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7 1946年1月3日 上海——乐山
到上海后还只给你写过一封信。可是如果你知道我在1945年年底怎样奔波,你就不该怪我了。当我看到报上有1946年元旦起改变外汇比率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顾不得人地生疏,开始尝试办签证手续,想乘这最后的关头把外汇买到,以后就可放心等船了。我这情形你大概不很清楚,我也懒得一五一十告诉你。总之,没有船票不得签证,没有签证就不得结购外汇。所以我向美国领事馆交涉,请求先替我签证。谁知一个问题没解决,倒引起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了。这也是说来话长,一句话,就是钱不够,还差2300美金。这个数目,请你算算合法币多少好了。所以,别说几个月,就是几年我也出不成国。你替我想想,当时我面对着这种面目狰狞的难关,数着一年最后几天,我整个陷入昏黑的绝望。30号是星期日,所有机关休假,29号我还在做临死的挣扎。明知绝少希望,但为了求自己心安,还拼命找人,钻洞,出卖唇舌。可是到了31号,我就死心塌地放弃了。一天不出门,坐在家里给爹妈写信。我不知道他们接到那信会怎样顿脚叹气。我实在没有精神充笑脸了。
元旦来了,1号,2号,3号,天天饿虎般地搜索那令人心惊胆战的报纸,可怕的消息居然还没有露面。我也就苟延残喘,得过且过地过了几天。以后,要从根本上解决我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作弊!为了通过美领馆,我可以先借一笔美汇,到了美国再行奉还。当然要物色这样一位债主不是易事,他得在美国,他得有这么多资本可借用,他得能信任我。唉,我真厌烦死了。为了这劳什子喝洋水,假如这次真的去不成,我也不惋惜。过两三年再去,和你一同去。
一个多月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你在大考吗?你该没有生病吧?这样徒刑般的长期隔绝,在我们分别后还是第一次。我简直不敢希望哪一天得到读你信的幸福了。要不要我恫吓你:假如三天之内我再失望,我就要想法忘掉你了!这真苦,彼此都苦。我们还是没有恋爱的好。
昨夜写到这里,也许太疲倦了,不能继续下去。今天阴冷,可是这时微微露出一点太阳光,让我抓住这线光明,寄给你。
我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你,简直无从说起。我的生活环境从南京沙漠换到这片丰裕的田原,收获确实不少,可也是一笔烂账,抽不出头绪。先给你说和我相处的人们。
大表妹是我们家里一个特殊人物,自小就爱穿着,女性特征发达,崇拜美国电影明星,特别是嘉宝。假如不是学音乐,受艺术陶冶,她会和世俗脂粉无异。在我来这里以前,她正为恋爱问题和蓉姑决裂了,蓉姑把她赶出去。正好她丈夫也和父亲闹翻了,于是一位大少爷和一位娇养小姐就在外面过了几个月流浪生活,吃尽苦头。最近大表妹才和她妈妈和解,虽说只是表面上的妥协。而她那位杨先生也弄了一个日侨管理处的肥缺,所以他们的小家庭也开始建设起来。这个冬天,大表妹已买了三件皮大衣(黑、白、棕三色),蓉姑一见她就唠叨,怪她不把钱用在当处。她们母女碰在一起,就有一出奇怪的戏可看。蓉姑是个十足的物质主义者,满脑子算盘,而且脑子里的活动完全都从口里说出来,丝毫不自觉她的不绝的话对于听众是多么boring〔没劲〕。女儿却有股横暴,不过自搬出去后客气多了。好,偶然大表妹回来一次,翻箱倒柜,抱走一大堆东西,其中有些当然是她自己的衣物琴谱,而有些就是公有的了。蓉姑于是发话了:“你把家里的东西都往你那边盘是吧?!……你自己买的便宜日本瓷器,没看见替我买一点?!明明晓得我需要这些东西!你那个老妈子不要,为什么不让给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找了许久的。真没有良心。”大表妹说:“我怎么晓得,你说你有人了嘛!”“你怎么不晓得!那个宁波人根本没有来。再说你自己怎么不用一个人?这样餐餐在外头吃也不是事呀!……”诸如此类,你我分得这样清楚,倒更像西洋人的作风。
