一个月(补述)

我终于办好了出国的全部手续,预订了7月4日启航赴美的船位。5月23日,顾耕从成都绕道西安,行经陇海路来到上海。6月初,我辞去了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务。堂姐安祥也在上海,和她的未婚夫相聚。蓉姑因腿伤住进了公济医院。没有长辈,安和寺路的房子就由我们几个年轻人随意占用。6月23日,我们跟着幼殊一道,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反内战”大游行。但更多的时间,是消磨在双栖双飞,遍游大上海。最常去的地方,是法租界一处不大的公墓,因为那里少人,最清静。6月里的一天,我们在徐家汇天主堂私下举行了订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顾耕在上天津工商学院时认识的一位劳神父(匈牙利人Ladani)。我们两个都不是信徒,但在那一刻,什么也比不上天主堂那庄严神圣的气氛,更能吻合我们与天国认同的心情。

 

那是怎样神志昏乱的一个月!原来打算冷静地讨论未来的计划全都一风吹。一对被爱火烧得迷迷糊糊的恋人,无比贪婪地攫住久别后难得的重逢,吝啬地享受着更久的离别前短暂而痛苦的相处。我们在情欲的惊涛中扑腾挣扎,几乎没顶,但到底还是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防线。他带着哭腔对我说:“我爱你,我不能害你。”7月4日,他送我上了“梅格斯将军号”(General Meggs)运兵船,朝着渺茫未知的大洋彼岸,渺茫未知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