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8 1946年1月10日 上海——乐山

这一次是你把我苦坏了。昨天蓉姑交给我那封信后，我在挂号单上盖了章，用一个月来所没有的健步奔下楼，交给邮差，又奔上楼。啊，那绿衣人儿多可爱！他真是一位天使，孩子心目中的圣诞老人。

原来已经是No.36了，以前的四封信到现在没有到手。其实在离渝和离京前都曾关照过收发室，可是我每到福州路办公处必问有没有从南京转来的信，每回都令我失望。但愿这是邮递过慢，不是遗失才好，尤其那封有你妹妹（堂妹）照片的信。

说起你堂妹，我常生一些有趣的幻想。你想，假如一旦我有机会去一趟北平，做个不速之客去叩你家的门，和妈妈第一次见面，该是种什么情景？她莫明其妙地望着这位陌生的女客，听到她自称“媳妇”，会疑心她是骗子吗？其实，骗去了她儿子的爱情，和骗子又有什么不同？

科学青年会的确是一个值得好好做的事业。假如能够把全国这许多无声的有心人集合起来，确实能为国家做点儿事。看你们那会章，这个组织的抱负相当大，前面的困难也必定极多。首先我所想到的是分子和经费问题，或者总称人事问题。你说现在还只限于工院同学加入，文法学院同学见科学二字就退避三舍。这当然是初办时的坏现象。一种社会事业怎么少得了文法人才呢？但这缺陷以后必能弥补。可是跟着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更棘手了。当你这事业办得蒸蒸日上，颇有前途时，那些投机分子就来钻营了。那时必定有许多劣种混进来，把一个公家的东西利用来遂私愿。于是，这个机构越庞大，分子也越复杂，这一架生了锈的机器就要推不动了。至于经费，在开始的几年里一定大伤脑筋的。这不是政府机构，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援助，又不像基督教青年会有外国人做靠山。募捐吧，谁肯信任你这几个无名之辈创办的看不到成绩的组织？所以，我以为理想举得高固然无妨，最紧要的却在如何从近处小处踏实做起。我相信你这次并不是冲动，可同时你也得留意观察你的同伴们，他们是否也一样冷静周密，而不是一时好新鲜玩玩的。我们不应当过于慎重从事，那样我们将不敢走一步。不过，最好一生中少遭受几次失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可怜的，哪经得起浪费？那短短几个月的夜校工作给了我不少教训。原来当时不觉得，教训是要在事后反省才体会到的。说来真有点可耻，我们给了人家一点什么？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是没有意义的。要做得从大处着手，从总开关着手。在重庆时有一次看到报上一小则警语，印象极深。可惜忘了抄下。大意就是说当总机关关上时，拼命忙着换灯泡，换电线，是白搞。我们必须认识清楚，不能白搞。这儿我忽然想起我们以前常争论的那个问题来了。我所以坚持认为做一件事，“为人”和“为己”两种动机之别在此。当你一味热狂地推动一件事，不计较它能否成功，只拿“反正我尽了我的力为人”的想头来宽慰自己，然而事情一败涂地，这和根本没有做有什么区别？夜校的经历永远在我记忆中嘲笑我。当时我也曾让心头燃烧的火光照着我摸黑路回家。回想起来，那段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过做了我个人生活上的佐料而已。离开学校虽不过半年（我不敢说踏入社会），表面上似乎一无所得，可是我已经变了不少——我失去了幻想。为了我的文艺前途着想，这损失是莫大的。《萦》那样的作品虽曾被我所不齿，现在却再也写不出了。一方面固然惋惜，另一方面也可庆幸。我由自己意识中的“超人”变成了“凡人”，闹“眼高手低”的笑话的危机减少了。时常想到一些少时怀大志，老来一无所成的人们的悲剧而打着寒战，天助我们别蹈覆辙！

到上海后给你的两封信都写得很空泛，没有涉及我自己的生活，你大概不很满意。这次赔偿你吧。你知道我是住在蓉姑家里，可是实际上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舅舅那里玩。你该没想到我还有个舅舅在上海吧？你更想不到这个舅舅只比我大六岁吧？说来话长。他是妈妈同父异母弟，可是和妈妈感情极好。刚抗战时就入了军校，毕业后参加作战，在宜昌襄樊一带，吃尽了苦，受尽了危险，结果害了很重的痢疾，引起胃溃疡，才告病回上海休养。这胃病一直折磨了他四年，今年才没有发，渐渐好了。

他叫袁昌雄（可想而知，不是吗？），我叫他厅舅（因为他是我外公任山东财政厅长时生的），从小就以顽皮出名。十岁时爱上屋顶，爱玩枪，大了爱运动。记得抗战那一年他才20岁，到珞珈山住我们家里，大表妹二表妹也在。他总向我们女孩子卖弄他胸脯和两臂的肌肉。十足一位阔少爷，可是丝毫没有纨绔气。爱玩，爱捉弄人，可是保持威严，不容人亲昵。如今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一样天真、豪爽。我生平没有怕过什么人，可是奇怪，我竟有几分怕他，也许总有个辈分的戒惧吧。不过的确他也具有令人敬畏的地方。自信力是他性格中一种强烈的因素。当他板着脸不笑也不说话时，谁也不敢惹他。这种震慑力也许是做军官训练出来的。他并没有受很深的教育，大学都没念完，但他聪明，善用人。艺术素质极高。他根本不识音符，却能弹一手动人的《月光曲》，能随意给一个曲子配伴奏。他和我们一样爱古典音乐，知识也很丰富。单就这点他就不是肤浅的人。在政治认识上，当然不能希望他有什么深刻的见地。不过大概是凭一种单纯的不满现状感，他也有六成左倾。然而在生活作风上他又是讲究享受的，爱用外国货，不懂省俭，仍然大少爷脾气。