昨天大表妹请我们到她虹口的家去玩,我们分头去的。我比蓉姑和幼殊早去一步,到那里已11点钟。大表妹才起床,披头散发,房中零乱无伦。你可想见我这位风骚表妹过着怎样一种慵懒的少妇生活。我给你描写她的装束:头发一直是电烫的,不过现在剪去了,系一条美国式的头巾,梳得风雅而略带明星味儿。身上穿一件华丽的锦缎旗袍,上面罩一件半中半西高肩细腰的短外套,最外面就是黑色的皮大衣。脚上一双窄窄的黑绒鞋,手腕上叮叮当当两只金镯子,是杨先生最近给她打的。对于她的性格,我最不能理解的部分也就可以拿这对金镯子代表。这太庸俗了。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她会这样浅薄,这和我不能理解她爱上杨先生这样一个青年一样。第一次见面,这位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极其恶劣。他太容易笑,让你觉得他轻浮,可是他又不太爱理人,让你觉得他自傲,没有把你看在眼里。他一股商人气,据说对事务很精明能干,可是好像没有一点文化修养。他站都没有一个站相,好像没有骨头,没有性格,可是据说他脾气很坏,就只服大表妹。在我看来,他对她态度也是那样随便,满不在乎,并不十分殷勤,也许是得到了就无所谓了吧。我真怀疑他们这关系会不会长久。
昨天又是一幕令人哭笑不得的谐剧。蓉姑和幼殊到那里已是中午,立刻一阵哇啦哇啦,又是看牙齿,又是买东西,又是幼殊下午两点要回家演戏,来不及吃饭。于是由杨先生领她们去日本医生处看牙,顺便吃碗日本面。大表妹却偷偷叫我和她一同去吃西餐,不让她妈妈知道。哪知走到街上碰见了,于是蓉姑大发议论:“我是看见人多(因同去还有两个朋友家男孩),怕你花钱,就马马虎虎吃点面算了。我是处处替人着想呀!”回来以后还反反复复念着面只有一口口,没有吃饱,可是为了替他们省钱,不肯吃第二碗。我默默地听了这些,觉得她真可怜。老年和窘迫,把一个人弄得这么小,这么天真,谁想得到这是五四时代北平学生运动的先锋呢?
虽然大表妹和我这样不相同,我还是非常喜欢她,大概只是那点音乐的联系吧。第一次见到她,一种说不出的温情和怜悯使我抱住了她。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才开始,而她却仿佛是一朵凋萎的玫瑰。她比我小半岁,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老半世纪。大概有感于我的热忱吧,在年三十那晚,坐在楼下客厅里,我们低声谈了一两个钟头。她告诉我和杨要好的经过。原来他们已有三四年的交情,而且是共过患难的。听她的故事,好像听一则凄切神圣的故事。可是这位杨先生实在引不起神圣之感。
大表妹钢琴实在学得不错,她已在学作曲了。可是你知道像她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不会培养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来的。我很想和她谈谈,好像没碰到时机。有一次我有点冒昧地问她:“你对于音乐还是很有兴趣吧?”话一说出我立刻知道不对,可是收不回了。她好像有点怪我似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我只好继续说下去:“你预备以后继续学作曲是吧?我觉得一个音乐家和一个文学家一样,学理固然重要,生活也重要,因为自来大作曲家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提取材料,假如他不去接近真实的生活,他所创作的纵使技巧很高明,也是空洞的,没有力量的。”我只暗示到此,说不下去了。大概我和她还太生,不好一下就点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她深谈。对于突破人与人间的距离,我往往有那么一股狂劲的。你自己就经历过,是不是?
该睡了。写了一下午还只谈到一个人,真不划算。下次谈我第二个表妹,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资料。在谈到她以前,先问你:昆明学潮事件在武大反响如何?尽你所知详细描述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