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与挑战

对于一个过去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来说，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反抗对象存在，而是和党一起纳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之中。这就使得共产党处在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的角色，重新界定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照搬计划经济模式没有为党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计划经济为执政党设定的全能主义任务，和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任务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在党内许多人的眼里，这个党既然能够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同样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种观念，是在执政后30年继续沿用革命党模式的认知基础。

显然，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的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和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由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只是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使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地向前发展。第二，社会成为除了政党、国家之外生长起来的另一个领域，即公共领域。市场的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均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这一部分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说，社会为国家和政党所取代、吞噬，或成为附从。现在，对公共领域的重现，使执政党面对的关系由一对（政党与国家）变成了三对（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第三，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

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可以看出对这种转变的全面思考，表明党对作为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这是“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

这种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挑战，表现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1．党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源自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经人民同意的，是历史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人民的选择往往受时间推移的限制，而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上选择的结果，不等于人们永远认同这个结果。随着时光流逝，参与到革命中去或耳闻目睹了革命的一代人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曾有的革命越来越陌生的新生代。尽管可以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强化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汲取，历史之页终归要翻过去。当革命带来的政治红利逐渐消失时，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便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其次，合法性基础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之所以支持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承诺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会。因此，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越来越紧密地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联系起来。合法性的高低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党实现这个承诺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上，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既然实践已证明计划经济无法持续提供这种合法性，转向市场经济就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维持支持。民主政治意味着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掌权者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体现人民和执政党之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就是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会越来越成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2．党的功能

政党具有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如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等。政党虽然都履行这些功能，但受党的目标的引导，这些功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例如，在不执政特别是与执政集团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充当与其他阶级和政党进行斗争的工具，以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其基本指向是斗争和冲突。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国家表面上是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执政党不能不承当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设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鼓励社会各方的合作，其基本指向是整合。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各种诉求被刻意压抑，利益被人为地简单化了，执政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而且经常是强制性地要求人们的利益整齐划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加上新兴传媒的发展，社会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普遍地出现了政党活动空间受到压缩、政党地位日渐衰落的趋势。与利益多元化相应，人们的思想也多元化了，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接近，使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意识形态因素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吸引民众，赢得支持。这种情况，使得以强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政党在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功能都大受影响。

3．党的活动方式

在民主革命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自己设定了确切的指令性的任务和目标。党围绕这些任务和目标调动资源、动员民众，以便最终完成这些任务，达到预期目标。在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利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力推动执政党各项决策的实现。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市场经济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行。除了上面所说的执政党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经济外，还衍生了一系列其他问题。例如，在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量资源，包括土地、生产资料、交换的权力等都是掌握在党组织手里的，农民对党组织有强烈的依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由过去的公社社员变成了独立的经营者，过去以村为单位的党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都大为下降。在城市，企业成了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产品和目标都依据市场而不是由党的指示来决定，党组织不可能再对企业发号施令。与此相应，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关系，个人不再受企业约束，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这种变化实际上也蔓延至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关，个人的角色由依附于单位（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单位所有制”）的“单位人”越来越变成了“社会人”，使得主要依托“单位”存在的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不能否认，由于依然保留着庞大数量的国有企业，执政党手中可供调动的资源之多，是其他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所无法相比的。但是，即使如此，由于这些企业也必须按市场基本规则运行，党的活动也已无法按照过去的方式展开。相当数量的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

4．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利益诉求落到了实处，从而激发了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等式表示怀疑。在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最容易受到质疑的是两条：第一，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怎样才能体现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革命党的模式不但有替代性民主的特点，而且并未为民主参与留下足够的渠道。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但执政党如何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执政党自己在当家作主，缺乏体制的支撑。因此，在人们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情况下，原有的关于党的领导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解说似乎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脆弱起来。第二，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国家权力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止权力腐败？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由过去处处受权力的压制，变成了权力的掌控者。对于权力集中，党内普遍认同毛泽东的说法，认为权力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与此同时，对权力的约束却被大大忽视了。根据党的传统理论，权力为什么人服务，关键在于权力由谁来掌握。共产党掌握政权，能够保证权力控制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手中，也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虽然根据这一理论，党向来极其重视各级执政骨干的培养、选拔和教育，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中缺乏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系统。于是，随着经济发展、可供分配的国民财富增加，腐败现象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更进一步来说，如何防止党因为掌权而成为用权力来进行自我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今都是困扰执政党的难题。此外，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国家治理革命，也给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带来了新课题。国家治理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权力向社会分散，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即使是公共权力，也不都由政府一个主体来行使，而是更多的公民作为行使权力的主体参与进来。这无疑加重了执政党的责任：它必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传统的党的建设模式显然无法担起这种转变的重责。

5．党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动员曾经是党最得心应手的手段，在组织力量对抗国民党统治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政党组织一样，群众组织也是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对社会进行高度行政化的控制，是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无疑对这种状况直接构成了挑战。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据有关统计，据民政部消息，截至2016年一季度，全国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到66.48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2.9万个，基金会484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3.1万个。这里面还不包括比这个数字多数倍的未登记的各种组织。但是，执政党发现，这时候的民间组织，已然和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同。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为了某种公益目的而成立了这些组织，因而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把它们当成执政党或政府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来操控和利用。面对迅速兴起的市民社会，执政党甚至在思想和观念上都缺乏准备。不少人较多地看到市民社会发展过程带来的负面因素，倾向于把它看作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削弱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和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影响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因而习惯于采用压制的办法，给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种种情况说明，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理顺。