他和妈妈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喜肤浅的表现。他的未婚妻告诉我，当他接到我的信时，快活得一路笑着出来：“我的外甥女来了！我唯一的外甥女！”在上海的几年中，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亲人哩。他非常喜欢我，所以也不住地和我开玩笑，每次我到他家（其实是他未婚妻家），他总调摆吩咐弄这弄那给我吃，说是“填鸭子”。怕我衣不够，亲自上街给我买衣料做丝绵袍。他的未婚妻顾萦小姐只比我大一岁半，也把我当个孩子般地关照。一到他们家，我简直失去了那个含蓄而略带点儿孤高的自己，变成一个完全在大人们控制下的无能的小孩。连我睡觉时顾萦小姐都要看我钻进被窝，替我关了电灯才走。这虽别是一番滋味，到底靠自己的力量闯惯了的人有点过不惯啊！

顾小姐的家庭单纯而高尚。父亲是西医，苏州人，母亲则是普通家庭妇女。她也是去年才毕业的，念震旦外文系。两个弟弟念大学和高中，都是有教养而稍嫌文弱的孩子。难道苏州人都是这么文雅秀气吗？厅舅在她家简直是个彗星。而我和顾小姐在一起也显得粗壮如牛。可是她真可爱，纤秀温柔得像一只白鸽子。我先没有想到上海女学生中也有这种端庄淑静的大家风度，还是家庭的影响大啊！她学了三年钢琴，可是我觉得她音乐天分并不太高，她有的只是纯洁而质朴的心灵，善良的心肠，易于满足，不慕虚荣，但她缺乏火，缺乏澎湃汹涌的生命狂涛。她做厅舅的太太是再好没有了，她是体贴得无微不至，而厅舅是非有一个人替他料理不可的。他们两人已有十年的交情，像姊妹一样。厅舅害胃病时，就躺在她家养病，以后就住下去了。现在他俨然以家长自居，叫我去住，吃，玩，好像就是他自己的家。但我心里总不能完全泰然，我和沉默寡言的顾先生的太太是太生疏了，和她弟弟们也无话可说。

我说要告诉你我的生活，结果还是给你描写了两个人。实在除开这些与我的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们，生活也是空的。关于二表妹幼殊，这次又来不及谈了，因为这题目涉及太广。我可以说，介绍她，就等于介绍了上海学生界的活动。

1月6日那天中午，在沪的武大校友开了一次聚餐会，到了34人，还有几个未到的，可见校友在上海的很不少。那天会上情绪很好，大家决议成立校友分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之一，担任一个特写寄到武大周刊（？）上，借此和母校取得联络。这篇东西我还没写好，好像很不容易写得精彩。

陈家盛你该知道吧？也许不。他是政治系毕业的，绰号Little gentleman〔小绅士〕，短小精干，在学校时和他并不熟，只听舆论批评，对他印象极坏。所以他追绍温，我总替他帮倒忙。绍温本来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可是他对她表现得那么坚贞不二，她也不由得非常感激。去年年底四个月内，他去过三次成都，而且最后一次是由上海去的，因为他将要出国了。绍温心中存着强烈的矛盾，我在重庆时写信给她，还力劝她不要动摇，可是想不到现在这位受我无情地暗伤的人，倒极热心地帮助我。假如他知道我写过那样的信，不要恨死我吗？和他在一起，我总有种忘不掉的惭愧，因此也就格外觉得他好起来了。他现在是等护照下来就走，而他这个出国机会完全是自己挣来的。他做译员时很得一个美国将军的赏识，那老头子在去年回国前就要设法把他弄到美国深造。所以他的情形和我完全不同，他在费用上不成问题，美领馆也易于通过，现在只是中国政府方面费点儿周折。知道我正在为出国忙，他自告奋勇陪我跑了几处地方，非常关怀我的事。你想一个人正在瞎撞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助你一臂，这种情形是太可感了。而现在他探知我行不通的原因后，竟想出一个方法来替我解决。他写信给那位将军，请他拨2000多元借给我，他说凭他们的情谊，这点帮助大致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不是真借。这封信已经寄了，结果如何当然不能预料。假如我的出国问题真因此解决，他不是成了我的恩人？世上的事真奇怪。

我调上海总署的事至今还没完全弄好。昨天才见到卫生委员会主任，他答应这两天替我设法。本来再等等也没关系，只是不弄妥，我就不好写信给陶先生。已经半个多月了，他会不知道我究竟是存什么心。

在上海我看过一次电影，听过一次音乐会，看过一次文艺晚会。参加后者，也不过想见识见识上海文化人怎样活动。原来也无聊得很。赵景琛简直是个小丑。柳亚子是个大炮。张骏祥的《后方的话剧事业》还算有内容，此外都是耍猴把戏。

不写了，下面空白画点儿玩意儿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