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 远洋轮上

No.41 1946年7月5日 远洋轮上——北平

昨夜通宵电灯照亮着，起重机不停地发着巨响。可怜的孤寂的我翻覆不眠，为她心爱的孩子煎熬痛苦。

不要骗我，这一夜你怎样过的？晨起照镜子，又消瘦了多少？恨不能飞到你身边安慰你啊！

担念我吗？告诉你，我已差不多全好了，只感到一点虚弱。你再也不会想到昨晚睡觉前我过得多么愉快。在那闷热的餐厅中吃过饭以后，我信步走到上面甲板上去乘凉。全是金发碧眼红唇，也有少数中国人，但不认识。一个人在躺椅上躺了半晌，拾起旁边一份英文报来看看，又蒙着脸睡觉。这时候来了两三个中国女孩子，谈笑着坐在我旁边。我偶然听见一个名字“蒋志人”，原来这是蒋廷黼的女儿，南开中学同学。再看其中一个，十分面熟，几乎都叫得出名字，只不敢确定。迟疑了一会儿，我终于向前问一声，真巧！原来她正是张良华。在南开时虽认识，可不熟，还是刘君若介绍的哩。她立刻也认出了我。原来她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同新婚丈夫去阿根廷。整个晚上，我们就在一起玩。我们爬到船顶，站在一块圆台上吹风，唱歌。和她一起有三四个年轻孩子，其中两姐弟原来是陈衡哲先生的孩子，我今早才知道。大约八九点钟时，黄浦江上所有的美舰一齐放射探照灯，和岸上的相交织。在这青紫色电光的笼罩下，上海变成一座奇异的城市。我遥望着朦胧中的百老汇大厦，江海关钟楼，向西望，再向西望，我知道那个遥远的模糊的角落里有着我的顾耕，但犹如从一个世界望另一个世界，那是不可捉摸的真实了。除了偶然涌上一阵酸热外，我并不感到十分痛苦。唱得高兴，一切都忘了。一位加拿大神父被我们的歌声吸引过来，加入这个小集团，很有兴趣地听着，有时也跟着唱。我问他认识劳神父否，他说当然。我差点没滑出来一句：“他给我订婚的哩！”在船上的第一夜，就如此轻松不假思索地过去了。

现在吗？将近11点一刻。早上起来，还有过一度奢梦，以为船下午五六时才开，我还要下船，先到《联合画报》打电话给你，或者约在《文汇报》相见。也许这次会晤是蛇足？管不了那些。不料到9点多，船上广播：“从现在起，旅客一律不允许上岸。”罢了！断了这根丝，死了心念，倒也干净。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真正是离别了——虽然还在同一城市的范围以内。

我不知道还能在这间头等舱休息室坐多久。四周的圆桌差不多全给美兵占用，聚精会神打桥牌。少数的华人大概都是cabin class〔头、二等客舱〕客。听说我们不能来，但没人赶我，且乐得享受这块小天地。刚才看见Hockin夫人和小姐，谈了几句。更大的收获，我认识了李国钦先生的女儿，她和她丈夫及堂弟同去纽约找父亲。俞大、曾昭抡注1两老也见到了。熟人是越发掘越多，可是看到人家全是父母夫妇兄弟姊妹一伙儿走，更显得自己孤单。可是假如要我换他们中的一个吗？不干！为什么不乘这机会闯一闯？只要身体在健康中，我什么都不怕。今天我已渐渐感到这种勇气在恢复了。

注1： 俞大、曾昭抡，知名学者。曾昭抡为化学家，1946年任联合国原子能管委会中国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等。

但我不能忘掉你的痛苦。我知道，你是不能没有我的，正如我不能离开你一样。但你无法像我一样以新奇见闻排遣，你还得负着重量和生命的阻难肉搏。想起你在受苦，我的五内就在绞。可是理智上，我愿你吃苦。只是我恨我还不能陪你一起尝受就是了。

顾耕，娃娃！可爱的孩子，让我多叫你几声，虽然你听不见，但你会感觉到的。我知道，你一定会。你会觉得心上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安慰，在你灵魂中燃烧起勇气。

我不知道怎样寄这信，也许要带到日本或甚至美国去寄了。从今以后，这两颗可怜的苦恋的心又将给时间空间愚弄个够了。

12点整，大概要吃午饭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